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在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展开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17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并参与了交流和讨论。报告议题涉及建筑考古理论与方法、新石器至明清时期的建筑考古研究等方面。

与会代表合影

　　10月23日下午为专委会报告和讨论第一场，以建筑考古理论与方法、新石器时期至秦汉建筑考古为主题，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林源教授主持。

　　林源对建筑考古信息采集与记录是否可以参照建筑遗产信息采集与记录的工作方法进行了探讨。她认为建筑遗址考古发掘是一件历时性工作，不应只记录最终结果，对建筑遗址的信息记录应贯穿考古发掘全过程。通过对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复原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提炼分析，举例论证在建筑遗址信息采集与记录的工作中，应尽可能科学、有效、全面地记录遗址信息，如遗址准确的空间位置关系、具体的数据、有效的剖面信息等，从而建立完整规范的建筑遗址信息采集与记录工作流程，为后续其他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充分信息，奠定基础。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汪芳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和黄河下游黄淮海平原为例，剖析这两类典型流域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水关系影响下聚落演化规律。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展示了人水关系和聚落择址的起初状态和人类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而在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界区域，如何在取水之便和抵洪之灾之间达到平衡，是流域聚落宜居营建考虑的重要问题。不同流域聚落的发展规律，启示人们关注流域人水关系的关键因素及其动态演化过程，可为流域建成环境演化方向预测和调控提供借鉴。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周学鹰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鲁迪通过较为系统地回顾和梳理中国建筑考古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以中国建筑考古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代表性成果和技术方法为纲，进一步厘清和提炼中国建筑考古的特色路径，指出建筑考古不再仅仅是强调其对象是建筑，或是强调其在某一学科领域里的成果和贡献，而是包含遗址、遗迹、材料、空间、技术、环境、文化等多层次的跨学科互动研究机制，提供植根于建筑本体全周期历史乃至当下现世价值的新的研究视角和认知模式。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王天艺通过对甲骨文“宫”构型方式的辨析，认为“宫”字表现的是应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地面式房屋。新石器时代这种前后室房屋流行于黄土高原地区，被称为“吕字形房址”。在黄土高原地区龙山晚期社会复杂化的背景下，将前后室布局理念用在了高等级礼仪建筑的建筑实践中，创造出具有前后室布局的大型礼仪建筑。象形文字“宫”，很可能就是贵族阶层以此类建筑为模拟对象而创造的。“前堂后室”为周人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规划思想的重要内容传承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通过文献梳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使用高大台基已成为学界普遍印象，但从考古资料看，春秋时期的建筑台基依然是“三尺之阶”，直到战国中期的建筑台基高度仍没有大的突破。他指出，目前所知的战国时期的高大建筑台基，都集中于战国晚期，应是在铁器逐渐得到普及后，生产力全面发展推动下的结果。自秦统一后，虽核心建筑仍以高大台基为主，但低台基却一直是一般建筑、甚至重要建筑的主流。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肖灿通过整理秦汉简帛文献中的建筑史新材料，指出秦汉简帛文献里保存了大量建筑相关的重要信息，例如：城内外布局、单体空间形式、建筑制度、画图为计、用材用工、营建修缮、防火防盗、运营管理、吉凶观念等。这些详细、真实的信息，为秦汉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研究方向。

第一场报告情况

10月24日上午，为专委会报告和讨论第二场，以南北朝至隋唐两宋时期建筑考古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对北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太极殿、永宁寺佛塔进行了复原。阊阖门城门楼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三重楼，门前左右双阙对称分布。曹魏和北魏太极殿面阔12间，北周太极殿面阔13间。太极殿与东、西堂之间有东、西閤门，閤门之上有飞廊（上閤）。永宁寺塔为土木混合结构，第四圈柱础以内为土坯、立柱和横木混砌的方形塔心实体，第四、五圈柱础之间，为木塔初层环绕塔心实体的殿堂式回廊，每面面阔9间，即“三门六户”，推测塔高约133.7米。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姚庆以石窟、砖塔、基址、墓葬、明器等北朝时期的房屋类建筑史料为研究对象，讨论台基、柱、斗栱、屋顶、瓦件等建筑样式特点和技术发展。他指出，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具有简约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体现出多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效儒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瓦件进行分期研究。其中板瓦分期为：第一期约东汉晚期至孙吴建国初期（公元195年～229年），板瓦凹面纹饰种类多样，富于变化，与中原地区东汉晚期绳纹板瓦纹饰具有显著不同；第二期约孙吴建国后至西晋时期（公元229年～316年），板瓦呈现出从纹饰复杂多样向较为统一的凸面绳纹凹面布纹和凸面绳纹凹面素面转变；第三期约东晋至南朝时期（公元317年～589年），板瓦主要为凸面光素凹面布纹板瓦，凸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纵向瓦楞纹或刮削痕迹。筒瓦与板瓦分期一致，各期筒瓦纹饰特征的变化趋势与板瓦也基本一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任羽楠系统整理考古材料，提出合理的定量分析工具，对隋唐长安皇家木构建筑的间架尺寸、柱础柱径、瓦件尺寸的等级制度予以完整复原。分析将建筑分为殿堂、廊屋和亭榭进行分析，指出隋唐长安皇家木构建筑的心间面阔、柱径柱础、瓦件在尺寸方面存在等级制度，复原出心间面阔的六个等级，柱础柱径尺寸的六个等级，瓦当、筒瓦、板瓦尺寸的七个等级，以及三者在不同规模的木构建筑基址中的使用规律。其复原成果为判定隋唐长安皇家建筑的等级提供了量化标尺，同时为这一时期不同地域之间的木构建筑制度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生长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馆员王书林系统梳理隋唐东都和北宋西京宫城中所见建筑遗址材料，选择三处代表性的门址——朝寝分区门、院落外门、院内过门，分析功能需求，总结形制要素，讨论等级差异，并结合相关建筑遗址、地面木构建筑和图像史料，指出木构门址的平面呈现出左右封闭，前后通畅，并在通进方向对位布置踏道，构架使用分心结构等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该研究为考古遗址中木构门址的辨识、门址功能与结构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线索和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俞莉娜在梳理山西临汾、运城地区宋金墓葬仿木构形制的时代变化基础上，确定了稷山马村砖雕墓的绝对年代区间。进而根据墓葬间铺作次序、阑额形制、扶壁栱、跳头横栱、翼型栱、昂型、耍头型等仿木构大木作细部形制，和门窗组合、格扇形式、格眼做法等小木作细部形制的表现差异，并佐以对砖雕装饰题材及组合，以及砖雕模件制作技法的对比分析，从而排列出6座墓葬的年代早晚关系，得出了马村砖雕墓建造时间在金代初期至金代晚期之间的结论，并重新认识稷山马村砖雕墓群的布局规律与地区特色。

第二场报告情况

　　10月24日下午，为专委会报告和讨论第三场，以宋元至明清时期建筑考古为主题，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主持。

　　袁东山指出，“形胜”反映了宋人对空间的理解、认知、改造、利用，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分别体现美学和军事价值；“斡腹”为蒙军作战常用围猎战术，后演变为蒙古汗国征服西夏、金朝、南宋的以包抄为核心的总体战略。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是大空间利用的典范，最终使得忽必烈走上历史舞台，改变了军事和政治思想，建立了元朝，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天下一家”的政治思想、完善的治理制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蒋晓春对宋蒙山城和高句丽山城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在选址、规模、布局、设施等方面相似，皆位于水陆交通要道，并且构成有中心、有重点的多层级城防体系；均注重对山体的选择和利用，与山城级别和战略地位相匹配；城池均随山就势建造，平面不规则，内部格局也无固定模式，但因地制宜建设了符合需要的军事、行政、生活等各类设施。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宋蒙山城的选址更加讲究，山城体系更为完备，城防系统更加复杂有效。宋蒙山城与高句丽山城反映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筑城防御理念和技术得到各民族的共同认可，并不断发展完善。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治刚介绍了奉节下关城遗址发现的两组明代建筑基址。每组建筑基址的建筑朝向和建筑布局基本一致，均以甬道为轴线（轴线方向北偏西9°），自东南往西北修建多级台基，台基逐级抬升形成多重院落结构，院落外围均有高台建筑护卫。结合建筑基址的建筑布局、营造方式、年代、碑刻及文献记载，初步判定两组建筑均为明代瞿塘卫右千户所公署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JZ1极大可能是碑记中所述的“听政堂”“寝息退思堂”等最核心的公署建筑群，JZ2则可能为旗纛庙。该建筑群的发现对研究明代卫所建筑的布局与营造、卫所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研究员徐海峰指出“最小干预”“真实完整的保护”是考古工作的前提和核心原则，考古部在故宫院内造办处、隆宗门以西、断虹桥、慈宁花园以东、长信门西北、东长房等多个地点开展了考古调查、发掘及信息记录工作，通过考古实践完善了紫禁城考古的理念、方法，丰富了考古手段，包括跟踪调查、严密监控、精细化发掘、“保护性回填”并地面标识等。基于紫禁城考古的一系列成果，对紫禁城地下遗存有了基本了解，也加深了对紫禁城考古理念、方法的认识，更加明确文物保护思路贯穿紫禁城考古的始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张剑葳的博士研究生赵雅婧以北京大学藏一函七册《圆明园内工则例》为参考展开了文献与实物的对照研究。该报告以石须弥座、装板石等考古所见实例为石作作注；以地基刨槽刨坑、地钉木桩为例揭示出考古发掘的解剖沟能使土作系统的操作链呈现出更完整、更丰富的面貌；以方砖等砖类为例，讨论了考古实物用料的误差。该研究加深了对《圆明园内工则例》若干具体做法的理解和认识，使之在建筑史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为后续田野考古工作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参照系。

第三场报告情况

　　每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别就田野考古遗址测绘、信息记录、早期建筑前堂后室院落格局的来源、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建筑台基发展过程、瓦件组合方式、用瓦尺度和使用位置、宋蒙山城的方向和营建等内容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强调了考古现场参与的重要性，就建筑和考古的进一步融合合作提出了新的展望。

会场交流与讨论

　　会议最后由钱国祥做学术总结。他指出，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学术界对建筑考古学的关注，有考古新发现、新认识，考古发掘工作体现出新理念、新方法，展现出较高的考古技术水平；有深入的综合研究，资料梳理系统完整，体现出独到的观察视角和深度思考；还有对建筑考古理论与方法的梳理和探讨，展望了建筑考古的学科融合和发展前景。

钱国祥研究员作学术总结

　　报告内容所涉及的时段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地域范围覆盖黄河、长江流域，包括城址、墓葬、宫殿、建筑院落和单体、建筑材料、建筑文献等丰富的建筑考古研究材料，展现了考古学与建筑学多学科融合的良好态势和广阔前景。本次学术研讨会内容丰富、气氛活跃、讨论热烈，为推动建筑考古学进一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建筑考古专委会致力于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未来会组织更多学术踏查、学术会议等交流活动，促进学科融合和建筑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

会后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钱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