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至25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根据大会议程，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于23日下午、24日全天于陕西宾馆会议中心B1-13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龙门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国海德堡大学、海德堡科学院等1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8位学者参会。

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与会代表合影

　　根据会议发言内容，会议分为“佛教遗址考古发掘与调查”“造像、碑刻与刻经”“石窟寺营造与功能”三组议题展开研讨。第一组包括吴哥周萨神庙与茶胶寺、龙门香山寺、杭州圣果寺、吐鲁番吐峪沟石窟、邺城核桃园与赵彭城佛寺、重庆石佛寺与二佛寺等遗址的新近考古发掘与调查成果，系统介绍了遗址平面布局、分期与年代、营建与重修改建过程、寺院出土遗物及其学术意义。第二组包括对洞窟壁画与单体造像题材的考释；对单体石雕造像质地的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汉藏刻经遗存的整理与研究；碑林石刻资料在使用时对原始出土地点和镌刻时间应有的把握。第三组包括对石窟造像商品化订制、石窟改建与工匠集团分布范围、洞窟内部照明、石窟寺遗址外景变迁等问题的研究。

　　一、佛教遗址考古发掘与调查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元林研究员系统总结阐述了吴哥文明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他认为吴哥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的突出表现，是以稻作农业文明为基础，拥有大型水资源管理工程与技术，具备畅通有效的交通系统和杰出的石筑艺术，以及权力与信仰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拥有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和朴素的手工业文明。上述因素共同促成了吴哥王朝的国家形成与发展。同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区域地位，宗教文化传播和人文商贸文化交往在吴哥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有多元文化因素。新时代新形势下，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与综合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必须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文明观的视野下深入解读吴哥文明。

　　龙门石窟研究院裴佳丽馆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河南洛阳龙门东山唐代香山寺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该遗址位于龙门石窟东山南段，为龙门石窟文化区系内一处重要的寺院遗址。遗址范围内自南向北为地势逐次升高的三层台地，三级台地各存在一夯土台基。1963年，当地考古工作者对第一级层台地西侧区域进行了局部试掘。2016年至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龙门石窟研究院对香山寺遗址进行重新发掘，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于第三级台地发现了一号、二号建筑基址，出土了黑光瓦及螭首、石门等较高级别的建筑构件、石雕佛教造像、四档线刻四神纹饰的石棺等遗物。香山寺遗址的发掘对了解龙门唐代寺院群落的演变过程、寺院形制布局、佛教瘗埋制度等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媛副研究馆员系统介绍了2018年至今浙江杭州圣果寺遗址千佛阁区域和主体建筑区域的考古发掘收获。该遗址依山就势，与凤凰山、钱塘江和西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由寺院主体建筑区域、千佛阁区域与崇圣塔三部分组成。主体建筑区域主要发现了五代至宋代的夯土台基、砖砌台基包边、础石、方砖铺地和大型砖砌排水明沟等遗迹。根据遗迹相互关系，推测主体建筑区域至少包含自下而上的三级台基，台基间最大落差达7米，其砖砌台基包边、排水明沟等遗迹为探讨吴越国至北宋建筑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材料。千佛阁遗址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窟前建筑遗址，共有三层台基，前有庭院，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半，后与崖壁相接。崖壁上现存的西方三圣大龛，是杭州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西方三圣造像龛。崇圣塔为最后一进主体建筑，现已基本确认了遗址位置。圣果寺遗址依山就势，错落布局，是吴越国山地佛寺的典型代表和石窟造像与地面佛寺完美融合的典型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窟寺考古研究室夏立栋副研究员介绍了2023年度新疆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的考古发掘与初步研究成果。在2017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为配合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组建联合考古队，继续对沟东区南部遗址进行发掘，确认其为一处西州回鹘时期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寺院依山而建、上下四级，目前已发掘区域为僧院区，遗迹类型包括讲堂、僧房、庭院、廊道、山体护墙等建筑，封堵改建现象较为复杂，可分为前后三期。出土金铜佛像，汉文、回鹘文佛教写经，花押，毛笔，砚台，念珠，棋枰，木质建筑构件，纺织品等一批珍贵遗物。该遗址各层级山体护墙沿山体缓坡继续向南延伸，有待进一步勘探、发掘。该寺院遗址的发掘对于全面认识吐峪沟佛教寺院遗址群的分布规律及其内在关联、西州回鹘时期寺院形制布局与功能分区、西州回鹘佛教石窟寺营建中心的变迁等问题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窟寺考古研究室何利群副研究员以“邺城佛教寺院与城市里坊结构的发现与探索”为题，介绍了邺城队围绕探寻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范围和布局这一中心课题，先后发现和发掘了邺南城赵彭城北齐大总持寺和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这两座寺院遗址皆为中国内地进行系统发掘的少数几座中古时期的国家大寺，其形制布局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同时，赵彭城佛寺与核桃园佛寺的发掘和寺院名称的比定对于认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的城市规划及里坊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两座寺院之间约400米的空间经考古发掘，基本确认为隋代赵觊墓志所记的北齐明堂园遗址。而核桃园佛寺南北跨有两个里坊，则与北齐大庄严寺由清河王高岳府邸改建而成有关。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牛英彬副研究馆员全面介绍了2020年以来，重庆市文物研究院先后开展的3处石窟寺遗址考古发掘和25处摩崖造像点调查和测绘成果。江津石佛寺遗址的发掘厘清了该石窟寺的功能分区、整体布局和发展沿革，揭露了包括龛前建筑在内的数座规模宏大的南宋殿阁遗迹，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宋代寺院遗址之一。合川二佛寺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的发掘，发展了“古今重叠型”建筑遗存的考古方法，采用小探坑、小探沟的发掘方式，将崖面和地下遗迹相互结合，初步明确了与二佛寺摩崖造像相关的宋代寺院建筑平面的大体轮廓。潼南万佛岩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的发掘，揭露了唐宋时期的龛前建筑及明代寺院建筑基址，对于认识川渝地区唐宋时期柱廊型龛前建筑具有重要价值。渝西和三峡地区开展的以唐宋时期摩崖造像为主的石窟寺调查，为构建重庆石窟寺文化序列和时空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还发现了三峡地区摩崖造像与盐业遗存、渝西地区摩崖造像与县城遗址的分布有高度的耦合性。

“佛教遗址考古发掘与调查”专题讨论

　　二、造像、碑刻与刻经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夏朗云研究馆员认为麦积山北周皇家洞窟第4窟第7龛前廊顶部存在“未生怨”壁画，但未见西方净土变壁画和塑像与其相互呼应。而北周散花楼前廊正壁上方七佛龛上方共绘28身大飞天，可能为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所遣、护佑向往西方净土信众的“来迎二十五菩萨”，在空间布局上正与“未生怨”壁画关联对应。“未生怨”壁画与来自西方净土的“二十五菩萨”彼此关联，并以“二十五菩萨”为纽带，省略了西方净土变壁画，在窟外空中借用了西魏第127窟中的西方净土变壁画。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继习副研究员以“北朝白石造像的设色”为题，讨论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地区选用白石造像的原因。一是可以利用白石独特的质地，营造佛教造像特有的定式与情节。敷彩时刻意“留白”巧妙运用了佛教造像仪轨中的色彩要求。以白石底色表现人物肤色，是白石造像的主流技法。二是将中国传统白玉信仰移植到白石佛教造像，以白玉的珍贵性与佛教装饰尚白的习俗相结合，营造并强调造像的“神圣性”。南北朝时期曲阳一带以白石为新疆白玉的替代品，被发现和赋予了新的宗教内涵及价值。三是试图打通佛教与传统五行观念，白色可以同时代表西方与佛教两种概念。参与造像的传统文化精英及普通石匠认为“白色”更适合表达佛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窟寺考古研究室杨筱助理研究员以唐宋时期圣观自在菩萨造像题材为主线，认为圣观自在菩萨是汉传密教中诸多观音的总体代表，对理解唐代大量密教因素传入以后观音信仰的承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汉地已知最早实例为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中唐白石圣观自在像，推测与不空、惠果一系在肃宗、代宗宫廷的传法活动相关。晚唐时期，绵阳北山院摩崖造像出现中和元年（881）前后开凿的圣观自在龛。该龛补凿于三圣僧龛之中，分别代表观音与化身，共同彰显了观音信仰。北宋初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木刻版画亦见《圣观自在菩萨》。就所附仪轨来看，此时圣观自在信仰由个人觉悟转向现实利益，反映了这一时期密教大众化的新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效俊研究馆员通过将两京地区寺院所出纪年佛教艺术品及龙门石窟造像与日本寺院造像题材和样式的比对，论述了和铜三年（710）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后，平城京内外的佛寺受到武周风格的影响。八世纪初修复的国家寺院法隆寺金堂壁画受到武周佛寺殿堂艺术风格影响，五重塔塔基塑像体现了武周时期佛舍利崇拜与艺术风格。圣武天皇时代（724—749）接受武周佛教后，建立起佛教信仰及崇拜形态。东大寺是接受吉备真备、僧玄昉、菩提迁那等人从唐朝带回最新武周佛教信息后建造的国家寺院，主尊卢舍那大佛以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为原型。

　　西安碑林博物馆樊波研究馆员围绕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有关长安开元寺的记述，以陕西出土石刻材料为中心，探讨了长安开元寺的来源、金元时期的基本状况、是否存在“官塔院”等三个问题。有关长安开元寺的来源和创建，认为唐长安城中并无开元寺，开元十六年后兴唐寺代替大云寺承担起官寺的职能。金元时期的开元寺是长安城中的重要寺院，《类编长安志》记述了重建开元寺南三门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八年，《石溪和尚道行记》的内容不仅证实了义琼和尚确有重建开元寺南三门之举，同时又补充了义琼和尚修葺北三门的讯息。最后，利用《僧任崇鼎塔铭》《刘处士碑碣》等石刻资料，论证了开元寺“官塔院”的存在，并对其具体位置、僧人名讳、田庄设施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文博学院张长虹研究员介绍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刻经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东部的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等地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石刻内容既有图像又有题记。此次着重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刻经进行了收集整理。这批刻经的内容包括《普贤行贤愿王经》《无量寿宗要经》《般若心经》《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等，有些经不止出现在一个地方，而是多处刻写。上述佛经均是吐蕃时期非常流行的经典，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也有类似抄本发现。不仅如此，这些佛经同时还有汉译本，有些藏译本可能译自汉文。通过对这批古藏文刻经的整理，探讨其内容、译本存世情况、出现背景，可进一步了解吐蕃时期该地区汉藏佛教的深度交流与交融。

　　德国海德堡科学院蔡穗玲（Sueyling Tsai）研究员介绍了中德合作“中国佛教石经”项目及现阶段成果。中国佛教石经结合了信仰实践、美学创造、环境哲学思维等各种力量，是中国古代佛教信徒为人类留下的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除此之外，中国佛教石经所存佛经版本常早于各经的写本或刻本。因此，对中国佛教石经各个方面及其所处环境作全面、系统的调查、记录、存档与研究是人类刻不容缓的责任。自2004年起，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以及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等单位与德国海德堡科学院针对山东省、四川省、陕西省的佛教石刻佛经进行了联合调查与研究，已以中、英双语出版《中国佛教石经•山东省》（卷一至卷四）、《中国佛教石经•四川省》（卷一至卷五）、《中国佛教石经•陕西省》（卷一）等学术成果。

“造像、碑刻与刻经”专题讨论

　　三、石窟寺营造与功能

　　安岳是川渝地区石窟及摩崖造像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特别是进入宋代，安岳与大足更是成为全国范围内少量的仍在开龛造像的区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副研究馆员、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晶鑫助理研究员结合千佛寨、净慧岩等遗址的多处题记与造像内容，讨论了当地著名工匠集团——文氏家族对唐、宋造像的改刻情况。这一现象对于探讨宋代川渝地区大足和安岳两个造像中心地位的转换，以及相关社会经济等历史背景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凤飞（Francesca Monteith）讲师以“石窟寺的照明研究”为题，认为近年三维建模和照明模拟技术的进步为讨论考古情境下照明设计与空间功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石窟寺院，原初拥有色彩绚烂的绘画和造像，又保存于原位、整体形态完整，实为研究这一议题的绝佳的材料。同时，视觉感知又是空间体验的关键因素。其依据现有物质遗存和模拟照明数据，对五至八世纪上述地区石窟建造之初的照明形式进行分析，讨论了在不同潜在照明情况下，信众在石窟中的可见内容，并据此分析了照明对石窟功能的影响。

　　宋代以后的陇东、陕北地区石窟寺中出现了许多工匠信息以及他们开凿石窟寺活动、工匠工价等内容丰富的题记，为探究当时的石窟寺经济提供了珍贵资料。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文斌教授以黄陵万安禅院第1窟为例，将洞窟题记与造像内容两相比对，认为该窟为活跃于这一地区、专门从事打窟的介氏工匠集团所开，并采用商品订制的形式，由众多施主选择不同壁面的不同位置先后进行造像，造像者需向工匠付出不同价位的工钱。通过对该窟建造过程的细致分析，可以探讨宋代该地区由石窟寺开凿到造像雕刻而产生的经济问题。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景峰教授利用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以及罗寄梅等在敦煌莫高窟调查时拍摄的莫高窟照片资料，结合莫高窟现今样貌，对该遗址的外貌与崖面位置、洞窟形制及建筑、洞窟塑像、洞窟壁画等几方面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与比较，并以第220窟、第217窟、第96窟北大像为个案，分析阐述了百余年来的莫高窟外观的变迁过程。

　　此外，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王宏研究馆员在20年来南京城市考古及六朝建康城复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城市考古的视角对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进行重新审读，对运渎流经区域与走向、六朝运渎位置、运沟与运巷及其与相关佛教遗存的位置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

“石窟寺营造与功能”专题讨论

　　“载驰载驱，周爰咨谋”，纵观本次分组研讨，与会学者立意于学科长远发展，覃思博议，议题内容丰赡详实，理念视野宏远高阔，专题研究精深允切，呈现出四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注重对窟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将窟前遗址与洞窟本体作为整体考虑，研究其形制布局、功能类型与空间规划设计理念。二是开始对石窟寺考古研究理念、方法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和积极拓展，尝试将聚落考古、景观考古的研究理路引入石窟寺考古研究领域，注重研究寺院与城址内里坊、道路网络系统等其他类型遗址之间的内在关联。注重研究特定区域内石窟寺院群落的类型、等级、功能及其内在管理运作机制。三是整合碳十四测年、洞窟壁画颜料分析、植物考古、木材考古、胡语文书释读、图像学等多学科合作研究成果，研究石窟造像商品化订制、地方工匠团体与地域石窟营造传统的流变等问题，展现出石窟寺考古强化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四是国际化合作研究进一步强化，德国海德堡大学、海德堡科学院雷德侯和蔡穗玲团队长期与中国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对四川等地的佛教刻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同时培养出一批佛教考古、佛教美术专业人才，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学术研讨会议现场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李崇峰 李裕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