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下午，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30余位代表和40余位旁听人员，参加了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共听取了19场会议报告，内容包含近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进展。

研讨会现场

　　通过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近年来全国各地新发现旧石器地点数量显著增加，为实证中国“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证据。本次汇报的考古新发现主要来自陕西、西藏、新疆、广东和浙江等地。近五年来在陕西省秦岭南、北两侧和黄河中游地区新发现旧石器遗址和地点200余处，系统发掘了洛南夜塬、南郑疥疙洞等重要遗址，构建起了110多万年来古人类旧石器文化发展演进的基本框架。西藏自治区在藏北和藏西取得重要进展，通过对尼阿底、梅龙达普等遗址的发掘，初步揭示了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的不同石器工业类型的文化面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在罗布泊地区新发现数千件石制品，获得了该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直接证据。广东省在南江流域发现超120处旧石器地点，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与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浙江省北部太傅庙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罕见的石构建筑遗迹和人类脚印遗迹。这些新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引人瞩目。

第一组专题研讨

　　张改课委员首先介绍了陕西省近五年来旧石器工作的进展。主要工作思路是整合全省力量，聚焦现代人类起源与石器工业发展核心问题，深化陕南秦岭山区和拓展渭北黄土高原地带的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的团队先后在秦岭山区调查新发现旧石器遗址50余处，发掘南郑疥疙洞、洛南夜塬等重要遗址，进一步彰显了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祖脉的历史地位。在南郑疥疙洞遗址发掘中，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和共存关系清晰的小石器工业系统的石器，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在洛南夜塬遗址的发掘中，首次完整揭露了洛南盆地第二级阶地部位厚达24米的地层堆积物，发现了国内十分罕见的、距今110万年-10万年期间长达百万年、基本连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更加有力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不间断的人类文化史。相关的研究工作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秦岭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古人类的生存环境背景。渭河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带曾是陕西旧石器考古的薄弱环节，五年来通过有计划、分步骤的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先后在黄河西岸及黄河支流无定河、北洛河、石川河、千河等流域新发现旧石器遗址110余处，填补了许多区域旧石器遗址分布的空白，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地区近百年来旧石器遗址十分稀缺的局面，为陕西省黄河流域旧石器遗址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料，通过翔实的地层年代学证据，将渭北黄土高原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距今5万年左右上溯至距今60多万年前，进一步实证了黄河流域在中国远古人类演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及其驱动机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和公众广泛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人类在地球第三极的探索、适应以及定居，是现代人扩散的重大事件。高原腹地西藏自治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目前大多属于旷野遗址，广泛分布在各个地区。它们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石制品大多为地表采集，缺乏详细的地层和年代信息；石制品数量较少，难以展开专门研究，也难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其文化面貌。

　　张晓凌委员以《青藏高原腹地早期人类活动》为题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在藏北和藏西取得的一些重要进展。比如，在羌塘高原发现、发掘并研究的尼阿底遗址，代表了早期现代人距今3-4万年前踏足世界屋脊的事件，刷新了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征服高原极端环境的最高纪录，为进一步探索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发展、人群迁徙与交流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联合考古队通过对梅龙达普、切热、苏热和各听等遗址的发掘，初步揭示了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的不同石器工业特点和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与之相关的石核石片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的源流与演化等科学问题。此外，本项工作通过发掘建立较为完整的包含人类活动信息的地层剖面，提取高分辨率的年代学和古环境学信息，从而探索早期人类开发和适应高原的时间、动因与方式。

　　王春雪委员汇报了新疆罗布泊地区史前考古新进展。他指出新疆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史前人类迁徙和生存演化的活跃地带，其中位于塔里木盆地最东端的罗布泊地区是历史时期中国与中亚诸国之间东西交往、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南北来往的重要节点，也是史前东西方石器技术与人群交流互动的交通枢纽。以往罗布泊地区人类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青铜时期和汉晋时期。为进一步探索该地区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相关证据，2016年，依托“罗布泊地区自然和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调查”项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罗布泊地区新发现10处石器地点和数千件石制品，获得了该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直接证据。采集的石制品绝大多数来自于地表，类型多样，包括普通石核与石片、细石叶石核、细石叶、两面器、石片和工具等。加工石制品的原料种类多样，以燧石为主。石器技术以典型的细石叶技术为主，其中还存在部分石叶技术的产品。从区域内相关地点的年代来看，这些以细石叶技术为代表的地点应处于末次冰期至全新世中期。通过对罗布泊地区细石核的研究，发现该地区细石核存在一个楔形—棱柱形—锥形细石核的稳定的技术传统，其最大的特点是开发块状毛坯而非华北地区常见的开发片状毛坯，并且缺乏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船型细石核。通过对比阿尔泰地区部分遗址的石器组合和年代资料，王春雪认为罗布泊地区的细石叶技术并非直承华北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传统，而与中亚、阿尔泰地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新疆罗布泊史前考古的新进展对于认识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中期新疆地区乃至中国的细石器技术特点与分布格局提供了新材料，对研究当时人群的适应生存能力和人群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佐证，对研究当时欧亚大陆人群的迁徙融合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刘锁强委员汇报了广东岭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新发现，该地区更新世旧石器文化主体上属于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早期文化以往在广西的发现较为丰富，晚期至旧-新过渡阶段文化则在广西的柳州、桂林等地以及广东的封开、阳春及英德都有典型遗址的发现。近年在广东境内连续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为研究岭南地区更新世石器文化、华南——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2012年开始在南江流域开展区域旧石器专项调查，以郁南磨刀山遗址为代表的南江旧石器遗址（地点）群的发现，填补了岭南东部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及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的空白，磨刀山遗址的石器技术与文化面貌与百色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截止到2023年，在南江流域已发现的石器地点超过120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与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2016年至2018年，对英德青塘遗址连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建立了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为进一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诸多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尺。从中更新世早阶段到全新世初期，岭南旧石器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与统一性，同时，不同时期的石器工艺与文化面貌也体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虽然从早至晚整体上以砾石石器工业为主，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小型化、石片石器工业的出现以及陡刃砾石石器的发展，都表明岭南地区更新世石器工业传统具有复杂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为讨论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提供了文化上的视角。

　　徐新民委员报告了浙江省长兴太傅庙遗址的考古新进展。该遗址位于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2002年1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浙江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时发现。2022年4月至2023年9月，对该遗址进行抢救考古发掘，总面积约700平方米，共发现4处遗迹。在发掘区南部的上文化层中，发现一排2组由西向东的人类足迹，脚印共计26个，总长度约24米，大部分步幅约80厘米。在人类足迹北侧发现一组共计7个可能为大型哺乳动物脚印遗迹，总长度约10米。这些人类足迹，其年代晚于临时营地石构遗迹的年代，目前在国内旧石器时代非常少见，而且是负重由东向西走向水岸边的行为，对于研究人类日常生活行为和生存状态具有重大意义。发掘区北部的下层上部，发现临时营地石构遗迹和疑似火塘各一处。临时营地石构遗迹呈东北-西南向，平面略为椭圆形，其上覆下蜀土、下伏网纹红土。该遗迹长约11米，宽约6米。其东北、西北和东南边缘的石标本排列呈条带状分布，同时在条带状中发现7组疑为柱洞的小石圈，内径约20厘米。从该遗迹内石标本的分布状况分析，以及埋藏学、遗址形成过程来看，自然营力无法形成如此整齐的聚集布列。在石构遗迹东南侧，发现疑似火塘，从已揭露部位观察，该遗迹平面可能为椭圆形，长轴约130厘米。经光测光初步测定，临时营地石构遗迹年代在9-7万年之间。这个人工性质明确，年代处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略呈椭圆形的临时营地石构遗迹，目前在中国是唯一的一处，世界上也少有，可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成并开始定居生活的萌芽，对研究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成、建筑启蒙等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遗址共出土石标本近400件，来源于附近河漫滩的砾石。这些石标本中有少量的石核、石片、断块、砍砸器等石制品。采用锤击法生产石片和修理工具，石制品组合为南方砾石工业。这个组合，与浙北地区西苕溪流域的石制品工业组合完全一致，为南方砾石工业。

　　研究新进展方面，参会代表立足内蒙古金斯太、乌兰木伦，广东青塘、河北爪村、山西下川、陕西龙岗寺、广西那赖等遗址，汇报了石器工业、石器功能、遗址空间利用、实验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同时还针对勒瓦娄哇技术、细石叶技术、鸵鸟蛋壳装饰品利用模式、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文化生态环境背景、史前制玉工艺等进行了专门探讨。这些研究新进展，代表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新动向，展现了研究者精深的理论和实践功底，有助于推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更好发展。

第二组专题研讨

　　李锋委员研究了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的文化序列及其反映的旧石器时代技术扩散，该遗址是中国北方一处重要的早期人类洞穴遗址，保存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巴达拉胡嘎查，北距中蒙边界约20公里。以完善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序列、探讨欧亚大陆东部人群扩散与交流为主要学术目标，2021年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开展了对金斯太遗址的新一轮发掘。新的发掘在保持2012-2013年地层划分框架的基础上对遗址地层进行了细分，将第2层划分为五个亚层（A-E），第4层划分为五个亚层（A-E）、第5层划分为三个亚层（A、B、C）、第8层划分为5个亚层（A-E）。同时，新的发掘也揭示出遗址洞穴不同部位地层堆积分布的复杂性，如洞内野外可识别的堆积层数明显多于洞外。结合系统的光释光和碳十四年代测定，发掘团队构建起了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距今约3千年的年代框架。遗址第7-8层距今约4-5万年，出土有莫斯特组合特点的石制品遗存；第5-6层距今约2.6-1.8万年，出土较多的动物化石和石片石器遗存；第4层距今约1.3万年，出土丰富的细石叶遗存；第3层距今约7000年，出土少量的石镞和石片石器遗存；第2层距今约3000-4000年，出土丰富的陶片、骨器及少量的青铜小件。金斯太遗址所在地区是欧亚大陆东部沟通东西、南北的重要一站，是研究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中国北方和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文化互动的关键地区。新的发掘收获进一步显示出遗址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潜力，为东西方古人类迁徙、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考古实证。

　　马瑶以内蒙古乌兰木伦遗址发现的骨制品为对象，通过使用实验和微痕观察对其进行功能研究。骨器一般认为是现代人行为和旧石器晚期的重要标志，对研究古人类行为特别是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骨制品的功能研究还不多，原因一是骨制品发现较少，二是骨骼硬度不高，使用痕迹难以保留和观察，但作为人类在获取肉食资源的副产品，动物骨骼非常容易获得，是古人类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之一。在旧石器考古遗址中，动物化石（包含骨制品）也常常是与石制品共出的主要遗物类型，其中就包含进一步加工和使用的骨制品。该研究开展的骨片使用实验主要进行了切、锯、刮、削、钻这五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并作用于不同硬度的对象，尝试评价和建立其作为工具的潜在可能性以及产生的使用微痕。研究者发现，打制骨片在使用后可以观察到特定的使用微痕和光泽，不同的使用方式作用于不同硬度的加工对象有所差别。虽然会受到使用刃缘角度的影响，但打制骨片因在使用过程中极易磨圆而影响使用效率，不利于长时间使用。在骨器的使用功能实验中，骨器的两面微痕变化相比于骨片较不明显，但同样极易磨圆。将实验结果与乌兰木伦遗址出土的骨制品进行对比，证明遗址骨制品多数存在明显的可鉴别微痕，其使用方式主要为刮削和切锯，但利用率不高。该项研究一方面为骨制品的微痕观察提供可供参考的实验数据，其考古标本的观察结果也丰富了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行为的认识。

　　邓婉文委员对广东英德青塘遗址黄门岩2号洞地点进行了功能分区研究。黄门岩2号洞地点（以下简称HM2）堆积较厚且连续，可见明显的活动功能分区。HM2洞口中心部位的⑦层堆积包含大量经灼烧的动物碎骨，堆积年代大致为距今2.1万年，推测可能为古人类于限定区域集中用火并处理动物资源的行为模式。与⑦层大致同时的东⑥系列地层中也可见密集堆积的动物骨骼残块，似为靠近洞壁的垃圾堆填区。两大堆积区距离2-3米，其中利用巨型石灰岩块作天然隔离，反映了史前洞穴居址的功能分区特征。HM2洞口偏西部位的⑤层堆积发现有密集分布的各类石制品，堆积年代大致为距今1.6万年，不仅出土有大量断块碎屑、石片、成型石器，还有经水洗拣选而收集的数百件微小型石片。各类石制品在大致3平方米、厚度约20厘米的堆积范围内尤其集中，推测为当时打制修理石器的专门区域。此外，HM2洞口东南角残存的胶结堆积中也可见明显连续的灰堆分布，出土有经灼烧的动物骨角、形制独特的砾石器、穿孔蚌器、大量螺壳、还有数量较多的碎陶片，反映末次冰消期以来HM2洞口持续的人类活动。黄门岩2号洞地点存在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特定时期内的遗迹与遗物共存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特点表现了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人类利用洞口岩荫作天然遮蔽、并因地制宜安排各项活动的史前生活场景。以广东英德青塘遗址黄门岩2号洞地点出土遗物与遗迹的空间分布关系为切入点，为探讨旧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古人类生活居址功能分区、微观聚落形态或曰家户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与例证。

第三组专题研讨

　　王法岗委员对河北迁安爪村86020地点石器工业进行了研究。该遗址发现于1986年，地点位于河北省迁安市爪村村东南。1988年11月至1989年春季开展第一次发掘。发掘发现丰富的石制品、骨制品与动物骨骼。骨制品主要为一件磨制骨针和一件削制的骨锥，骨锥表面饰有规律的平行斜向刻纹。石制品为主要文化遗存，类型丰富，包括锤击、砸击石核、石片，细石核，石叶，细石叶，各式刮削器、尖状器以及圆头刮削器、拇指盖刮削器、雕刻器等。细石核类型主要为锥形、半锥形以及不规则形，部分细石核剥片技术成熟，台面经过精细修理，通体布满细石叶疤痕。圆头刮削器、拇指盖刮削器为主要石器类型，发现有精制品，器型稳定，可能采用压制法修理。整体观察，该遗址的石器工业体现出石叶与细石叶技术共存的特点。文化遗物埋藏于滦河第二级阶地的中下部，2015年发掘剖面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cal.27.8-24.3 ka BP，文化层的年代为cal.27.6-26.6 ka BP，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土动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2.6万年前后。遗址位于华北北部、燕山南麓冀东地区的山前地带，处于华北与东北交流的重要通道上，该遗址发现的细石叶技术制品也是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阶段的相关石器技术遗存，为探索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传播以及古代人群的交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刘吉颖探讨了下川遗址MIS3阶段石器功能与人类行为多样性。不同环境背景下现代人行为的多样性是目前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MIS3阶段是现代人行为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爆发期，展现出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下川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文化层（cal.44-30 ka BP）出土了大量赤铁矿原料和研磨工具，与火塘遗迹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在保存现代人行为信息上具有明显优势。其出土石器类型多样，以燧石为主要原料，为探讨遗址上丰富的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本研究以富益河圪梁遗址下文化层（cal. 43-33 ka BP）2014年出土石器为对象（n=76），通过模拟实验和微痕分析揭示其功能，结果表明大部分工具没有特定功能，灵活用于不同资源的加工和利用。研究还原了工具维修再利用的过程。加工木材是该遗址出土燧石石器最突出的功能，包括刮、削、锯、钻等一系列工序，显示出木质资源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本研究还发现了加工骨制品（刮骨、钻骨、刻骨）和皮革（刮皮）的痕迹，体现出石器在工艺活动中的重要性。屠宰也是燧石石器的一类常见功能，证明遗址上存在对于动物资源的处理。加工矿物类物质的圆头刮削器皆以砂岩为原料，表明其与燧石工具存在功能上的差异。本次微痕分析弥补了遗址在保存有机材料上存在的局限性，为重建MIS3阶段下川遗址人类活动的多样性提供了有力途径。这不仅有助于复原下川遗址本身的功能，对于认识现代人在中国北方环境背景下的行为多样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夏文婷委员对陕西汉中盆地梁山龙岗寺遗址第1地点的石器工业做了专门研究。梁山龙岗寺遗址位于盆地西南缘的丘陵台地之上，20世纪80年代因采集到手斧、手镐、石球与砍砸器等重型砾石工具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第1地点2015-2016年的发掘共揭露10个层位，获得石制品共7621件。遗存埋藏年代应属于距今60万年代中更新世至距今10万年的晚更新世早期。该地点石器工业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这主要体现在原料利用、器物尺寸、剥片修理技术与工具组合几方面。石制品原料整体以石英为主，且利用比例从早到晚有所增长，凝灰岩与石英岩有少量使用。石制品尺寸均以小型为主，中型次之。锤击法是主要的剥片与修理方法，在少数产品上可识别出砸击法的应用。工具组合均以小型刮削器为主，另有部分雕刻器、凹缺器、尖状器、石锥等，砍砸器与重型刮削器也见于多数层位。但在剥片方法、工具类型等方面则可观察到一定的变化。在第4层及以上层位中，也就是进入中更新世晚期后，简单剥片石核为主的同时，向心剥片石核有所增加，可能意味着剥片组织性的增强。此外，手斧、手镐与大型石刀等大型切割工具（Large Cutting Tool）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表明工具类型的多样化。总体看来，龙岗寺遗址第1地点的石器工业文化面貌在中更新世早中期表现出较强的连续性，而在晚期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多样。该地点的考古发现明确了汉中盆地重型砾石工具的埋藏年代，连续的地层堆积与丰富的文化遗存为揭示区域中更新世石器工业特点提供了关键信息。

第四组专题研讨

　　冯小波委员分析了广西百色盆地内那赖遗址石器工业。目前，百色盆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有164处，分布于右江区、田阳县、田东县和澄碧湖水库等四个区域，主要有上宋、百谷、六合、六怀山、杨屋、那赖、枫树岛、南坡山等遗址。这些遗址或地点大都埋藏于第四级阶地的砖红色土壤中，旧石器和玻璃陨石属于同一原生层位，依据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中心对玻璃陨石测年数据，有学者认为遗址的埋藏年代不会晚于距今80万年。那赖遗址发现的石器类型丰富，有加工工具、原料及素材、砾石（石核）石器、石片石器；以砾石（石核）石器为主，以石片石器为辅，砾石（石核）石器可分为砍砸器、手镐和手斧，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制品岩性以沉积岩为主，火成岩次之，变质岩最少。石器均为硬锤锤击法加工而成，石器大多为单面加工，两面加工的石器不多。该遗址是一处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的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的手斧，它的制作比较粗糙，用硬锤锤击法加工而成，大多为砾石石器。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百色盆地具有代表性的史前遗址之一。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器组合中，除手斧外，砍砸器占据了主导位置，器型较为厚重且粗大，大多数为单面加工，加工方式较为简单。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是至今在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且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的砾石石器组合，它们甚至具备了与西方的阿舍利技术同样的技术与手段，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挑战了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所划定的“莫维斯线”。

　　李昱龙委员对勒瓦娄哇技术中预制台面进行了实验观察。他认为预制台面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预制好“龟背状”的剥片面之后，还需要在剥片面的一端预制出台面，进行首次勒瓦娄哇石片的剥制。勒瓦娄哇石片台面遍布小疤，并呈现“宪兵帽”(chapeau de gendarme)状凸起，这种特殊的台面特征也被认为是勒瓦娄哇技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实验过程中，针对“宪兵帽”台面形成原因，台面预制对剥片成功率影响，循环剥片策略中的台面预制等几方面的问题，着重对预制台面进行了观察和分析。通过实验分析并结合遗址中发现的勒瓦娄哇石核、石片，发现了一系列规律，如：1.“宪兵帽”台面的产生；2.循环剥片过程的台面预制；3.剥片面预制过程中的台面预制。实验观察可以对勒瓦娄哇预制台面的特点、形成过程以及在石核剥片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可以为我们更好的认识遗址中发现的勒瓦娄哇石制品提供帮助。

　　岳健平委员对中国东北北部旧-新石器过渡的文化生态进行了研究。我国东北北部地区主要包括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区域独特性，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考古学文化区。研究基于新近发现的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考古遗存，探讨东北北部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中人类文化系统的发展历程，并在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探究其原因与机制，构建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研究表明，在东北北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中，史前人类的石器技术、生计模式、流动策略和栖居方式等文化要素协同演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阶段性的特点，显示出与更新世末期-全新世初期气候环境变化的相关性。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以细石器技术为主导的石器工业和狩猎采集的经济形态在该地区长期延续。距今约1.5万年开始，随着博令-阿勒罗得（B?lling-Aller?d）暖期气候向暖湿发展，东北北部史前人群在承袭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工具生产技术，开始运用磨制技术和陶器技术，并伴随着对石料和鱼类等本地资源的强化利用，以及流动策略向群体流动性相对较低的集食者模式的转变。这些文化转变在全新世初期持续深化、拓展，并最终在东北北部地区发展出以定居和渔猎采集经济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第五组专题研讨

　　方启委员对细石器及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其内涵。研究初步建立了策略选择模型，明确细石器技术是以标准化和模块化为核心的动态层序化策略选择集合。细石器是依托细石器技术的人工石制产品，满足标准化和模块化核心需求，具备迭代性和开创性的技术表象。并依托策略选择模型设定“体系-系统-组合“三级分类办法，以剥片技术或修理技术创新形式为标准，细石器技术可分为以剥制细石叶为本的细石叶细石器技术体系、以截取技术为本的几何形细石器技术体系和以琢背修理为本的琢背细石器技术体系，对应产出为细石叶细石器、几何形细石器和琢背细石器。其中，细石叶细石器技术体系依据核心策略分为楔形石核技术系统、船形石核技术系统、锥柱形石核技术系统，而各系统下又因策略组合方式的不同进一步细化。同时辨析“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时代”、“细石器传统”、“细石器工业”等组合词汇，呼吁科学规范使用。基于上述概念，将进一步推动细石器年代指征性问题和文化表征性问题的研究与探索，搭建全球细石器分布序列并建立细石器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仪明洁委员分析了细石叶技术起源、二元分化及环境驱动因素。旧石器时代晚期全球气候波动显著，海因里希事件、末次盛冰期等气候事件频发，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拓殖了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地，展现出强大的文化适应力。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细石叶技术是该时期人类适应气候和环境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学术界围绕细石叶技术产生很多讨论，其中起源、技术演变及技术类型的区域分布是被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在细石叶技术的起源问题中，产生不同观点的原因之一是对于细石叶技术概念、内涵的不统一。若以压制法作为细石叶技术的核心要素，难以辨识出最早阶段的压制产品是最大的缺陷所在，因而在实践层面上，细石叶技术的判定应重视石核和产品形态、技术生产流程、产品的使用意义、强调剥片策略分析，不应限定细石叶的剥制方法。细石叶技术可分为初始、成熟、简约几个技术发展阶段，压制法的运用是细石叶技术成熟的关键，虽然不同阶段下的细石叶产品标准化略有差异，但其细小化的特点决定了使用功能上的区别并不显著。末次盛冰期时，华北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日本北部等所构成的“北方区域”形成分别以船形石核、两面预制的楔形石核为主的二元分化格局，末次盛冰期后虽然出现文化上的交叉融合，但是两个区仍存在以宽、窄楔形石核为主的现象，二元状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成熟、分化与H3、H2、末次盛冰期几次冷事件间有较好的耦合关系，显示出环境驱动力仍然是导致史前人类生存策略变化的关键因素。

　　赵潮委员对中国华北早期细石叶工艺遗存的分期与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该研究通过对近年来华北地区新发掘的一批早期细石叶遗存进行综合分析，并重新审视早年的发掘材料，将华北早于1.8万年的细石叶工艺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距今约2.75-2.6万年，是细石叶技术在华北的雏形发展阶段，细石核形制多变，不固定，细石叶与石叶遗存共存，且石叶遗存在整体石制品组合中占比较高；第二期距今约2.65-2.45万年，这一时期细石叶技术向标准化方向发展，各种定型化的细石核普遍出现，仅有少量石叶与细石叶遗存相伴出；第三期，距今2.5-1.8万年，细石叶技术朝向进一步微小化发展，并不见石叶遗存相伴出。通过将华北早期细石叶遗存与邻近地区同时期石制品遗存进行对比，显示出华北第一期细石叶遗存与同时期蒙古-西伯利亚地区流行的小型化石叶遗存有较为密切的技术联系，第二期至第三期细石叶遗存体现出更加明显的本土化的特色和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轨迹，表明细石叶技术在华北地区的出现既非本土小石片技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非外来技术的直接移植，而是由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小型化石叶技术南下传播，并经过本土化改造而形成，具体表现为华北先民利用了从石核预制到平行循环剥片等一系列经典石叶技术体系的操作步骤，但采取了压制技法，从形制更为微小的石核上剥取尺寸更小、更为规整的细小薄片作为镶嵌使用的刃口零部件。细石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与华北先民应对环境变迁而做出的技术组织策略调整有密切关系。

　　宋艳花委员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鸵鸟蛋壳的利用模式做了探讨。至少在距今5万年前，非洲和北亚为代表的地区已经有了人类非食用性利用鸵鸟蛋壳的实例，其向周边的传播和交换等被视为现代人扩散的重要指标。在中国鸵鸟蛋壳装饰品极为罕见，目前仅出土于距今3.4万年前或更晚的中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和鸽子山遗址、河北泥河湾盆地于家沟、虎头梁、马鞍山、瓜地梁、西沙河和南家沟等遗址。其中关于类型学的讨论，涉及到成品的大小和类型。首先，类型一定程度决定了成品的大小。其次，串珠由早到晚呈个体和孔径逐渐变小的趋势。而关于制作技术的讨论中，涉及到从蛋壳原料采办、（前期变色处理）、修整-钻孔-修型（或钻孔-整形）技术、（后期变色处理）、穿系方式、使用功能，一直到废弃的整个技术过程。蛋壳原料采办：是否采集本地鸵鸟蛋壳？是的话人类更可能使用孵化后的蛋壳；是否汲取蛋液后才利用蛋壳？是的话蛋壳内没有孵化特征；是否曾用作盛水或烧水容器？是的话会有火烧痕迹，当然也会衍生人类着意烧烤变色行为。于家沟古人类就既采集了鸵鸟蛋壳原料，也可能取食蛋液，并用壳作容器进行了加热。修整-钻孔-修型（或钻孔-整形）技术：“修整”无法严格定义，所以两个程序没有必要严格区分，而且如果出土遗物中仅有成品的话也无法有效辨识其制作程序。水洞沟遗址中较丰富的蛋壳碎片表明两种制作程序并存。变色处理：包括热处理和矿物染色两种。先期排除饰品意外废弃火塘的情况或后期埋藏条件的影响，在柿子滩遗址中热处理技术出现比较早，后来才有了矿物质染色记录，但水洞沟遗址中更早出现了矿物染色现象。这里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有些染色也许是人体彩绘或服饰彩染的并生现象，而非着意为之，毕竟蛋皮表面相对光滑，不容易被“浸染”上颜色；二是热处理对象是蛋壳原料、饰品毛坯、还是成品？也就是说，热处理处于饰品制作的哪个阶段。穿系方式：材料所限，研究较少。但柿子滩遗址提供了部分支持，并复原出来单绳单孔、单绳双孔、双绳单孔和多绳单孔四种穿系方式，相应形成以串饰和坠饰为目的的多种穿系方式的组合。使用功能：这里主要是关于佩戴还是缀饰的讨论。目前研究结果更多支持个人装饰品，即用于佩戴的阐释。但柿子滩遗址的早期吊坠中，穿系和磨蚀痕迹更多集中于正面，反面不易识别，也许也用于缝缀在衣服等的表面。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佩戴的缝缀实验结果加以辅证。总之，鸵鸟蛋壳饰品作为一种特殊材质、特殊功能的存在，其来源和扩散、技术类型和功能的相关研究都将为进一步探索世界范围内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

　　赵海龙委员应用旧石器研究方法对史前玉器制作技术进行了探讨。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玉器最久远，最连续，最著名的国家，其中史前玉器的发生、发展对后世影响非常重大，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从物理性质（如色泽，韧性，硬度等），玉器既属于石器，又区别于一般的打制、磨制石器。但是，从技术工艺的角度讲，旧石器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一般石器研究，同样也应该适用于玉器的研究。应用“操作链”研究方法，模拟实验方法，微痕分析，量化分析等方法，有助于解决问题并获得更新的认识。从器物生命史层面，史前玉器可经历如原料获取，开料、切割、钻孔、打磨、抛光，使用，废弃，埋藏，出土被研究等等生命流程。而切割，钻孔，镂空，雕刻等基础的制作工艺是常被关注的内容，也是研究的重点。通过旧石器的研究方法，对解玉砂的工作原理进行了微观分析。随后以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朝阳半拉山遗址、甘肃武威海藏遗址、浙江良渚文化等玉石器为例，对钻孔、镂空等工艺进行了模拟实验研究和量化分析。他认为史前先民在玉器制作过程中本着“刚柔并济”，而非单纯“以柔克刚”的理念。微型管钻技术在凌家滩时期就已经出现，线锯镂空技术应最早出现在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时期比较流行，但工艺并不成熟，北方红山文化中有镂空现象，但未见线镂技术。齐家文化晚期可能已经出现了金属工具参与玉器钻孔的现象。

　　会议现场讨论热烈，与会人员分享了新发现、新成果，交流了新理念、新方法，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凝聚出了工作的共识，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专委会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王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