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宾馆盛大开幕。23日下午至24日，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紧紧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这一主题在B1-5会议室组织开展了分组研讨会。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31家考古文博机构的35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进行学术报告23场。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的学术顾问柴晓明、杜金鹏研究员分别到会进行了学术指导。同时，还有媒体记者、学生旁听了报告。

研讨会现场

　　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英民在开幕致辞中对出席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会的各位学者同仁表示感谢。他指出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今年刚刚成立，是第一次参加中国考古学大会，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考古遗产研究是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亟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各会员单位在以后的工作中深入开展学术研究，不断加强考古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运营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提升考古遗产研究、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

柴晓明、杜金鹏作学术指导 孙英民致开幕辞

　　本次分组研讨先后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研究员、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孔德铭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李政研究员、含山凌家滩遗址管理处唐军主任、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吴健研究员、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胡继忠副研究员分别主持。研讨会的讨论议题包括考古遗产的价值研究、考古遗产的理论探索、考古遗产活化利用案例分享、城市考古遗产保护模式探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与运营模式探索等。

研讨会主持人

　　一、考古遗产的价值研究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了具体阐述，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分四个大的时期。通过近200个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确定新发现祭祀坑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200至3000年（商代晚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陶器、象牙等，充分反映了古蜀先民的冶铸技术、造型艺术、生业形态、宗教信仰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信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它不仅展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特性和高度发达的水平，还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从多样性、复杂性并最终走向一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副馆长魏超梳理了城村汉城遗址60年间的发掘概况，重点介绍了2022年城村汉城西门外的杉树下遗址的发掘情况。2022年，主要对西城门外内壕沟、外壕沟及西水门外侧重要遗迹的进行考古发掘，了解了城村汉城城址西侧的水陆交通体系、城壕及相关防御设施情况，廓清了遗址西水门及西门形制、解决西水门外来水方向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对于城址性质和年代的认识。

　　龙湾遗址博物院院长徐黎明汇报了龙湾遗址取得考古新发现。他首先概括了龙湾遗址的历年考古工作成果，尤其是遗址东区楚宫殿基址群和西区黄罗岗遗址取得重要考古发现。接着重点汇报了近几年通过对龙湾遗址各个区域的调查、勘探和局部试掘，对遗址的分布范围、夯土台基之间的连接方式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理清了龙湾遗址群各区域的功能性质。这些新成果的取得为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提供了考古依据。

　　河北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区管理委员会郭振宇局长汇报了泥河湾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他介绍了泥河湾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历程，分享了目前泥河湾遗址考古学研究取得考古成果和重大价值。最后，重点汇报了河北省在泥河湾保护利用方面正在开展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情况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主要情况和重大意义。

　　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阳引汇报了桂林地区史前考古的概况，梳理了桂林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序列。桂林史前遗址类型丰富，据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大部分为洞穴遗址，以甑皮岩、大岩、庙岩等3个聚落群为主，是岭南众多史前洞穴遗址的典型代表，年代从旧石器时代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另外分布着岩厦遗址、台地遗址、坡地遗址等类型，以晓锦遗址、父子岩遗址为代表，年代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延续到商周时期。这些遗址初步构建了桂林地区史前文化基本的发展演化序列，确立了桂林史前文化发展的标尺。

　　甘肃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力刚汇报了大遗址的考古发现及保护利用情况。他详细介绍了历年来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大地湾遗址作为迄今为止在甘肃省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被列入了第二批立项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大地湾遗址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开展大量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吉木萨尔县北庭学研究院学科研究室主任胡涛从现有出土文物、文献资料、残留遗迹等文化遗产元素入手，挖掘北庭故城遗址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价值内涵，以期在新时期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提供借鉴意义。北庭故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助推民族团结工作、提高地区发展水平、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建设美好生活家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考古遗产的价值研究”专题研讨

　　二、考古遗产的理论探索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王冬冬以2021年列入世界遗产的“日本北海道、北东北的绳纹遗址群（Jomon Prehistoric Sites in Northern Japan）”为例，通过简述七处典型遗址的主要发现和学术意义，分析了考古遗址到考古遗产、最后成为世界遗产的历程。重点讨论考古遗址遗产化过程的三个必要步骤——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遗址作为遗产进行保护与管理、考古遗产的社会共享，以及考古遗产申遗过程中的两个关键问题——考古学研究支撑价值阐释、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和共享。该研究为揭示文化遗产研究与考古学更深层次的关联提供了支撑。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工程师李梦静介绍了殷墟的考古发现、发掘历史，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区保护展示方案设计的情况。通过分析殷墟考古学术史纪念地价值与遗址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层次关系、价值载体之间的空间布局及互动关系，确定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区阐释性与纪念性双线索的价值阐释结构。这种展示模式有效的阐释了科学发掘对殷墟认知进步的重要价值，并通过纪念场景，强化阐释殷墟宫殿宗庙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纪念地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鲍丽娟汇报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质和展陈叙事。她认为中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依托考古学的发展而产生，它的特质在于考古的在地性、不可移动性、原真性、生长性特质以及自身空间的综合性、学科的交融性等。因此，考古遗址博物馆展陈叙事应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展陈必须与遗址紧密相关，以考古叙事为展览主体语言，关注考古调查、发掘、科学研究的过程；二是将考古成果的“博物馆活化”作为展陈叙事的重点之一；三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展陈思路应在引导公众进行学术讨论的过程中，塑造知识生产场域，搭建多元开放的信息传播与解读平台，让不同层次的人参与讨论。四是探索多层次的考古叙事语言，担负起公共考古推广的职能。

“考古遗产的理论探索”专题研讨

　　三、考古遗产活化利用案例

　　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副馆长刘社刚汇报了虢国博物馆在让考古遗产活起来方面进行的探索。他认为做好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考古遗产活起来，必须多策并举：一、加强遗址及出土文物研究，挖掘文物内涵，让考古遗址博物馆有戏可看；二、加强馆际交流，举办主题展览，让躺在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三、开展精彩纷呈的社教活动,助推文物资源活起来；四、积极开发文创产品，让文创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新时尚。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副馆长马啸汇报了庙底沟博物馆在考古遗产活化利用方面进行的实践。基于目前庙底沟博物馆时代特征明显、专业性强、藏品种类相对单一、器物观赏性和精美程度不足等特点，认为必须要依靠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清晰的展览定位和丰富多样的社教宣传，才能发挥好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中华文明，激发遗产主体对遗产的感情认同，从而提升群众遗产认知与保护的作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赵晓军通过介绍和剖析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遗址保护、研究、展示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寻求遗址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破解遗址博物馆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推动遗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任罗冬梅通过文献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检索和梳理有关邛窑遗址保护利用的历史文献和规划设计文件,实地调研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情况,总结了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遗产保护、科学规划、环境整治、安防加固、遗产利用、文化传播、文创产业、公众教育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考古遗产活化利用案例”专题研讨

　　四、城市考古遗产保护模式探索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院长李永强以隋唐洛阳城遗址的保护展示工程为典型案例，从城市考古保护利用探索的角度，分析总结了洛阳在城市考古遗产保护利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大遗址保护模式和新形态。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朱明敏汇报了广州南汉康陵保护利用工程案例，即陵墓本体采取保护性回填地表标识、本体加固露明展示、设立保护性上盖设施等多种手段，使其免受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尽可能地提升遗址可读性。南汉二陵博物馆，采用“馆+址”分隔模式，有效维护了考古遗产的历史真实性与风貌完整性，创造了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利用实践中的“广州模式。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彦锋分享了近年来郑州市生态保遗工程取得的工作成效。郑州市实施生态保遗工程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将古遗址、古城址保护展示纳入生态建设，以建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为主要手段，以生态建设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以生态绿化方式让古遗址“活”起来，为城市建设强文脉，探索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文化遗产片区化、集群化、生态化、亲民化保护的新模式。

“城市考古遗产保护模式探索”专题研讨

　　五、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与运营模式探索

　　无锡市吴文化遗址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逯俊宁从鸿山遗址的博物馆建设、考古发掘工作、遗址本体保护展示、九曲河片区内保护展示方案设计、文物保护数字化五个方面，介绍了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成过程中展开的一系列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下实现文农旅融合效果的大遗址保护展示提供了路径参考。

　　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主任胡继忠基于大河村遗址公园在资源活化利用方面的发展与优劣情况，分析出目前遗址公园在资源活化利用中存在政策与机制束缚，文旅融合不够深入，产业链不完善，区域带动性问题。认为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国家在大遗址保护领域创建的新模式，在行业发展中应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遗址保护利用、民生需求供给、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为大遗址保护和文化传播探索出新的发展路径。

　　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党组书记熊建宏以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探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管理模式。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运营以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为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主体，采取委托管理的模式，包括经营筹备、筹开和运营管理，即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委托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考古遗址公园日常维护和运维人员管理，文创产品研发、宣传、营销等运营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考古遗址公园运营开放专业化水平，提高了运营管理效率，降低了公园运营成本。该模式为其他遗址公园的运营提供了借鉴。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汇报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学工作开展情况。他首先介绍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运营新模式，即全国首创的“政府主导+社会投资+专家坐堂”模式。接着分享了安吉古城将研学设计与文旅融合大背景有效衔接，开发出了考古研学游、农事研学游、红色研学游等丰富课程，实现了文化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

　　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馆长孔德铭以安阳曹操高陵的保护利用为例，强调考古遗产作为物质载体因持续的考古发现得到极大的丰富，考古遗产的作用和价值日益提高，并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生活。他指出做好考古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工作，充分发挥考古遗产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已成为目前中国文博界需要探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主任唐军汇报了凌家滩遗址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运营方面的探索经验和实践成果。他简述了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遗址在保护管理方面采取的措施，遗址展示过程中文化价值的凝练、阐释方式以及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进行研学活动、影视创作等尝试。未来，将持续不断加大遗址内涵的研究力度，多方面、多维度挖掘和阐释凌家滩遗址的文化价值，开展丰富多样的传播活动，真正实现遗址的活化利用。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与运营模式探索”专题研讨

　　会议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作学术总结：本次会议秩序良好，会场报告精彩，研讨认真积极。23名来自大学、考古发掘单位、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特别是文物管理行政单位的专家和领导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题目多为结合管理者的实践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对未来的考古遗产研究具有非常难得的指向性意义。

　　第一场主要是介绍我国重要遗址考古历程与新发现。

　　第二场主要是考古遗产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世界视角下的考古遗址阐释的方式。其中北庭故城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实证。

　　第三场主要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多措并举，活化利用专题，探讨了以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和视角讲好遗产故事。

　　第四场主要是我国城市考古遗产保护实践中洛阳、郑州、广州等地的成功案例，认为考古遗产不仅是现代城市文化的根脉，也是乡土文化的滋养地，对于树立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了解各地历史脉络意义重大。

　　第五、六场主要是探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运营。管理者介绍了他们在建设与运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过程遇到的土地、环保、资金等难题，分享了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的有益探索。他们普遍认为考古遗产不断与农业、工业、旅游业相融合，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与文创开发可能是考古遗产活化利用重要路径。

　　他还强调承载早期文明进程的考古遗产是考古学大会的一个重要研讨议题，此次研讨会总结了多个文物管理单位在考古遗产保护展示利用方面的经验，为未来的遗产保护利用指出了一些方向性的问题。总结来看，专委会的报告内容涵盖了重要遗址取得的考古新发现、考古遗产保护利用方法论，考古遗址公园运营管理模式，遗址博物馆的展陈方式等方面的研究。通过本次研讨，将促进学界对考古遗产的内涵、特征、价值研究乃至保护展示的路径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与认知。

　　最后，他希望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通过本次研讨，践行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考古遗产保护、考古发掘工作、遗址博物馆建设、文化传承发展、遗址展示利用等方面的最新指示精神，鼓励大家要不断深入研究考古遗产，积极主动探索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模式，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积极贡献，让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不断壮大、发展的更好。

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

审核：孙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