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在陕西西安召开的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期间，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在陕西会议中心2-2会议室举行。本次大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共收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考古研究机构与高校的49位研究学者的报名，提交了25篇研究论文或提纲，其中21位学者进行了线下发言。研讨过程中，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研究单位、高校的师生以线上形式旁听了本次专委会学术研讨。学术研讨活动由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组织开幕，并由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致欢迎词。

图1 专委会主任杭侃教授致欢迎词

图2 研讨议程

图3 与会学者合影

图4 学术研讨会现场

　　一、城镇及建筑考古新发现及综合研究

　　城镇是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来宋辽金元明清重要都城和地方城市多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也涌现了不少新研究。

　　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辽上京是契丹辽王朝营建的第一座都城，对后世金、元、清三代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2011年至今，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探和大规模的发掘，获得大批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在皇城西南部新发现的南向院落和东向院落，其台基规模、开间尺度不逊于已发掘的城内宫殿建筑。这一新发现使我们对辽上京城址的布局沿革有了新的认识。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作为金代的早期都城，是我们了解金朝社会历史的起点和重要窗口。金上京遗址并非是一座孤单存在的城址，其周围分布有各类互相关联的金代遗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军对城址周边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墓葬、宗教建筑、摩崖石刻等金代遗存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分享了对一些重要遗存的新认识。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征宇分享了杭州地区宋元明城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新收获。近年来对分属钱塘江和太湖以南苕溪流域的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并对都城、州城和县城等各类等级的城址都开展了考古发掘。王征宇着重介绍了临安城新发现的城市供水设施遗存，余杭古城的宋代税务遗址，以及新登古城的工作进展。

　　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赵正之、侯仁之、徐苹芳等先生对元大都的研究，更是中国城市考古的经典案例，对于古今重叠城市的发掘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子奇爬梳了先贤的研究思路，以中书南省复原研究的个案为切入点，重新讨论元大都是按等级并“为步为亩”来划定宫衙府庙的面积这一重要学术假说，对元大都复原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图5 与会学者发言

　　位于云南省大理市的太和城，是南诏统一洱海区域后建立的第一座都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忠华全面概述了2014年以来太和城考古工作成果。城址面积约3.5平方公里，呈钟口向东的甬钟形，从西往东依次由卫城、上城、下城三部分构成。上城西南部有内城，是城址的核心区。重点发掘的一号、七号建筑基址和五指山一号、三号建筑基址等多座大型建筑，出土了大量的南诏及大理国时期遗物。太和城出土的建筑遗存既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宋元山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施柳州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施州老城东10公里，是湖北首次发现的南宋时期抗蒙山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贺世伟介绍了对城址的调查和勘探工作，初步确认了各段城墙、马面、门址的形制和结构，绘制了城址内主要遗存的分布图，对城址的功能分区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对张朝宝拓路碑、“西瓜碑”等重要石刻的保存状况进行了详细记录。结合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贺世伟对柳州城修建的背景、独特的战略位置进行了深入探讨。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亚林对近年来重庆宋元山城考古出土的权锤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南宋权衡计量问题。他将权锤分为A、B两型，其中A型应为“二两锤”和“两半锤”，B型为“十二两锤”“一斤锤”，并据此考订宋元之际川渝地区一斤约合今665.36克。通过与南宋时期出土的相关金银器实物比较，他指出宋代衡制一两当今40克的普遍结论有进一步探讨空间，或可分为北宋、南宋分别考订。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李雨濛介绍了故宫斋宫的研究进展。北京紫禁城斋宫位于东六宫区域的南部，中线乾清门区域的西侧，是皇帝祭祀天地前的斋戒之所。清代初期，祭天活动多在天坛进行，基本沿用明代惯例。雍正九年，紫禁城内斋宫修建，将祭祀前的斋戒仪式从近郊区域转移到宫内进行，其设置既改变了祭祀的形式，也对宫城格局和宫廷生活产生了影响。结合传世文献和宫廷档案，李雨濛对紫禁城斋宫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进一步探讨紫禁城斋宫的使用与宫城内、外诸类祭祀的关系。

图6 与会学者发言

　　二、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陵墓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本次研讨中既有墓葬考古的新发现，也有对既往研究资料的重新检讨和深化研究。

　　茔园是墓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在墓地边界或墓葬上方修筑明确的界限标识，有的还会在茔园内修建附属设施或祭祀建筑。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吴敬研究了宋代茔园类型、分布及相关问题。他将宋代帝陵以外的墓上茔园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对不同类型茔园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初步归纳，然后从宏观视角探讨了宋代茔园蕴含的丧葬风俗。他认为，宋代茔园在形式上承自汉唐，但不再是上层人士的专属，其已成为了当时丧葬礼俗、宗族观念等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宋代茔园的形制在有的区域甚至可以延续到近代。

　　济南地区元代墓葬发现数量较多，截至2022年，考古发现的元代墓葬数量接近150座，主要分布于济南市区、济南东部以及章丘地区，长清、平阴也有零星分布，大多位于山前冲积平原的河流两侧，选址特点是靠山邻水。根据形制，可将其分为砖室墓、石室墓及土坑墓等。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郭俊峰、邢琪从墓主社会阶层、随葬品、墓葬营建、葬俗等方面切入，对上述墓葬加以介绍，并开展了基于墓葬视角下的济南地区元代社会经济研究。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耿超探讨了唐宋墓葬中的猫及相关问题。她梳理了家猫的起源及演变，重点介绍了唐宋墓葬中作为宠物殉葬的猫、猫形象的陶瓷器，以及墓葬砖雕和壁画中的猫形象。砖雕与壁画中的猫多出现在备宴图、宴饮图、侍儿图、捣练图等日常生活场景中，颈部大都系有带子、颈圈与铃铛，表明其宠物属性及与人的亲密关系。猫的捕鼠护书功能以及文人对猫特定的情感想象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了一种雅的生活情境。壁画中有的猫口含黄雀，但这并不是“耄耋”的象征，而是真实场景的再现。

图7 与会学者发言

图8 与会学者发言

　　三、手工业、丝绸之路等领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手工业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门类，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尤其以陶瓷考古最为重要。以此为中心，不少学者对陶瓷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也展开了综合研究。此外，摩崖题刻及石刻刻工的讨论近年来也受到学者的关注，显示出宋辽金元明清考古研究内涵的不断扩展。

　　景德镇瓷业的起源和早期瓷业生产，是陶瓷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丁雨通过对唐宋时期瓷业文献的精读与分析，对涉及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的资料和线索的“饶州尝贡瓷器”“景德元年置”“瓷窑博易务”等文献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饶州不一定曾贡御瓷器，景德镇的设置与“奉御董造”没有关系，瓷窑博易务的设置则是王安石变法中市易法实施过程中的产物。

　　陶瓷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从国内港口城市发现的耀州窑类型、海外发现的耀州窑类型两方面入手对耀州窑瓷器的外销时间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耀州窑瓷器的外销可以北宋早期到中期早段划分为第一期，以北宋中晚期到南宋前期作为第二期。第一期耀州窑瓷器外销的主要发现地为朝鲜半岛、日本，以中小型碗、盘等为主，产品精良。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地区为耀州窑瓷器最早的贸易输出地。第二期则主要发现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及西亚等地。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孟原召分享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的最新考古动态，并介绍了明代沉船的考古发现及其体现的海洋贸易变迁。通过梳理明代中期沉船及其伴出陶瓷器资料，对这一时期的陶瓷器产品类别变化和航路变化情况加以探讨，指出明代中期以后福建产品和东南亚国家生产的仿中国瓷器产品数量相较明代早期有显著提升，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与欧洲大航海时代关系密切，中国陶瓷贸易从此融入了全球化的大背景。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宁波介绍了对醴陵沩山王大德生窑清代窑址的考古新收获。此次发掘发现了一座清代青花阶梯窑。发掘出了淘洗池、储泥池、配釉池、窑工住房等相关的作坊遗迹。制瓷原料来自当地，窑炉附近即有瓷泥矿洞。产品为土青花，有碗、盘、碟、油灯、汤匙、罐等。从出土遗物的纹样特征看，王大德生窑的年代为清代中后期，可能延续到民国时期。沩山是醴陵青花窑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王大德生窑的发掘为了解到醴陵制瓷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功能完整、格局清晰的工艺流程，也为了解醴陵清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的重要实证。

　　木叶纹和剪纸贴花是吉州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袁胜文等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对吉州窑这两种装饰工艺进行了复原研究。实验表明，宋代黑釉盏的木叶装饰应该是将湿树叶直接放于施好黑釉的生坯盏中，置于漏斗状匣钵中入窑烧制而成；剪纸贴花装饰是将剪纸贴于施好底釉的生坯盏中，罩面釉后揭去剪纸，置于匣钵中入窑烧制而成。木叶和剪纸贴花工艺最适合的烧制温度为1230-1250℃。纤维度高的老树叶效果最佳，纸的材质则与剪纸贴花的烧成效果无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未结合欧亚草原的材料分享了对辽代金银折肩杯的再认识。他将其分为高矮两类，其中矮的一类主要发现于阿尔泰、图瓦地区，多为单环式把，也有鋬耳式把，素面，约属于8世纪。高的一类主要发现于米努辛斯克盆地，无把或鋬耳式把，多素面。10世纪契丹墓葬中仅见高的一类金银折肩杯，其中通辽吐尔基山墓和库伦旗木头营子M2所出者纹饰显示出黠戛斯与唐的混合特征。中国北方及欧亚草原不同族群之间存在动态的文化交流网络，此类器物不宜简单跨时段串联后以突厥或突厥式这样的一元文化标签视之。

图9 与会学者发言

　　摩崖、碑刻历来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碑石一方面是书志者寄托情感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是工匠根据雇主需求加工而成的手工业产品。杭州的环西湖诸山，多唐宋时期的摩崖题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在对西湖摩崖题刻全面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摩崖题刻在不同区域的分布、消长和发展，探讨了西湖景观和游线的生成史和接受史。最后，就古代摩崖题刻的著录方式以及如何提升到考古学研究的层次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钰熙通过对洛阳地区五代北宋石刻资料，特别是墓志、墓幢和碑牒刻石、题记的爬梳，对石刻资料中的工匠信息进行了细致搜罗，揭示出这些工匠或工匠家族源出多地、层次各异、规模有别，二百余年间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迭出不穷。并通过细致排比，通过对五代、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石刻工匠及其产品的分析揭示出石刻手工业组织、生产模式的变化。

图10 与会学者发言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志荣介绍了由浙江大学与浙江省文物局主持、历时18年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出版工程。通过工程的实施，不仅使纸绢质绘画这一中国文物中最脆弱的类型，成为迄今基本上全面完成其数字化基础档案建设的唯一文物类别。还通过展览和数据库建设等多种形式，初步显示出从田野到展览的数字作业新模式，也为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多轨合一”理念提供了一个成系统的实践案例。

　　《中国考古学（多卷本）》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策划筹备，是中国考古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沛姬介绍了将于2023年10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编辑出版情况。《宋辽金元明卷》是《中国考古学（多卷本）》的第九卷，对宋辽金元明时期考古发现及研究进行了综合性论述。主要包括都城考古（包括宫城和主要地方城镇）、帝陵考古（包括一些王陵）、墓葬考古和在瓷窑址发掘研究基础上的瓷器考古四个部分。宋辽金元明考古学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最晚阶段，这一时期诸多民族建立政权，经历了对峙并最终走向统一，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正呼应了本次考古学大会的主题。

图11 学术研讨会现场

图12 专委会常务副主任董新林研究员做学术总结

　　每组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都围绕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交流。会议最后，由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做学术总结。这次与会的各位学者，不仅带来了考古新发现，也分享了新研究、新认识，涵盖的考古遗存类型丰富。考古工作展现出在精细化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理念倡导下的田野考古水平的不断进步。综合研究既有对以往研究材料、研究思路的检讨，也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本次研讨体现出了未来宋元考古发展的新趋势和广阔前景，也搭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宋元考古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未来也会在中国考古学会的指导下，进一步组织、开展学术交流工作。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董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