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日—25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西安举办，中国考古学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会议于10月23日下午-24日上午在陕西宾馆会议中心B1-10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江苏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以及西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咸阳师范学院等国内科研院所及高校的近三十余名学者出席会议。

主旨会议及分组讨论主持人

　　陵墓考古专委会学术讨论会主旨会议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朱岩石主持。会议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为主线，以中国古代陵墓制度、陵墓形制要素及不同时期的陵墓发掘、研究成果为研讨对象，分别由郑州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韩国河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伟刚研究员作《论中国古代帝陵“陵前建筑”的流变与意义》《秦陵形制的发展与演变》两篇主旨报告。

韩国河、孙伟刚作大会主旨主旨报告

　　《论中国古代帝陵“陵前建筑”的流变与意义》，定义了陵前建筑是指帝陵封土或地宫前的建筑设施。自秦始皇陵初步确立陵寝制度以来，陵前建筑便成为陵祭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国礼”的所在之处。秦始皇陵中“寝”的内涵需要进一步解读，西汉帝陵中的“陵庙”可视为这一现象的发端，东汉时期陵庙转化为石殿，陵前的建筑性质需要进一步讨论；而南北朝时期神道石刻制度的形成进一步凸显出“陵宫”的重要性，从而促使了唐宋时期“上下宫”之制的固化；唐代陵宫中的“小次”可视为皇帝祭陵的临时性场所，典型性的“献殿”正式形成于北宋时期，成为“国礼”仪式的内容与场所，南宋“攒宫”之制进一步加强了“献殿”的重要阐释意义。辽代帝陵、金代帝陵和西夏皇陵均设置有“献殿”类的建筑，呈现出帝陵文化多元一统的政治性。明清时期的祾（隆）恩殿则是对献殿功能的继承与发展，可视为都城皇权至上理念在陵寝建筑中的一体表达。

　　秦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完成了从附庸到方国，方国到王国、王国再到帝国的三次大的政治升华的先秦古国，秦帝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这一社会治理体系、统一度量衡这一经济措施、统一文字这一文化建设等，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持续的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对认识中国文明有着突出的意义。《秦陵形制的发展与演变》对秦人五百多年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十处陵墓区考察，细致梳理各处陵墓区的形制要素、主要特点及反映的秦人社会治理体系、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结构等内容，最终从秦人陵墓发展史探索秦帝国建立、统一的必然性。秦公陵、王陵和帝陵的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成果，缀成一条基本完整、绝无仅有、从未断裂的中国古代陵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链条，证实了秦人从附庸到方国、王国，再到统一王朝三次政治升华的历史进程，显现了中国古代陵墓由“集中公墓”到“独立陵园”发展、进化的历史轨迹，体现出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发展、确立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多民族交流、融合、统一的历史规律。

　　研讨阶段共分为四组，以陵墓（葬）所处的时间先后顺序展开，分别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新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常一民，以及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刚主持。

　　第一组的发言，围绕先秦至秦帝国时期陵墓考古展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田建波的《四川省盐源县老龙头青铜时代墓地考古收获》介绍了四川盐源县老龙头青铜时代墓地考古新发现，老龙头墓地的发掘完整构建起盐源盆地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至西汉年代框架，为川西南乃至滇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和年代研究提供了标尺和参照系。墓地凸显了盐源青铜文化独树一帜、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特征，丰富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文化内涵。该成果实证了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并为“从边疆发现中国”提供重要案例，丰富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与共同性，成为研究青藏高原东部多元文明的交汇、融合以及演进的关键钥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组专题研讨

　　郑州大学田成方的《楚国王陵简论》详细梳理了目前已发现的四处楚王陵级别墓地资料，尽管部分的王陵名位问题尚未解决，形制、布局、规模方面也存有差异，但基本遵循着“单一陵园为主体（面积大于10万平米）”“楚王墓占据核心位置、王后墓为副冢”“主、副墓南北并列、头向朝东”“车马坑位于主、副墓西侧，整车随葬，马头朝西”“殉葬墓排列整齐，东西向、分布在主墓南北或西侧”等特征。上述特征表明，至迟在战国早期，楚王陵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埋葬制度。尽管制度的渊源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通过近年发掘的南阳夏庄墓地（俗称“不见冢”）出现的祭祀坑、环绕主冢的“柱础遗迹”（或与墓上建筑有关）表明了楚国王族中的上层贵族在陵墓建设中形成了一套独具规范的文化制度，这一传统特色鲜明、影响巨大，无疑是楚国陵墓制度史的核心内容。

　　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申茂盛、付建、蒋文孝先后介绍了秦始皇帝陵近年来的考古及研究成果。申茂盛《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收获》，详细介绍了秦俑1号坑2009年-2022年的第三次考古工作情况，发掘位置位于一号坑T23、T24方，包括G8—G11四个过洞、Q8—Q10三个隔墙、俑坑的北边壁等第三部分，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共清理陶俑、陶马、战车、 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近千余件（组）。新发现同样也带来的不少的新认识、新收获。例如，此次考古发掘出兵俑佩戴青铜剑的真实状态，80公分左右的青铜剑腰间斜挎，是兵俑常备武器。此次新发现还有漆面的盾牌、三捆青铜箭、一把炭化的弓弩，让秦代“远射兵器”的真实面貌也变得清晰起来，对探讨俑坑的军阵排列与俑的种类，车属遗迹、武器装备、陶俑制法等方面提供了最新的实物证据。

　　付建则通过对秦始皇帝陵园地理位置、水系等全方面、多角度的阐释为切入点，汇报了《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城东门之间附属建筑发掘新收获》。前期的考古勘探资料认为，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城东门之间有两处夯土附属建筑基础，分别与内外东西向夹墙相连，夹墙又与内外城垣连接，有学者认为这两处附属建筑与秦汉时期的三出阙类似，俗称三出阙。2022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掘了秦始皇帝陵园东内外城之间附属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出土了完整瓦当、筒瓦、板瓦和青砖等遗物，发现了大型夯土台基，以及建筑倒塌堆积，确定了秦始皇帝陵内外城门之间附属建筑应该为“廊庑式”建筑，为研究秦汉帝陵的陵园建筑与布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蒋文孝《秦始皇帝陵陵西墓葬（QLCM1）考古新收获》也为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工作“锦上添花”。陵西大墓（QLCM1）考古发现北墓道埋藏四轮独輈木车一辆，上带有长方形华丽车伞，车伞保存完整。四轮木车是目前国内首次发现、且最早的实物资料，对研究早期大型墓下葬用车极为重要。此外，通过对陪葬坑的发掘，表明它们的性质为车马陪葬坑。三座陪葬坑出土多种形式的驾车和不同数量的驾马，对认识单、双辕车的使用和功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而出土的“六羊驾车”也比较罕见，是较早的实物发现，丰富了车马陪葬坑的内涵。坑内出土较多铜质车马器和配件，伴有铁质的工具、铁铤铜镞等，对认识铁器出现的时代提供了新材料。

　　第二组讨论主题为西汉时期的帝陵及诸侯王陵。延安大学王欣亚的《汉高祖长陵的考古学研究》系统分析了汉高祖长陵陵区的考古资料，确定了长陵陵区“陵邑-陵园-陪葬墓”的营建顺序。陵邑在建设之初，徙民万户，一方面是为了将可能会发生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置于中央政权的直接监管下，以强干弱枝；此外，也有陵冢“旁当有万家邑”的埋葬思想的影响。长陵陵园以帝陵和后陵为中心，祔葬墓园位于陵园内东北部，陵园内共有建筑遗址8处，陵园内还发现外藏坑280座。陪葬墓区汉初列侯的葬地，部分周围祔葬有子孙墓，居西、近陵园者等级最高，时代为惠帝、文帝时期；居中者次之，居东者时代最晚，时代当在景帝、武帝时期。景帝时及以后，陪葬墓墓园面积分化严重与这一时期募徙郡国吏的政策有关，而武昭宣时期，墓园面积骤增跟这一时期墓葬“侈大之”的观念有关。

第二组专题研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朱晨露的《秦、西汉帝陵动物外藏坑及相关问题刍议》在明确了动物外藏坑的定义的前提下，分析了陵墓动物坑出现的来源，性质，内涵。陵墓的动物坑早在商代就已有之。在安阳殷墟商王陵的祭祀坑中，就有以动物用来祭祀的现象。兽牲的来源，既有商人豢养的或狩猎捕获的，亦有各诸侯方国贡纳的，这些特点，对秦汉陵墓的动物外藏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已发掘的资料来看，秦、西汉帝陵的动物外藏坑，其结构有竖穴土圹式（又可分有/无坡道两类）、竖穴洞室式两类。根据对埋葬动物个体的鉴定，可知其内涵是以食用、畜力（出行、征战）、苑囿（观赏娱乐）三种类型为象征。坑体根据埋葬内涵的不同，其与墓室（封土）的距离、结构形制、排列布局（即陵园位置）呈现出了阶段性的特点。西汉帝陵苑囿类外藏坑（珍禽异兽坑）的发现与确定，丰富了西汉帝陵外藏系统的组成，使其形成了“三种内涵、三个层次”的新特点。这些特征，正是“陵墓若都邑”理念下，西汉国家（首都）政治、卫戍、文化（外交）功能的重要表象。

　　建筑学、景观学视角下的西汉帝陵研究，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段婷的《西汉十一帝陵整体空间特征的识别与分析》，提出西汉帝陵制度不仅包括其形制要素及组织方式，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空间结构与特征。汇报从帝陵空间的视觉感知角度出发，运用“空间-地方”和“场所精神”理论，以视觉分析方法，阐明了西汉帝陵从自然场所到人工场所的演变关系及其结构，研究了西汉都城与帝陵的空间关系，认为陵与山、水、塬、城共同构建出五位一体的西汉十一帝陵整体空间，其空间规模囊括关中核心地区，空间格局深受关中自然空间结构的影响，空间塑造参与京畿地区城市演进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河南大学孟玉汇报的《西汉帝陵选址研究》认为，帝陵与帝国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宗庙隳、陵墓夷”意味着国家覆灭、政权更替，因此统治者对帝陵营建慎之又慎，选址是整个工程营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选定形胜之地方能保证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西汉十一帝陵环绕汉长安城营建，虽声势相连形成了布局相对集中的渭北陵区和东南陵区，但各陵相互的独立性都很强，每座陵园都有各自的陵园、门阙、神道、祭祀建筑等自成体系。汇报分为三部分来研究西汉帝陵的选址问题：一是为彰显独立陵园的特性，以“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文本为基础，设置天地人三纲，探讨西汉帝陵的选址原则；二是为解释帝陵的选址与汉长安城规划建设的动态关系，以时间脉络划分四个阶段，探讨西汉十一帝陵选址与都城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相互影响；三是在陵址选定后，揭示西汉帝陵选址的总体格局特征。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刘照建以《西汉诸侯王后墓葬制研究》为题汇报，通过明确墓主身份的王后墓葬（如江苏徐州楚王陵墓和盱眙大云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河南永城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等），结合地域性因素、时代性特点两个方面对上述资料进行讨论，探讨王后墓的选址和修筑方式、形制特点、随葬品特点、陪葬和陵园制度，并与同期王墓葬制特点开展比较研究，探寻其异同关系，分析其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研究清楚诸侯王和王后合葬制度发展演变特点，如距离远近、方位和朝向的关系、修筑的先后顺序等方面，找出其内在规律性，这对于以后尚未确定的王后墓的甄别，以及西汉帝、后合葬关系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通过厘清诸侯王与王后两者之间的葬制关系，对于汉代贵族妇女地位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刘超的《西汉诸侯王陵“夫人”葬制初步研究》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公布的西汉诸侯王陵考古中新出现的“祔葬墓”材料。除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徐州驮篮山楚王陵夫人墓集中分布于王（后）墓北侧外，夫人祔葬墓与诸侯王墓的距离均远于诸侯王、后墓之间的距离，墓主头向者均冲向主墓。夫人祔葬墓均为竖穴岩（土）坑墓或竖穴岩坑洞室墓，个别为多洞室墓。尽管不能明确诸侯王国后宫等级有无“五官”这一品秩，但确实存在如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等诸侯王陵园内有较高等级后宫“夫人”祔葬的现象，也是“五官以上葬司马门内”制度化的反映。诸侯王国出现夫人袝葬王陵的现象应更早，这种现象可能肇始于文景之际的楚国。

　　10月24日上午，第三组的发言以“东汉帝陵考古”拉开帷幕。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李继鹏的《东汉帝陵选址的动态观察》认为，东汉帝陵陵址的选择，受到传统习俗、风水思想、政治形势以及皇帝个人好恶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是夹杂着偶然与必然，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考察东汉帝陵的动态选址过程中，成年皇帝的个人选择值得关注，其背后大多暗含构建政治合法性的考量。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认为目前的田野考古成果及相关研究暂时无法推翻“大汉冢为光武帝原陵，二汉冢为安帝恭陵、朱仓M722为顺帝宪陵、M707为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的研究结论。

第三组专题研讨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王咸秋以《试论东汉陵园的构成要素和布局》为题，提出东汉陵园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封土、地宫、神道、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行马（垣墙）、门阙以及祔葬墓。石殿的性质应为陵庙，石殿东南侧的建筑基址可能为钟虡。东汉陵园为内外双重陵园布局，其布局可分为两大模式，即以朱仓陵园为代表的早期模式和以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白草坡东汉陵园为代表的成熟模式。东汉帝陵在保留和继承部分西汉帝陵构成要素的同时，钟虡的出现体现了这一时期陵墓祭祀地位的提升。而在空间布局方面，西汉帝陵的内外双重陵园格局在东汉时期得以延续，但是因为帝后同穴合葬的出现，陵寝建筑布局发生了较大改变。

　　郑州大学朱津汇报的《试论丧葬流程与东汉帝陵的变制》认为，东汉帝陵的变制与其丧葬流程变化相辅相成，一是新皇即位的时间点在汉武帝前后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大行皇帝”一词开始出现，丧葬礼仪活动逐渐以即位皇帝为核心而进行，东汉时期成为定制；二则，自汉光武帝至汉明帝均强调薄葬，“陂池裁令流水”应该是对秦至西汉时期覆斗形封土与“堂坛”建筑的改变，造就了封土由方向圆的转型；第三，下葬过程中的皇帝“至羡道”、“谒便房”等活动标志着东汉地宫形制的改变；最后，周代葬后有“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成葬而祭墓”的祭祀，东汉时期则转移至墓内，随后的虞祭活动由“宗庙”转移至陵园的“便殿”或“石殿”内，这为探索东汉陵园建筑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考。可以说，东汉帝陵变制的核心动因是汉光武帝至明帝时期建立合法性政权的需求，此外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儒家生死观的流变也是导致丧葬流程以及帝陵变制的重要原因。

　　十六国至北周时期的墓葬考古近年来收获颇丰，关中地区已发掘十六国时期墓葬46处200余座，主要集中在汉长安城西北的石安原（北周至唐称洪渎原）及长安城南郊的少陵原一带。咸阳师范学院肖健一汇报的《豆家村西晋十六国家族墓地的发现与研究》，介绍了2017年5月至10月在西咸新区周陵镇豆家村发掘19座古代墓葬的基本情况，其中6座墓葬，判断为西晋十六国时期家族墓地。该6座墓葬均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室，依据墓葬主室形态可以分为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出土器物可以分为陶俑（人俑、动物俑）、模型器(灶、井、碓、牛车等）、生活用具（罐、瓶、簪）等，以陶人俑、陶牛车、陶鞍马、连枝灯最具特色，是关中地区西晋十六国墓葬的典型器物。从墓葬布局方面来看，6座墓葬从南向北有序排列，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很明显有意布局，应为家族墓地。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汇报题目为《陕西北城村墓地的考古新发现》。自2020年开始，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洪渎原北陈村发掘了一处罕见的十六国至唐代的大型墓地，共发现墓葬287座，兆沟1处。兆沟内的墓葬根据规模大小可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部墓葬规模较大，西侧墓葬则多为小型墓葬。极具特色的是，该墓地的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墓葬间距基本一致，应为一处经过规划布局的独立的大型墓地。通过出土文物、墓葬形制等方面的研究，她认为北城村墓地是一处以十六国北朝墓葬为主，一直沿用至唐代的大型墓地，其兆沟的形制基本完整，兆沟内墓葬数量庞大、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是近年来十六国北朝考古的重要新发现。尤其是其墓葬方向均为东向，与同时期已发现的墓葬存在明显差异，且该墓地的墓葬存在多墓室、多人合葬的特征，都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独特性，这也是近年来北朝墓葬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对研究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及该时期人群构成、民族交汇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组的发言以“北周开国皇帝陵墓的发现”为始。作为近年洪渎原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占锐以《北周宇文觉墓的发现与认识》为题，汇报了宇文觉墓的发现及确认历程。发掘表明宇文觉墓地表原有南北向长方形围沟，沟内墓葬居于中部偏北。墓葬坐北向南，为斜坡墓道带四个天井的单室土洞墓，出土随葬遗物146件（组）。墓志置于墓室入口东侧，可确定墓主为北周开国君主孝闵帝宇文觉（542-557）。《周书·孝闵帝纪》载，宇文觉为宇文泰嫡子，九岁获封略阳郡公，周元年（557）正月即天王位，十月被害驾崩。建德元年（572）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后，追谥宇文觉为孝闵皇帝，陵曰“静陵”。本次发掘表明宇文觉于周二年（558）以“略阳公”的身份安葬，该墓即北周静陵。静陵是继北周武帝孝陵之后经过考古发掘的第二座北周帝陵，其位置的确定为北周其余三座帝陵的探寻提供了重要指示信息，弥补了北周陵墓制度的缺环。墓主宇文觉以“略阳公”身份下葬，为北周开国时期政治斗争提供实物证据，补充了北周陵墓制度的北朝史史料。

第四组专题研讨

　　中央美术学院的贺西林汇报的题目是《靖边统万城八大梁M1壁画之再思》。在此前的报道中，该墓葬的发掘简报据出土器物以及壁画人物造型、题材内容，判断该墓“时代上限应不早于5世纪末-6世纪初，即北魏晚期，下限可能到西魏。”发掘者更倾向于北魏，并认为墓主人可能是一位信奉佛教的粟特人，壁画反映了中外文化艺术与思想信仰的交融。贺教授把该墓壁画置于整个北朝墓葬和宗教美术格局中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该墓的时代，通过壁画中人物、飞天、建筑、器物造型样式与北朝相关遗存的分析比对，认为其上限不会早于西魏，北周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壁画内容引发的思考，该墓出现的佛塔、胡僧等图像甚为特殊。佛教的传入改变了中古中国人的生死观，丰富了时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因此，部分佛教图像和纹样融入本土墓葬视觉语境中非常自然。需要注意的是，壁画题材佛像、菩萨像、佛塔、化生、礼佛等佛教美术中的核心图像要素鲜见于本土墓葬中，却常见于高句丽和部分入华胡人墓葬中，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晖达汇报了《南宋皇陵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绍兴南宋皇陵（习称宋六陵），为南宋皇家陵寝所在，自元初遭盗掘后，墓室及陵园建筑均遭严重破坏，诸陵寝位次、规制混乱不明。至本世纪初，地面遗迹消失殆尽。自2012年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开展了长期的调查勘探工作。2018年以来，又连续开展了六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先后发掘了四座陵园遗址。其中，一、三、四号陵园格局相似，虽规模略有差异，其中均包含形制相同的大型石藏墓穴，故判断为不同的帝（后）陵上宫。二号陵园规模更大，已发现大殿、廊庑、配殿等遗迹以及灶、水池等生活设施，并且明确无墓葬遗存。据此，判断该陵园为某帝陵下宫。在考古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建筑考古合作研究，结合一号陵园的测量数据，初步提出了南宋皇陵上宫的复原方案。接下来，该项目将继续结合各陵园的精确测量数据，对南宋陵园进行全面的科学复原。同时扩大研究视角，兼顾以皇陵兴废为主线而关联的城镇聚落、内河运输、商品生产、建筑行为、人口结构等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问题，从大遗址的时空框架体系深化南宋皇陵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本次大会安排及议程，陵墓考古专委会委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在10月23日上午的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之后，作大会主旨发言《汉文帝霸陵考古收获》。10月23日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在西安石油大学作了题为《西汉帝陵考古收获及保护利用构想》的公共考古讲座。

焦南峰做学术总结

　　在大会分组学术讨论总结阶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陵墓考古专委会主任焦南峰对陵墓专委会的学术讨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小结。他指出，这一次陵墓专委会的讨论，是继2023年3月陵墓专委会成立之后，本年度专委会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盛会。本次陵墓专委会共有25篇论文的提交，24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现场汇报。总体而言，陵墓专委会的学术研讨，体现出了新时期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的最新动态及学术研究成果：

　　第一，田野考古成果丰硕，弥补了中国陵墓考古资料的若干缺环；第二，研究领域大，研究视角多，填补了陵墓制度史研究的若干空白；第三，若干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

　　作为中国考古学会新成立的一支新兴力量，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将在中国考古学会的指导下，积极整合全国各地以陵墓考古为主的研究力量，充分发挥考古学发掘、整理、研究和保护的优势，推动陵墓考古研究全面、深入开展。同时，中国考古学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也将与其他专业委员会加强沟通，促进学术交流，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考古学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焦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