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日下午和24日全天，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会在陕西宾馆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考古文博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传媒出版机构近五十位学者、学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图片专委会合影

　　本次大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成员围绕：1）公共考古：理念与思考；2）考古学与中华文明；3）公共考古：实践与探索；4）考古与传播；5）考古与博物馆等五个专题提交了21篇报告；大家还就“如何做好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工作”展开专题研讨。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国祥、副主任高大伦和曹兵武、专委会副秘书长王涛、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分别主持了不同议题的讨论和评议。会议期间，郑媛还代表本专委会到西安文理学院为学生做了题为《花之印记——从陕晋豫彩陶的考古发现说起》的公共考古讲座。以下按专题介绍研讨情况。

会议现场

　　一、公共考古：理念与思考

“公共考古：理论与思考”专题研讨

　　研讨会一开始，专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首先致辞，接着结合他即将出版的公共考古专题论文集《月西日东》一书指出，几十年来，中国的公共考古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仁湘谈到，自己所经历的公共考古活动，已经由起初的悄悄进行，到如今的大张旗鼓展开，这气势感觉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曾经说一切考古都可以看作是公共考古，不仅只是学科普及。过去普及活动做得较多，今后也还会有这样的需求。现在考古已经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原本只限于象牙塔里的学问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也有了更多更现实的意义，这当然也都是公共考古了。王仁湘指出，现在做考古，责任更重，底气更足。而公共考古，有了学科更大力度的支撑，相信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的报告题为《公共考古学：后考古语境中的考古学与考古遗产》，他指出：考古学家从调查、发现、发掘、研究考古遗存，到编撰同行交流的考古报告、论文、专著和面向公众的考古科普读物，再到参与考古类展览、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规划建设运营、考古遗址保护和公园化建设等公共考古相关社会实践，以及考古和考古资源社会价值、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与完善，考古事业链条日益丰富完善，考古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公共考古学把考古学、考古工作、考古事业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考古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可以出理论、出方法、出优秀实践案例的重要考古学分支，其实践形式之一就是公众考古学的研究和开展，从考古成果为我所用到为社会和公众所用，从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资源化转化，公民历史、科学、审美素质培养，以及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文科在《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学科社会化的自我审视》中讲到，中国考古学产生于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它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带来了认识世界与阐释过去的全新视角，也全程陪伴并深度参与了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从自觉到自信的艰辛历程。随后，他围绕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理论和张岂之先生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论述，指出：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实践表明，考古学现阶段的发展正在向社会化、大众化的方向持续深入，并以公共考古学这一以新的学科理论为指导、以更丰富的材料为研究对象、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为活动参与者的崭新面貌，积极投入从学术自觉到民族自觉、从学术自信到民族自信的社会实践。而在这场实践活动中，考古学工作者必须肩负起来考古学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重任，同时考古学社会化的核心在于考古学学科内部的自我审视，只有将考古资源放置于公共文化资源的角度，才是迈出考古学社会化与公共化的关键一步。

　　社区考古是公共考古的重要内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涛介绍了他们近年在河南荥阳楚湾遗址开展的楚湾社区考古“五个一”计划，包括：一次社区专题展，面向当地群众，板块简洁，介绍乡土历史和考古学基础知识，还有参与考古工作的当地群众的群像；一次进校园，选择当地的中学和小学，向当地青少年播散爱考古的种子；一节线上云课堂，是应对疫情想到的连通校园内外的举措，向不能亲临现场的学生开展考古教学；一组考古短视频，主要记录考古队员的生活，向大众展示真正的考古；遗址所在地盆窑村因“盆”“窑”而命名，生产的陶器延续近百年，和考古队发掘所获的仰韶陶器跨越五六千年巧遇，一组记录制陶技艺的口述史访谈随即诞生。通过这些实践活动，教学方面，希望加强学生的田野考古学习和实践能力锻炼，增强学生了解社会、走进社会的能动意识；科研方面，立足遗址工作，开展实验考古、民族考古调查，对古今技艺的关联进行探索；从社会意义考虑，立足发掘所在地社区，开展校地合作，也是乡村振兴的有益尝试。作为考古工作者，首先要想方设法做好楚湾考古研究工作，这是考古人的本分；同时，也要立足乡土，尽己所能，为所在社区做好文化传播和传承工作，为乡村振兴贡献绵力，这也是考古人责无旁贷的社会职责。

　　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王思渝同样立足社区，在《乡村语境下遗产教育理念对公共考古的启示》中指出，国内现有的、发生在乡村语境内的、以“公共考古”/“公众考古”为旗号的实践常面临着偶发性、“就考古论考古”、与村落社会之间存在不适应等困境。他以安吉古城遗址公园、城头山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博物院等考古类遗址和村落遗产两类遗产类型分别入手，从遗产教育的角度，对既往经验加以回顾，在分类总结后认为，上述遗产教育已经形成了以实物为中心（强调实物教育、强调在地教育）、以在地组织为抓手（强调博物馆类组织或在地工作团队发挥长期可持续性作用）、以村落整体社会为核心（强调以遗产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是否契合村落的整体性基础、以及是否具备着眼于致力村落整体发展企图心）的基本特征。这样的遗产实践在传统意义上的遗产话语与更广范围内的整体发展之间，有着更强的张力；对此类实践问题的回顾将有助于乡村语境下的公共考古实践能够超越狭义的遗产或考古话语，而在整体发展的目标性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意义。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小东《徐旭生与中国早期公共考古》一文，通过回顾学术史指出，徐旭生1933年所作的《中国史学的演变》讲演，是其调和科学发掘与公众情感的公共考古思路基本成型的标志。徐旭生调和科学与人情的哲学思想，以及李石曾、鲁迅、马衡等法日派学人的公共活动，在徐旭生公共考古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主持斗鸡台发掘期间，徐旭生通过策略性地发布发掘信息，消除了公众对墓葬发掘的疑虑，并介绍了考古学知识。在指导张骞墓发掘期间，借由发掘前的仪式，发掘中照顾张氏后人的感情，以及发掘后树立纪念碑，徐旭生得以引导公众参与考古工作，提振公众的民族自豪感。通过上述回顾，能够更好地认识徐旭生在近代考古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结合傅斯年的公共考古工作，可以发现徐旭生和傅斯年基本代表了两种公共考古路径，即立足公众的主观能动性设计公共考古活动，和立足考古学术开展科学考古知识的普及。

　　二、考古学与中华文明

“考古学与中华文明”专题研讨

　　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玉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的标志》一文中谈到，中国史前玉器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客观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脉络和特征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辽河流域、江淮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用玉高峰的突出代表，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玉器，系统梳理已有玉器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着重阐释三支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玉器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和使用功能，对于探讨文化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及共同作为见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的标志性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分析对比，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中发现了部分器形相近的玉器，表明三支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与互动。随着各地区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玉器成为标志社会等级、身份、地位与礼制形成的核心物质载体，在史前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国祥强调，利用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对史前玉器开展综合性研究，重点阐释玉器蕴含的社会功能、价值观念和象征意义，对于深入推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形成机制、典型特征、发展动力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和发展方向之一。

　　呼伦贝尔博物院研究员白劲松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做好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一文中指出，内蒙古各民族以辛勤的劳动开发了边疆，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通过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与中原民族共同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贡献很大的几个古代北方民族，大多起源于内蒙古地区。上述古代北方民族，都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中，在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辽上京、金界壕到元上都、元大都，都是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产物，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蒙古北疆文化日益深入人心，内蒙古文化传统中的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正在引领着内蒙古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断胜利前进。

　　文物出版社编审、艺术出版中心副主任郑彤以《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的编辑出版为例，阐释如何讲好民族文物的故事。《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图录，这套书在如何讲好民族文物故事方面做了很多尝试。郑彤以其中的《新巴尔虎右旗卷》为例介绍，编辑团队从当地摄影师提供的上千张照片中选出大约一百张图片，做成风光照、文字背景板、日常生活照片，另请专家绘制了当地牧民的生活场景和民族服饰，把民族文物还原到它的使用背景中。同时，作者团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文物背景资料，将文物的来历、用途、制作过程娓娓道来；责编把上面这些元素整合在一起，采用多种方式介绍文物。郑彤强调，针对出版物，编辑要做的就是赋予文物灵魂，让它变得立体丰满，让读者体会到文物的奇妙之处，进而了解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并全面展示文物考古成果、风土人情、各民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罗武干以《冶金考古所见蜀地本土生产与区域交流》为题，综合考古类型学和科技分析手段，对成都市双元村墓地出土的时代特征明确的青铜器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显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蜀地生产的铜钺和铜鍪主要使用一类“华南省”铅料，而至战国晚期之时，蜀地生产铜器的铅料来源发生转变，大量使用一类新的“扬子省”铅料。通过和蜀地出土的外来风格容器，以及楚越地相同类型青铜容器的对比分析可知，战国中期双元村墓地出土的本地风格和外来风格器物的铅料特征明显有别。战国晚期时，双元村墓地出土的铜钺采用了与楚地铜器矿料相近的金属资源。此外，通过将对比数据限定在同时期相同文化风格的器物上，可以明确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蜀地出土的这些外来风格铜容器来自于楚地。整体而言，蜀文化与楚文化的互动经历了器物直接输入，随后逐渐转向对金属资源、技术和思想的深层相互作用。

　　三、公共考古：实践与探索

“公共考古：实践与探索”专题研讨

　　近十年来，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公众考古活动实践中不断提高创新和阐释能力，积极探索文物价值传播新渠道，率先在辽宁省内坚持不懈地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实践与探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丛丽莉分享了体会与收获。在活动理念上，实现了从回答“考古是什么？”“考古为了什么？”“怎样考古？”，到展示考古发现、阐释地域历史，再到解读沈阳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升华。在活动内容上，实现了从单一化到多样化的飞跃：有高端品牌的“沈阳考古讲堂”，系统、全面介绍考古学理论、考古新发现、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传统品牌“考古模拟体验”，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指导、模拟操作等环节实现公众与考古零距离接触、沉浸式体验；还有网络品牌“声音文物志|文物有声话沈阳”、传教品牌“沈阳考古课堂”、亮点品牌“考古成果展”、创新品牌“沈阳考古研学之旅”等等，这些品牌各有侧重，特点突出。在活动形式上，实现了从单向输出式展示，到双向互动式操作，再到沉浸式体验的提升，并推出了线下互动与线上观摩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在活动场地上，实现了考古现场、野外遗址、文博场馆的有机融合。在活动时间上，实现了从单次活动到活动季的充实。丛所长强调，在以后的公众考古活动实践中，将总结经验、锐意创新，坚持突出学术性、参与性、传播性的实践理念，千方百计地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市民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零距离感受考古魅力、享受文化滋养。

　　故宫博物院故宫考古研究所张晓玮分享了《故宫考古在公共考古领域的实践探索与思考》。近年来，随着故宫考古田野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在公共考古领域，故宫考古积极尝试着遗址遗迹现场展示、开办考古成果专题展览、会议讲座、制作与展示数字VR影片、参与央视考古公开课等不同形式的考古宣传活动。在开展工作的同时，也发现一些有待改进和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厚重文化滋养、完善公众的参与体验，让故宫考古的公共考古工作办出实效，并总结出自身特色，张晓玮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推进：其一，扎实做好考古发掘的基础工作和发掘资料的深度阐释与研究，为考古成果推广奠定丰厚、坚实的专业基础；其二，进一步探索在明清两代皇宫建筑为基础的博物馆特殊环境下，如何做好考古遗址遗迹的发掘、展示和保护工作；其三，持续推进对于故宫博物院与故宫考古关系的学理性思考，同时探索考古成果在博物馆受众中提升传播广度及转化力度的新方法、新手段；其四，充分利用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展示和公众教育等优势平台，开展可持续性、系统性的公共考古传播，助力博物馆成为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翟扶文在《试论如何开展考古研学》一文中指出，研学作为公共考古的一个渠道，如今越来越多的研学机构开始尝试与考古机构、有条件的考古工地开展研学活动。这种研学不仅是针对低年龄段的学生，同时也有高校的学生。如何让考古以公众熟悉和喜爱的方式传递出去，如何将严肃枯燥的考古生活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演绎出来表达出来，如何改变大部分群众对于考古的误解和曲解，这些既是研学重点也是难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3年正式独立运行，拥有国家文物局设的唯一一家内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建成开放了全国第二家大型考古博物馆——湖北考古博物馆，是“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组的牵头单位，“中华文明起源”石家河遗址等项目的承担单位，这些资源无疑是考古宣传的最佳材料，而针对省内比较成熟的考古发掘现场，规划季度或者半年一次的公众开放体验，开展研学活动，在现场布置展览，边发掘边展示，并提供讲解等服务，将可以让公众近距离了解考古，了解真实的考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沄以《搭建多元文化新需求下的考古学阐释与传播渠道》为题，分享了云南公共考古的探索经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足云南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丰富成果、知识及特点，结合云南独有的多样性文化特征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已在公共考古的实践之路上探索近十年，启动了全国第一家以普及考古知识为主的教育实践项目，逐步形成了“南南考古学院”品牌，并于2023年建成了云南考古体验馆。吴沄通过介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设置的不同主题活动形式，展示云南考古研究成果，不断拓宽文物展示利用宣传途径，有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开展“我是小小考古家——考古夏令营”“考古时光机”“考古进校园”“考古知识进课堂”等系列活动，活动地点已基本覆盖昆明市及云南省大部分地州。除了实践，云南考古人也不断思考如何在考古学社会化过程中，更加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多方资源，开展政企合作，引入优质社会资源，开展面向社会的多角度合作，通过不断创新课程、活动和传播方式，传播考古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四、考古与传播

“考古与传播”专题研讨

　　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杨雪梅以《人民日报》为样本，向大家展示了《报刊中的中国考古》。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党对文物事业的领导及管理自然也是人民日报报道的重点。从法律法规的出台到保护方针的确立，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到考古的长期规划，从全国性文物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文物外交，文物的普查和国保单位的评定等等，都在报纸的版面上留下了印迹。从1950年7月，中央政府就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来保护文物，之后文物保护法的制定及历次的修改，都在报纸上有清晰的记录。从裴文中先生1949年10月11日在人民日报5版刊发的长文《我学习了什么》开始，在建国初期人民日报有限的版面上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名字，陈梦家先生谈大学博物馆的发展，梁思成先生谈中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石兴邦先生谈西安半坡、夏鼐先生谈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等等，这样的传统保持至今——约请文博考古专家撰写通俗的科普文章，向大众介绍文化遗产及最新的考古发现。通过梳理可以看到，重要的考古发现一直是报纸的重要报道内容，珍爱与保护文化遗产也一直是报纸呼吁的重点。在新时代，考古文博的内容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些从报道的数量、质量、多元性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剖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社长曹楠在《引领学术、惠及大众——中国年度考古新发现论坛回顾》一文中介绍，为了更好地展示和交流考古发现，传播和普及考古学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于2002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每年年初举办的论坛从前一年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中遴选出学术意义最为重要的六项进行展示和交流，自2002年至2022年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成为展示中国最新考古发现的舞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为促进学术交流、传播新知做出来了努力。除了论坛，还把评选出的六项考古新发现以综述和简报形式在《考古》第7期发表，尽快回馈读者；同时还关注所有渴望了解历史奥秘和关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的人，每10年将60项考古新发现结集成《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出版，成为引领学术、惠及大众的学术与社会品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副主任郭鹏在对考古普及读物进行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一方面，考古通俗读物的出版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比如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王仁湘先生的《饮食史话》《半窗意象》等著作，脍炙人口，声誉非常高。另一方面，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考古通俗读物类图书出版的数量非常少。中国现在年出版图书约50万种，其中考古类图书仅有2000-3000种，而考古通俗读物的数量则更少，不足百余本。当前我国图书出版的要求开始转型，供给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考古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广大读者，乃至党和国家迫切需要的内容，缺口比较大；但是粗制滥造，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所谓考古普及性读物充斥市场，给真正的考古通俗读物乃至考古学科都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郭鹏希望中国考古学会特别是公共考古专委会，能够在考古通俗读物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和有关机构合作，推出考古通俗读物的认证和推荐机制，对于市场上的考古通俗读物进行指导甚至是干预。

　　五、考古与博物馆

“考古与博物馆”专题研讨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在《从考古博物馆看公众考古的进化——以晋陕考古博物馆为中心》一文中谈到，考古人想有自己的博物馆，从梦想到个别先行者的试验，到今天以陕、晋、荆、蓉和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高调开馆，考古博物馆成为中国博物馆的一个新类别；考古博物馆以其专业视角、独特主题和别具一格的陈列方式，深受领导和社会欢迎。高大伦以亲自参观体验过的陕西、山西、四川、北京、湖北、浙江、广东等多个地区的考古博物馆为切入点，探讨考古博物馆的展陈方式和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努力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益。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在《考古博物馆的功能和运行模式讨论》一文在回顾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历程后认为，从一开始许多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建成都是与考古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不断繁荣，并为博物馆展陈内容不断输出着新鲜血液。与考古相关的博物馆，大致可分三类：即综合性历史博物馆、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考古博物馆。这三类博物馆既是三种类型，也代表了博物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郑媛认为，考古博物馆是考古学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公众考古学理论在社会实践应用中的进一步深化与升级。因此，考古博物馆的功能、展陈内容与运行模式，既有博物馆的共性，又应具备考古学自身发展特点。从功能上，应突出学术性、科普性、互动性；从内容上，应聚焦考古学科发展史、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动态与前沿等；从运行模式上，应服务于考古科研机构发展、服务于考古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建设、应强调考古专家与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并成为社会公众对考古事业理解与支持的有益平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中心主任张兴国分享了《片羽见吉光——关于湖南考古出土陶瓷特展的一些思考》。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长沙博物馆等省内多家文博单位推出的《吉光片羽——湖南考古出土陶瓷特展》，依托湖南考古70年的考古工作成果，以时间为主轴，兼顾陶瓷工艺演进和社会总体历史文化发展两条线索，通过陶瓷“片羽”洞见社会“吉光”。展品以考古科研标本为主要展品，辅以省内各博物馆的代表性陶瓷藏品；以陶瓷类文物为主，突出典型单位的共存器物组合，必要的其他类材质文物为辅，烘托陶瓷类文物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本次展览可以认识到，公众考古传播与考古学术研究二者之间是相互补益的，一个好的公众考古项目除了要引发公众兴趣和广泛参与，还可以引发新问题，乃至推动相关学术研究。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的报告题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博物馆展示与传播》。基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各区域文明普遍“以玉为贵”的习俗，以及铸铜技术等一些全新生产力要素在不同阶段所扮演的突出而重要的作用，陕西历史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彩陶、玉器、青铜器与“早期中国”的系列展览，通过“彩陶·中华”“玉韫·九州”“吉金·中国”三个相互关联的专题展览，依次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还通过“1+N”的项目管理方式，创新性地通过展览主项目带动线上展览、系列讲座、教育活动、学术图录、通俗读物、文创产品等配套子项目的实施，使中华文明探源的丰硕成果通过博物馆特有的多样化方式得以广泛传播，实现考古研究成果的大众化，获得了很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如何做好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工作”专题研讨

　　在研讨会最后，大家还围绕“如何做好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工作”进行专题讨论。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乔玉介绍了她们围绕中华文明策划的系列文物考古短视频，寓教于乐的形式深受大众欢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范佳翎介绍了自己带领团队的运营的融媒体品牌《考古观察站/猿》的经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赖祖龙分享了自己对考古和博物馆关系的新认识。大家还对前面研讨中提到的公共考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体制问题、经费问题、今后的发展等进行了深入讨论。研讨会在活泼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