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仅仅是把28年的上榜项目累积放到中国的考古地图上，都是令考古人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每项考古发掘都是履行了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在发掘过程中，也是依照了国家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保证了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其所揭示出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更是不断提供着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的钥匙，丰富着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同时也一直提升着中国考古学的层次。

 

 

　　考古遗址属不可再生资源，每一项发现都是独到且不可替代的。今年入围“十大”评选的26项考古发现各有各的精彩，代表着中国考古的不同侧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又能从中看出怎样的“门道”与“热闹”？

 

　　更明确的问题导向

 

　　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新疆的通天洞遗址如愿以偿获得今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领队于建军立刻被请到北方科技大学去介绍近些年新疆考古的进展。

 

　　对于新疆考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若羌罗布泊的小河墓地、尉犁的营盘汉晋墓地、库车晋十六国墓葬、吐峪沟石窟群与佛寺等重要发现，包括青铜时代的阿敦乔鲁遗址，但考古学界一直希望能够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自上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地点，但都未有明确的地层堆积。吉木乃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地区发现的第一个具有明确地层的旧石器遗址。

 

　　近20多年在“十大”中上榜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距今10多万年的荥阳织机洞遗址、旧石器新石器之交的新密李家沟遗址、河南许昌灵井等旧石器遗址，直到今天仍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正如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所说，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的任何考古发现都会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通天洞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位于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欧亚大陆北方大草原、中亚东欧等地区为邻，这里新发现的莫斯特文化以及相关的古DNA信息对研究欧亚草原上古人类的迁徙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我国的主动性考古项目快速增长。2012年以来共批准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千余项，占同期项目总数的1/3多，批复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和综合考古调查研究项目50余项。很多考古都有了更加明确的问题导向和更加自觉的国际视野，这在此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中看得分外清晰。

 

　　广西娅怀洞遗址延续时间数万年，文化堆积深厚，像一部无字史书，完整保存和记录该地区史前人类不同时期生产与生活的遗迹。石器组合、距今16000多年的墓葬以及稻属植硅体，包括完整人头骨化石的发现，都为探讨东亚地区人群与技术的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小南山遗址确认了世界最早的砂绳解玉技术，将我国玉器文化的起源向北推进了2000里。这个遗址受到俄罗斯学者的高度关注，而中国考古工作者也自觉关注相邻区域的考古发现。

 

　　福建南山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堆积保存完整，地层连续且年代跨度大，初步建立起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年代序列。更为重要的是，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来源以及南岛语系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新线索。

 

　　见物见人见精神

 

　　勾勒中华文明的特质

 

　　“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评选的同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正在举行“帝国重现：古罗马与汉代中国文明”的国际研讨会，许多考古学家不得不两头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刘瑞一边在这里汇报自己的秦汉栎阳城考古发现，一边要去那边进行“汉代都城”的讲演。

 

　　刘瑞是“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常客，去年汇报的“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虽然落选，但对从汉武帝延续到唐代继续使用的昆明池的考古工作令大家印象深刻。他们从2012年秋忙至2016年夏，在1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用探铲打下649227个探孔，探孔总长达1033640米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从西安北站一直钻探到北京永定门，最终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池岸线所在，确定了早晚期昆明池的面积、昆明池之水源。而今年上榜的秦汉栎阳城上承雍城、下启咸阳城，历史地位极其重要。通过5年的考古工作，确定了秦都栎阳和商鞅变法的所在地，清晰揭露出迄今为止最早的包括浴室、壁炉、灶等在内的秦汉宫殿生活区的基本情况，“汉承秦制当始于栎阳，我们找到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古代政治文明、建筑文明的源点。”

 

　　评委认为，丰厚的文献功底为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较为准确的路径，这也体现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鲜明特征。今年宋元明清共有8个项目进入终评会，浙江兰若寺南宋墓园、崇礼金代太子城城址、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等虽然没有进入“十大”名单，但都在文献与考古之间搭建起合理的桥梁，显示出历史时期考古内涵的丰富性。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大众十分关注的“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在最终公布时改名为“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这体现了热闹背后的学术严谨性，与370年前大西王张献忠的折戟沉沙相关联的并不仅仅是传说中的坠入江中的金银财宝，大量的文物更是明代中晚期社会生活、政治、军事甚至影响世界的“白银之路”的最直接反映。

 

　　内行看门道。比如洛阳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工作，做了16年，它和一年半年挖一个大墓不可相提并论。和之前入选“十大”的陕西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相比，东汉时期的陵寝制度一直语焉不详，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2003年，“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正式启动，对邙山范围内各个时代的墓葬以调查、勘探为主，发掘为辅的方式，在GIS平台上进行登记。为了廓清与东汉帝陵北陵区相对的南陵区，伊河以南到万安山北麓的区域也被纳入到田野工作系统中，十几年的勘探和发掘才取得了有关东汉帝陵的突破性成果。

 

　　评选代表一种引领。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了目前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夯土墙、壕沟、大量房址、一批高等级墓葬和祭祀遗迹对探讨中国东部地区的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不可想象的意义。这个遗址距离著名的城子崖遗址不足5公里，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是考古人烂熟于心的经典文化，王芬所带领的山东大学考古团队通过两年多的精细工作，赋予了这一文化新的内容，为黄河下游距今5500—4500年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资料，为龙山时代的诸城林立找到了源头。

 

　　科学理念深入人心

 

　　新旧技术传承有序

 

　　从上一届“十大”的评选开始，就有专家呼吁设立“入围”奖，毕竟能够进入到最后终评会的项目在考古理念、考古技术上都是优中选优。

 

　　“全方位调查、大面积勘探、重点区域详探、关键部位试掘、核心部分套箱进行实验室考古、边考古边保护边展示……这些科学的考古理念经过一年年的评选已经深入人心，给中国考古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文物报考古版的主编李政这么多年一直负责十大考古评选的组织，“近两年的评选中，前期参与网络投票的人数近50万人，全程视频直接观看量超过30万人次，微博的话题阅读量近千万，影响力日渐增大。”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20多年前是为了推广浮选法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现在几乎所有的遗址都进行了非常精细的植物浮选，新疆的通天洞发现了关键时间关键区域的麦类作物，福建南山遗址在洞穴堆积中浮选出的数量异常丰富的农作物与相关农田杂草遗存，证明了南山遗址的粟、黍是目前华南地区年代最早者，这都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农业起源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过去认为很炫的新技术，现在已经是国家队、省考古队甚至市级考古单位的标配。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低空拍摄技术、机载激光扫描、遥感等现代化信息获取技术，显著提升了地理与环境信息采集的科学化、便捷化水平。”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李季说，国家文物局也相继颁布了田野考古制图、人骨标本、人类遗骸DNA、动植物遗存、碳氮同位素食性分析骨质样品、碳14样品采集等多项考古技术的标准，“现在一个考古队的领队必须是全能战士。”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老一辈的传统技术也都被年轻人继承下来，比如遗址中的车马坑整理，这相当于考古中的绣花功夫。“以前都是非常老的技工才有这样的本事，郑韩故城三号车马坑作为陪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共陪葬各种车辆48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骨之多，在东周考古发现中名列前茅。很多还是拆车葬，马车都被大卸八块，随机扔在这里，你得能判断出车轮是怎么摆的，一不小心就做过了。河北行唐故郡、宁夏姚河源遗址都有车马坑的发现，都需要这样细致的技术。”

 

　　提起郑韩故城，大家并不陌生，作为从春秋到战国存在500余年的都城，我们学过的郑伯克段于鄢、朝秦暮楚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1923年8月，河南新郑士绅李锐在自家园中挖井时意外获取了十余件青铜器，由此产生的世界瞩目的“李家楼器群”曾被引为东周考古学的标尺单位。这里的文物因为靳云鹗的强力征集虽然没有重蹈洛阳金村文物的厄运，但由于发掘的非科学性，很多重要信息都遗失了。这样的事情如今再也不会发生了，无论是之前发掘出土的郑国祭祀遗址中的编钟，还是今年在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中发现的16条带有车辙的道路，考古人员都视之为珍宝。

 

　　90年前的1928年，在殷墟开始的连续15次的科学发掘，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同样在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发现了龙山文化；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1930年《古物保存法》颁布……之后的中国考古经历了多个黄金时代，而自1990年开始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见证了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制图：蔡华伟）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2018年04月18日22版）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