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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透过“十大”看古代文明简史

发布时间:2018-04-19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杨阳

  近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结果在微信朋友圈里刷了屏。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荣膺“十大”榜单。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业内被称为“十大”,它与“六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双峰并峙,同为国内田野考古新发现的最高奖项,一直受到考古界的重视和公众的关注。
 
  2017年是田野考古的“大年”,高质量的项目十分集中。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4月10日的“十大”终评结果发布会上宣布,此次进入初评的26个项目中,除了10项“入选项目”外,其余16项均当选“入围项目”,与以往有所不同。
 
  “不用再跟推土机抢时间了”
 
  说到近几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王巍深有感触:“中国考古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那就是主动发掘越来越多,配合基建的考古很少了,那些跟着推土机走的日子基本绝迹。”以往,考古人和推土机抢时间的故事,我们听到过不少。但现在,情况已彻底好转。“考古学家现在有机会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上,围绕研究来设置考古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王巍说。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看来,入选“十大”的考古项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突出,并且在推动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提出新的材料、新的信息、新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此次进入初评的26个项目地域分布范围广,南北从黑龙江到广西,东西从新疆到山东沿海;时代跨度大,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遗址类别多样,有洞穴、墓葬、城址、帝陵及祭祀遗址等。
  
  李伯谦说:“这些考古项目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阶段,连缀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简史。”
 

 
  同获“十大”“六大”两项殊荣
  
  此次“十大”中,通天洞遗址、焦家遗址、长白山神庙遗址同时也是2017年度“六大”的入选项目,可见这3个项目在全年的田野考古项目中相当具有代表性。
  
  通天洞遗址是我国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项目发掘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新疆地区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并在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多次使用。王巍说,通天洞遗址让我们看到了一支来自北亚或中亚北部的人群进入到中国的活动遗迹,他们的石器制作传统与我们(如山顶洞人)的是不一样的。此外,洞穴内的植物遗存为5000年前小麦传入中国提供了最早的实证。
  
  焦家遗址地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和汉代,发现有城墙、壕沟、墓葬、房址、陶窑等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项目发掘领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芬表示,长期系统地开展焦家遗址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内涵、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更大范围的区域联系以及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长白山神庙遗址位于吉林安图,为金代皇家所修建,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项目发掘领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赵俊杰认为,这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说。
 

 
  老遗址带来新惊喜
  
  郑韩故城遗址位于新郑市市区及其周围一带,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素有“露天博物馆”之称,考古人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0余年。这样一处老遗址,却令人惊喜地首次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北城门和有防御作用的瓮城,探明了春秋时期北城门的结构为一陆门一水门,印证了史书对郑国“渠门”的记载。此外,发现的郑国三号车马坑出土车48辆、马124匹,被考古人誉为“继郑公大墓时隔16年后的又一力作”。王巍激动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车、马数量最多的一个遗址。”
  
  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是一项时间久、任务重的工作。东汉帝陵共有12座,有11座在洛阳境内,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在古人“生于苏杭,葬于北邙”理念的影响下,邙山上有很多封土堆,要找出哪些是东汉帝陵,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前后15年的不懈努力,现已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即采用内外陵园制度。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为今后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公共考古成为“实际的步骤”
  
  在“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文物考古发现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共享情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说:“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度是我们评选里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在公共考古领域,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考古学,正确认识考古学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这方面,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就有成功的经验。该遗址位于四川眉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经确认为张献忠沉银地点,遗址的形成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明末大西军将领张献忠与明代参将杨展“江口之战”这一历史事件直接相关。在发掘遗址的同时,开展公共考古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从几百位报名者中,筛选出8位志愿者,参与工地的发掘全过程,这在全国尚属首次。霍巍坦言:“通过和志愿者的磨合,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模式,让公共考古不再是一句形式上的话,而是一个实际的步骤。”
  
  对于考古人来说,每年的仲春时节既是提交前一年田野工作成绩单之时,更是同行相聚、交流信息之时。接下来,他们又要回到工作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19日第1434期)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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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杨阳:透过“十大”看古代文明简史

发布时间:2018-04-19


  近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结果在微信朋友圈里刷了屏。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荣膺“十大”榜单。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业内被称为“十大”,它与“六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双峰并峙,同为国内田野考古新发现的最高奖项,一直受到考古界的重视和公众的关注。
 
  2017年是田野考古的“大年”,高质量的项目十分集中。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4月10日的“十大”终评结果发布会上宣布,此次进入初评的26个项目中,除了10项“入选项目”外,其余16项均当选“入围项目”,与以往有所不同。
 
  “不用再跟推土机抢时间了”
 
  说到近几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王巍深有感触:“中国考古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那就是主动发掘越来越多,配合基建的考古很少了,那些跟着推土机走的日子基本绝迹。”以往,考古人和推土机抢时间的故事,我们听到过不少。但现在,情况已彻底好转。“考古学家现在有机会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上,围绕研究来设置考古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王巍说。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看来,入选“十大”的考古项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突出,并且在推动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提出新的材料、新的信息、新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此次进入初评的26个项目地域分布范围广,南北从黑龙江到广西,东西从新疆到山东沿海;时代跨度大,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遗址类别多样,有洞穴、墓葬、城址、帝陵及祭祀遗址等。
  
  李伯谦说:“这些考古项目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阶段,连缀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简史。”
 

 
  同获“十大”“六大”两项殊荣
  
  此次“十大”中,通天洞遗址、焦家遗址、长白山神庙遗址同时也是2017年度“六大”的入选项目,可见这3个项目在全年的田野考古项目中相当具有代表性。
  
  通天洞遗址是我国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项目发掘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新疆地区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并在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多次使用。王巍说,通天洞遗址让我们看到了一支来自北亚或中亚北部的人群进入到中国的活动遗迹,他们的石器制作传统与我们(如山顶洞人)的是不一样的。此外,洞穴内的植物遗存为5000年前小麦传入中国提供了最早的实证。
  
  焦家遗址地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和汉代,发现有城墙、壕沟、墓葬、房址、陶窑等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项目发掘领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芬表示,长期系统地开展焦家遗址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内涵、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更大范围的区域联系以及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长白山神庙遗址位于吉林安图,为金代皇家所修建,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项目发掘领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赵俊杰认为,这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说。
 

 
  老遗址带来新惊喜
  
  郑韩故城遗址位于新郑市市区及其周围一带,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素有“露天博物馆”之称,考古人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0余年。这样一处老遗址,却令人惊喜地首次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北城门和有防御作用的瓮城,探明了春秋时期北城门的结构为一陆门一水门,印证了史书对郑国“渠门”的记载。此外,发现的郑国三号车马坑出土车48辆、马124匹,被考古人誉为“继郑公大墓时隔16年后的又一力作”。王巍激动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车、马数量最多的一个遗址。”
  
  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是一项时间久、任务重的工作。东汉帝陵共有12座,有11座在洛阳境内,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在古人“生于苏杭,葬于北邙”理念的影响下,邙山上有很多封土堆,要找出哪些是东汉帝陵,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前后15年的不懈努力,现已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即采用内外陵园制度。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为今后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公共考古成为“实际的步骤”
  
  在“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文物考古发现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共享情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说:“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度是我们评选里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在公共考古领域,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考古学,正确认识考古学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这方面,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就有成功的经验。该遗址位于四川眉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经确认为张献忠沉银地点,遗址的形成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明末大西军将领张献忠与明代参将杨展“江口之战”这一历史事件直接相关。在发掘遗址的同时,开展公共考古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从几百位报名者中,筛选出8位志愿者,参与工地的发掘全过程,这在全国尚属首次。霍巍坦言:“通过和志愿者的磨合,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模式,让公共考古不再是一句形式上的话,而是一个实际的步骤。”
  
  对于考古人来说,每年的仲春时节既是提交前一年田野工作成绩单之时,更是同行相聚、交流信息之时。接下来,他们又要回到工作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19日第1434期)
 
责编:荼荼

作者:杨阳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