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项研究成果奖（金鼎奖）。诚然，在大众眼里考古学家的工作略微神秘，他们知识渊博，在田野的泥土和一砖一瓦中寻找远古真相，其实真正走近他们，你却会发现他们又是那么普通。为了发掘众多考古学者背后触动心灵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和中国考古网联合策划“金鼎奖背后的故事”专题报道，细致解读这些研究成果。

　　李岩：朱非素老师主要执笔的《石峡遗址——1973~1978》一书获得了今年的金鼎奖，作为她的晚辈同事和学生应中国考古网邀请，简单写些文字，借此机会纪念老人家离开我们一周年。

1994年朱非素与越南学者在草堂湾遗址考察

　　栉风沐雨的考古人生

　　朱非素先生老家在浙江温州，她父辈由于是读书人，因此给她取了个佷雅的名字非素，意为解释姓氏之字意。她儿童时期在家乡完成了小学学业，1951年底年仅15岁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历任护士、卫生员、所在师文工团歌唱演员，在朝鲜的战壕里用她的方式战斗了四年，复原返乡；1958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那时，正是青春洋溢的朱老师在家复习功课，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令当时年轻的我们觉得，这简直是传奇！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她总是说我很幸运，在朝鲜的时候，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我毫发未损；比起哪些前线的战士，我非常幸运。联想起2004年，朱老师第一次因乳腺癌住院时，还被她称为年轻人的我们，捧着鲜花去看望她，老人家非常乐观，笑呵呵的说：上过战场的人，什么都不怕，相信科学，相信医生，我那石峡报告还没弄完，这条命没那么快结束。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朱老师再次用她的乐观和顽强战胜了病魔。医生护士也常常用她的言行鼓励同患。病愈之后，她又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石峡报告的编写工作中。2007年底终于完成了她的石峡报告文稿以及校对工作。因此，当她第二次受到病魔的侵害时，常挂在她嘴边的话是非常想见到报告出版。老人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特别是第一次患病之后，她开始了几乎以天为单位计算日子，那也是她老人家后半生的心血结晶。也算是幸运之神的再次眷顾吧，出版社方面也加班加点，终于在2015年开年将印成的书呈送到朱老师面前，算是了却了她的一个心愿。当她多次面对生死时，最后一次对自已生命时间的珍视，令我想起太史公的一段话：“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老人家以区区弱体，顽强面对现实，勇也；老愈弥坚，不惜病体投身热爱的考古事业，大义也；她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大体如此。

 

　　朱老师的学问生涯中，石峡遗址与她缘分至深，文革期间，朱老师一家被下放到英德县一个煤矿，由于以前做过卫生员，她被指派做了赤脚医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事业开始逐渐恢复，广东省有关部门启动了石峡遗址的发掘，并以此举办业务干部培训班。朱老师被从煤矿召回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当时，她的工作关系还在煤矿，但她也顾不了那些，背着行李赶到发掘现场。当时狮子岩周围，全是农田，每天发掘过程中暴晒是常态，由于是女同志，在工地每天洗澡和方便十分不方便，也全然不在话下。后来，苏秉琦先生曾到现场，对朱老师一通表扬，赞扬她身为女士，长期在发掘一线，不容易。还笑谈起她上学时上台表演唱时的情景。朱老师有兴趣的是苏先生对石峡墓葬的看法，所以积攒了不少问题当面请教。后来发表的简报及苏先生的相关文章，正式将石峡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石峡文化，并称之为打开岭南文明的一把钥匙和一个重要的窗口。朱老师对此感到欣慰无比。也应当说，经过文革浩劫，石峡遗址的田野工作与成果是她考古生涯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之始，怎能不让她魂牵梦绕。

三水银洲贝丘遗址发掘期间与严文明、赵辉等
 

　　通过石峡遗址的发掘与初步整理，她不仅收获了学术上的成果，同时也为广东省第二次文物普查培养了大批业务干部，很多学员走上县市博物馆领导岗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下求索的学术道路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朱老师积极与高校联系，为事业发展引进人才，同时谋划珠江三角洲地区古文化的的调查与研究。

 

　　由于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地区基建兴起，文物保护和相关研究亟需跟进，至九十年代广东省成立考古研究所，她负责制定了当时按流域划分的课题规划，将广东史前先秦考古学文化面貌划分为粤北、珠三角、粤东、粤西几个区块，并结合年轻人的兴趣，对研究方向给与各自的指导。她自己亲自挂帅珠三角地区的工作与研究。

 

　　直至老人家退休前，她主要负责了珠海海岛调查、三水银洲遗址发掘、村头遗址发掘以及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多学科调查。这些田野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部分已经编纂成书出版，三水银洲的报告目前正在编写中。

 

　　珠海调查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珠海考古与发现》一书中，朱非素老师将珠江口西岸存在的粤东浮滨文化之器物首先加以辨识，并指出其年代所在及相互的交流关系。

朱非素老师2015年春留影
 

　　关注区系文化谱系的基础上，她将目光转到了聚落考古之上，从南海鱿鱼岗实习发掘起，朱老师提出，解决西樵山石器之年代和性质的问题单单从西樵山本身是不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樵山很难见到有一定数量陶片堆积的遗存，而其周边就有不少贝丘遗址，在南海、三水两地出土了为数众多的以凝灰岩为原料的双肩石，共存陶器也丰富的得多，这还涉及到石器原料产地与运输等问题，可能构成了一个围绕原料产地的贝丘聚落群。这些遗址的年代清楚了，西樵山石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后来的事实说明她的预判是正确的。

 

　　就贝丘遗址的功能区分布，朱老师将目光定在三水银洲和东莞村头两处贝丘遗址。

 

　　三水银洲贝丘遗址是广东所成立后第一次与北京大学的联合发掘，严文明先生也曾多次到场，赵辉老师亲自带队；村头遗址则是配合基建的课题项目。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石峡文化与珠三角地区的文化交流，而且还对这个时期贝丘遗址的功能区分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逐渐认识到珠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复杂且动态性显著，其对文化的影响非一两处遗址能达也，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且在加速基建保护堪虞的现状下，该项工作更加紧迫。于是组成了当时广东考古的豪华阵容：朱老师为项目负责人，严文明先生担任顾问，赵辉、袁靖、赵善德、李子文为队员的调查队，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里，朱老师不顾高龄，与队员们行程2000余公里，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佛山、南海、三水、肇庆、高明、高要、新会、中山、珠海、深圳和东莞等市的其他处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过程中首先观察遗存堆积情况和采集文化遗物，以了解遗址的规模和时代；其次是收集各种动物遗骸，以了解遗址的生计活动类型和所处生态环境；三是观察遗址的地理景观。并对三水银洲遗址的部分堆积做了系统的柱状采样。

朱非素老师与苏秉琦先生等
 

　　这次调查记录的三角洲贝丘及相关沙丘遗址的现状及其地理特征，资料详尽且重点突出，涉及到考古学遗存、小地理环境、动物遗存等几个方面。根据调查情况就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调整生存策略的做法找到了若干又规律性的线索：“比较早晚期各类型贝丘遗址数量可知，早期阶段，三种类型（近口段型、河口段型、海滨型）的贝丘数量都不多，人们的取食活动虽然略偏向于近口段和河口段的贝类资源，但总体上倾向性不甚突出。晚期贝丘数量激增，同时集中在河口段地带，人们的取食活动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倾向（注1）。 ”通过三水银洲等具体例子分析，得到初步认识：即三角洲地区文化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对天然食物资源深度开发的方式达到的。就一些关乎全居的理论性问题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问题：即采集经济对社会发展所能达到的承载极限问题。

 

　　就贝丘遗址中的古环境变迁信息也从微观角度进行了探讨：

 

　　“例如高明鲤鱼岗（即古椰遗址）的早期堆积分布在岗地附近较高的地段，印纹陶时期的堆积则仅发现于岗地下鱼塘塘底的底处。属晚期贝丘的三水银洲遗址其早段堆积全部在岗顶和岗坡上，晚段堆积也下移到岗坡脚下的鱼塘附近。此或者反映了遗址附近的水面降低和水域面积缩小。”还提出“水温、盐度、海底基质等的具体关系做更仔细的比较研究才行。但相信贝丘遗址提供的资料在研究微观环境变迁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此次调查的成果在广东地区的贝丘遗址之文化发展及人们对环境的适应等方面都是达到峰值的成果，相当经典。从那儿以后，朱老师就没有再下田野了。

 

　　回忆起朱老师的传奇事儿，还有件在广东文博界传为佳话。她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大概应当是文革前，到英德市南山风景区搞调查，那里有很多石刻，其中就有苏东坡题写的。当年，苏东坡被贬岭南，知英州（今英德），赴任途中又改惠州安置，途中经过英德，并到南山游览，并留下题名：“蜀人苏轼、子瞻南迁惠州，舣舟岩下，与幼子过同游圣寿寺，遇隐者石君汝励，器之，话罗浮之胜，至莫乃去。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十二日书”的石刻。朱老师当时就作了拓片，回广州后，将拓片交给了省博物馆。文革的时候，非常不幸，就那方石刻被彻底毁掉了，朱老师的拓片就极其珍贵了。

 

　　朱非素老师在完成石峡报告后，所里安排编辑出版她的个人论文集，即后来出版的《岭外求真》一书，当书稿交付出版社时，她已经住院，而且医生说老人家将不久于人世，面对这一情况，闫向东先生接到稿子后，专门安排青年编辑樊鑫负责此事，小樊加班加点，并在向东先生的安排下，将样书直接送到朱老师病榻面呈，在老人家陷入昏迷之前，她不仅看到了《石峡遗址》，也及时看到了她自己的论文集。大家都认为，用这方式表达一下对朱老师的敬意更合适。

 

　　朱非素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她的著述为后辈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她的人生曲折而顽强，充满了传奇色彩，作为励志故事也将激励后生前行。

注1：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组：《珠江三角洲史前调查》，《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