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5月21-23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郑州成功召开。除了近700位国内学者外，大会还邀请了来自英国、德国、加拿大、埃及、印度、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外国学者参会。从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到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地欧洲，从神秘丛林中的玛雅文明到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他们如何理解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他们眼中的中国考古学又是怎样的面貌？为此，中国考古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联合策划“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专题报道，让我们听听这些来自域外的声音吧。

 

　　罗宾.丹尼尔（Robin Dennell）现为英国埃克赛特大学教授（University of Exeter），旧石器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British Academy），国际古迹和遗址委员会代表（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onuments and Sites）。研究兴趣主要为东亚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演化研究，近年来重点关注中国古人类演化和旧石器考古学。目前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展旧石器考古学合作研究。Dennell教授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Nature）和《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等撰写了关于中国早期现代人化石（广西崇左智人洞和湖南道县福岩洞）研究成果的评论，并大力推进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中国考古网：丹尼尔教授，您好！首先欢迎您参加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值此盛会，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和大家分享您眼中的中国考古学。请问您之前有没有与中国考古学家合作过？您怎么评价这些合作？另外您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方面的进展？

　　丹尼尔教授：为了解中国考古学家如何发掘旧石器遗址，2007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的水洞沟河谷两个旧石器地点的发掘。同时，我也参与了与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朱照宇教授、古脊椎所黄慰文教授的合作，在西安附近黄土高原的蓝田县进行了两个野外季度的工作。对我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经历。水洞沟遗址的发掘无论在野外发掘技术还是野外记录方面都是高水平的，与欧洲的旧石器发掘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在黄土高原野外工作的目标是在厚达70米的剖面上寻找石制品，这项工作与我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巴基斯坦所做项目的工作方法是一样的。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在黄土高原所做的科考工作皆是国际水平的，并且黄土高原提供了世界范围内两百万年以来能够反映气候变化的最好的陆相沉积。

　　我认为近15-20年以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野外发掘的水平，尤其是记录野外材料的方式在一些好的发掘项目中是非常高水准的；其次，现在有不少年轻学者（至少在古脊椎所）从事着新研究领域（对中国而言）的工作，比如石制品微痕分析、植硅体和淀粉粒分析、考古-动物学以及实验考古学。同时，中国学者们也更多地意识到了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方面研究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关注旧石器考古学记录是如何形成的。或许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学生们大多都能很好地用英语进行交流和写作（在一些语言编辑方面的帮助下），很多人还开始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2007年于水洞沟遗址
 

2007年于水洞沟遗址

 

　　中国考古网：您熟知西方学术界的旧石器考古学工作，在您看来，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与西方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丹尼尔教授：就我在中国水洞沟遗址和黄土高原的合作经历而言，我并没有看到中国与欧洲在旧石器遗址的野外发掘方面有什么大的不同。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更多地关注单个遗址。在英国和欧洲的部分国家，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对景观以及栖居形态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反映方面的研究上。我希望这些研究方式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GIS（地理信息系统）应该可以发挥作用，我很高兴看到中科院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开始将GIS应用到对旧石器遗址的研究上。我认为在英国，尤其是欧洲北部，最好的旧石器研究不仅仅是多学科的，更应该是跨学科的。换句话说，不同学科的研究应该是很好地集成在一起的，而不是相互分割的研究。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同时也要有一个准备好合作的团队。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我认为这在中国将会实现，尤其是在中科院古脊椎所。

 

　　中国考古网：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您认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对人类演化的研究有着怎么样的贡献？

　　丹尼尔教授：毫无疑问，直到最近大部分西方学者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要之处。这有几点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早在1948年美国考古学家莫维士（Hallam Movius）认为东亚地区属于边缘地区与不相关地区，他的消极观点影响了几十年来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公正地说，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者几乎没有获得中国旧石器研究的相关信息。大部分西方学者因20世纪30年代在周口店发现的直立人而知道了周口店，但是对旧石器石制品组合的信息几乎一无所知。可能大部分西方学者听闻过水洞沟和泥河湾盆地，但是据我所知，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信息还未见闻于很多英文出版物。

　　现在中国因其旧石器考古学记录而更加引人瞩目。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者在西方学术期刊上用英文发表他们研究的成果。二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参加中国学术会议、和中国学者合作。现在，在旧石器领域，有一个人数少但不断壮大的对与中国学者合作真正感兴趣的西方学者汇聚在一起的群体，我所知道的有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南非的学者。另外，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中国学者去国外攻读研究生学位，他们英语流利，在提高中国考古学国际关注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说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对人类演化研究的贡献，中国地域广阔，显然不能被认为是边缘化的。它有着非洲以外最长的考古学记录——这方面我想到了泥河湾盆地，它有着从新石器时代到距今170万年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考古学记录，在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都没有如此之长的序列。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旧
　　
　　石器时代早期，也就是距今4万年前的考古记录，并不像莫维士所说的那样原始和简单。就像人们所预期的一样，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的国家，在石制品类型、石器原料以及石器制作技术方面都有着大量的变体。有些类型特别像欧洲所发现的类型，比如说手斧，有些则仅发现在中国或者是东亚。东亚和欧洲、西南亚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与西方相当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组合。当然也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说中国必须有一个所谓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每个区域都应该有它们自身的演化历史。毕竟，中国也没有一个像欧洲那样的铜器时代，因为他存在一个流行玉器的时段。

　　关于亚洲现在生活的人群的人种，也就是智人的出现的研究中，中国正发挥着主要的作用。首先，中国有丰富的化石记录；其次，最近的发掘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材料。一般认为4万年左右现代人才进入中国，但新发现的现代人化石比我们预期的要早得多。我想到的是最近发现于中国南方洞穴的一些化石，如智人洞（广西崇左智人洞，采访者注）、道县（湖南道县福岩洞，采访者注）的新发现，这些现代人的化石可能要早于距今8万年。另外，发现在中国云南的一些人类化石年代距今1万—1.4万年，但体质特征奇怪，实属意料之外。主要问题仍然是年代问题，尤其是当这些标本发现于很多年前并且不是在理想的情况下（如当地村民在挖掘肥料的过程中发现它们）。洞穴有非常复杂的埋藏环境，在我们确定所发现的标本的年代前需要更好地了解堆积形成的历史。

　　近年来，古DNA的研究也对东亚人群演化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展示了其形成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显然，目前我们还有很多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些也增加了我们对中国古人类化石、基因以及旧石器历史研究的兴趣。

 

　　中国考古网：您怎么看待考古学项目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和益处？您能介绍一下英国公众考古方面的项目么？

　　丹尼尔教授：考古学让公众感兴趣是必需的。毕竟，公众通过税收为考古学埋单，公众需要知道他们的钱花得物有所值，并且考古学对他们而言是有趣的、有价值的。一些参观过考古遗址发掘现场的年轻人将来会在大学里学习考古学，他们当中会有人成为下一代考古学家。对当地社区民众而言，感知他们自己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举例而言，我住在英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最近考古工作显示罗马人1700年前就在那儿生活，他们生活的那个街道正好是我住的那个街道，这些知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村庄有着悠久的历史。

　　英国有多种多样的公众考古项目。地方社区、地方博物馆及国家级博物馆经常有一些开放日，期间公众可以参观进行中的发掘或者通过观摩研究者复制史前物品而得知它们是如何制作的，如陶器、金属器、木器。比如在高端的 “古代技术中心”公众可以看到古代建筑的复制品和专业人员制作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物品。另一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通过情景再现，即一些业余爱好者打扮成罗马时代或者中世纪勇士，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军装和使用的武器。有些大型博物馆也会雇用专业演员穿戴成罗马人或者史前人的样子与公众互动，这些活动很受孩子和年轻人的欢迎。基本的理念是让公众沉浸在远古的文化当中，而不是让远古文化静静地待在一个玻璃柜子里。

 

采访：李锋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