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掘成果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地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遗址所在区域属于低山丘陵区，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开展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并征集到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石峁遗址未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其文化面貌、玉器与文化遗迹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因而其遗址范围、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一直聚讼不休。
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队，对石峁遗址重点发掘及复查，取得了重要收获。现将主要收获汇报如下：
考古调查：规模宏大的石城聚落
2012年度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勘查，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这一砌石高台地的称呼，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米。目前保存最好的石墙位于东北角，总长度约200米，高3～7米。
“皇城台”没有明显石墙，系堑山砌筑的护坡墙体。据称，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皇城台”东北侧还可见7级石墙，本次调查发现部分墙体多有3～5级结构。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墙体建造方法略有差异，其构筑方式包括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多种形式。在山石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峁断崖处则采用堑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这些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打磨平整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内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的石块，交错平铺并间以草拌泥加固。
本次调查发现了城墙越沟现象，在内、外城城墙上均发现有石墙由沟底攀山坡而上的迹象，外城还发现了沟壑底部的加宽石墙。上述迹象首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也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利用Arcgis系统测量及面积推算，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有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外城城墙上还发现了疑似“马面”的建筑。
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修建石城的传统，考虑到城墙范围及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高度一致性，依据调查成果，初步判断石墙与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属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建技术先进
2012年5～11月，为了解决石峁城址的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及功能区，我们重点发掘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可见主要陶器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和宽流鬶、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上多见一些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陶器主要为鬲和罐两类。上、下两层出土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石峁外城东门址门道内上、下地面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40厘米的混杂土层，下层地面以下是一层厚约30厘米的黑褐色硬土，东门址的主体建筑及相关设施均修建于在该层之上，且石墙主体基槽亦掏挖其上。因此，该层为外城东门修建时的地基铺垫层。地层关系表明，石峁外城东门上、下两层地面可将城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代表了修建及再建两大主要使用时期。东门址上、下两层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及晋西北地区常见的龙山晚期和夏时期遗存。因此，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正射影像（上为东）
“外瓮城”平面呈U形，将门道完全遮蔽，但与门道入口处的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南北两端留有通道。外瓮城石墙经过多次修葺，外瓮城石墙废弃之后进行过重建，并在其东南角处新建了一座石砌方形房址。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外瓮城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两件玉铲出土于北端东西向短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玉铲出土（照壁墙北端）
夯土墩台以门道为界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长方形，外边以石块包砌，墩台内为夯打密实的夯土，条块清晰、夯层明显、土质坚硬。夯台外围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在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墙体外围还有一层石墙，紧贴主墙，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暂名“护墙”）。护墙之下有一道宽1.2～1.5米与墙体走向一致的石块平砌长方形平面，形似“散水”。墩台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完全对称，个别门塾还有灶址。门塾地面加工规整、踩踏痕迹明显，早、晚两期地面可以门道对应。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宽约14米，主墙厚2.7～4.1米，护墙厚1.5～2.8米，散水宽1.2～1.5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6.7米。紧贴西侧主墙又增修一道石墙，宽1.3米，将墩台西南拐角包砌。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为夏时期修葺增补而成。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宽约11米，主墙厚4.2米左右，护墙厚2～2.5米，散水破坏严重，最宽处约1.3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5.6米。夏时期在坍塌墩台西侧砌筑了一些护坡短墙，并利用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以石砌房址F7为主体。F7平面呈方形，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屋墙宽约80、高约60厘米，门道向西，室外平铺石板，形成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F7内出土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等晚期陶器，院墙的倒塌堆积内发现有石雕人面像1件。
外城城墙与墩台两端接缝相连，墙体宽约2.5米，沿墩台所在山脊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角接缝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瓮城”结构。石墙墙体宽约2.5米。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结合城址内地层关系，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属于夏时期修补遗迹。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均有24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圆圪旦、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和夜蝙蝠塔，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
学术意义及初步认识
2012年度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清理出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和一批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为确认了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当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 神木县文体局 发掘领队：孙周勇 王炜林、孙周勇、邵晶、杨利平、胡珂、邵安定、康宁武、项世荣、屈凤鸣、周健、刘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