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的反思与思考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分享了一些他对公共考古的感想。他认为目前公共考古的内容相对单调且持续性差，公共考古应覆盖考古学的方方面面，如理论方法与技术、考古人物、遗迹遗物等。只有做到全方位，才能真正的长盛不衰。同时他提出公共考古要注意三方面的倾向：首先，针对文史专业的考古活动较多，故应将受众范围扩大；其次，考古活动要避免运动式、突击式倾向，要成为日常式、连续式、自觉式的行动；第三，做公共考古不仅为招生需要，更是提高全民素质所需要的。一切有利于考古传播的方式都可以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简要介绍了庙底沟文化彩陶鸟纹主题的形态、演变、象征意义，讨论了鸟纹鱼纹这一特殊组合。随后他谈到了他对公共考古的几点思考，他认为公共考古是考古工作者的责任。目前，公共考古队伍庞大，所有考古工作者都应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作用；王老师打趣地将考古比喻为“招魂”，先人故去但遗留下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解释。在谈到公共考古应该怎么做时，王老师建议：公共考古就是要向公众展示，多给公众参与的机会，希望能开放发掘、整理现场。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个学科，改变公众对它的偏见，虽然面对公众但不能降低严谨性和科学性，不能让伪民科来非议我们的学科文化。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的演讲题目为《公共考古从我们考古工作者自身做起—我心中的“人民的事业”》。他强调公共考古要从“我”做起, 不应纸上谈兵，也不应蜻蜓点水，应该以科学化、专业化的精神准确、及时、有趣味、有知识点地向人民汇报和交流考古发现的历史。他还强调，一定要努力写好考古报告，这是公共考古的重要内容，要注意专业性与通俗性并重。另外，博物馆是考古大众化的重要出口，但仍存在一定问题，方先生希望每位从业者“术业有专攻”，不忘初心。最后，方先生说明了考古事业如何面对出版业和新媒体，建议专业类期刊、专辑增加投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认为文物考古服务于大众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整个民族和社会，考古人拥有俯瞰整个历史文明进程的独特视角，掌握解释社会发展轨迹和人类文化流动的话语权。发现和利用考古资源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仅是满足单纯的公众兴趣，也不限于服务文物保护和经济开发，更是一种文化归属的自我确认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从而在更高高度和更深层面服务于整个社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影响力，并建议将公共考古提升为国家工程。

与会学者

 

　　域外视野—公共考古知多少

 

　　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睦女士向大家展示了为宣传中国考古学而特意为德国中学生制作的教材。教材分为“丝绸之路”与“中国长城”两部分，该教材浅显易懂、图文并茂，充满趣味性与知识性，为异国青年更好地理解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悠久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莫妮卡•汉娜女士以Abusir、Dahshur、Abusir el-Malek等遗址以及Mallawy博物馆为例，说明了埃及古遗址严重的破坏盗掘现象。其行为对埃及古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照片上被盗掘、破坏、遗弃的古物随处可见，古物的非法交易也屡禁不止部分失窃文物流入欧美古董店、拍卖行及黑市。战争和动荡致使很多博物馆也都处于停废状态，很多文物遭到破坏和遗弃。保护文物不仅仅靠考古学家的抢救发掘，更需要全民的参与，呼吁对埃及文物的关注，希望不破坏古物、不参与非法的古物交易。

　　

　　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王涛副教授结合自身参观发掘经历，介绍了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的公众考古学构建模式。Ian Hodder教授作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加泰土丘遗址的发掘研究中。他倡导多元的声音，资料的公开，考古队伍的多样化等，遗址以多学科综合研究为特色，全程向媒体开放做到边发掘边展示，与社区互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动，并得到欧盟高校科研经费、商业赞助等多方面的经济支持。加泰土丘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个案。最后王涛表示要让考古学家的考古学成为大众的考古学。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视角下的公共考古

 

　　在微信公众号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做好考古类公众微信号可能是困扰不少小编的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古文博编辑室主任吴长青在发言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列举了活跃、不活跃、逐渐消沉、已注销等多个考古类公众微信号，并对其中如中国考古网、挖啥呢、考古系大师姐等个别公众微信的特点进行深入解读。随后他介绍了一些其他领域网络大V、网红的微信公众号是如何吸引众人眼球，从而达到阅读量十万加的惊人数字。利用微信平台宣传或普及学科知识，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吴长青表示想要借这一平台取得更大的收获，就要注重内容的原创性，文字语言的生动性，文图、语音、视频的相互结合以及美观的排版等多个方面。

 

　　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张广然首先回顾了文物出版社的历史、简要介绍了文物出版社的基本概况。文物出版社所出版图书具有学术价值、艺术价值较高，文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较新，器物色彩还原真实，印刷装帧精美等特点，图书质量之高广受好评。除了考古报告，学术专著外，近些年文物出版社在公共考古的传播与宣传上也做出了一些贡献，如 《少儿考古入门》、《长江中游文明之旅》、考古相关音像制品等系列产品的出版。在谈到未来的计划与设想时，张广然表示不仅要加入新内容，还要增加新的传播载体，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传播方式逐渐多样化，数字出版方兴未艾，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考古网负责人乔玉以分享了网络媒体宣传的一些心得以及面临的困惑。乔玉表示公共考古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冷僻”的考古学家成为被粉丝热捧的文化名人，不是为了仅仅满足“古墓里是否有僵尸”之类的好奇，而是为了让公众了解考古学家用手铲辛苦发掘出的关于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的知识，感受只有考古资料才能带来的对我们灿烂文明的真切体验和心灵震撼，激发出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自豪、自信和珍爱。这也应该是媒体传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自称为考古外行人的光明日报记者李韵，向各位在座的各位考古文博人谈起了她对传播考古文物类新闻的心得与体会。她认为公共考古就是让公众了解考古、走进考古甚至爱上考古，因此就要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来向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阐述。但有时考古人的语言过于专业化、学术化，是高冷的“神话”，所以考古人要学会说更接地气的“人话”。最后李韵结合个人经验，指出了媒体人对目前考古宣传的主要形式新闻发布和专题研讨会在宣传报道方面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主编王霞首先回顾了《文物》月刊的发展历程，向大家说明了该杂志诸多重点栏目的特色和意义，并着重介绍了更加大众化的“博士论坛”“古邑民村”两个栏目。除了走高精尖学术道路的《文物》杂志以外，杂志社每年还会出版面向大众的“年度重要考古发现”，面向海外学者的文物杂志英文版季刊等。王霞指出六十多年来《文物》为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摸索中前进，未来《文物》仍会努力扩大考古发掘以及考古研究成果的学术传播力和影响力。
 

与会学者

 

　　公共考古在“一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成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论述了考古学的当代价值。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黍和粟碳化颗粒标本经鉴定后证明距今约8000年，被认为是目前人工栽培形态最早的谷物，敖汉旗世界小米起源地这一考古发现为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2012年9月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地小米售价远高于普通小米，农民收益显著提高，由此可见考古学对当代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这是考古工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又一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介绍了在2100多年前，汉武帝钦定昆仑山于西域，同时明确黄河河源是来自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的玉河和葱岭水。虽然这个观点在地理位置上有出入，但足以证明从古至今西域南山的重要性。新疆的昆仑山和和田河、叶尔羌河是欧亚大陆各大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是各文明发生、发展，彼此沟通交流最为重要的孔道与关键区域，是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新疆地区众多考古工作成果显示了此处多姿多彩的文明。巫先生认为昆仑•河源是和国脉相连的。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简单介绍了比曾侯乙更早的曾国，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与曾侯乙墓勾勒出文献疏于记载的曾国历史脉络与轮廓。从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多位曾侯与多处曾国墓葬群的发掘，构成了一个以随州为中心、方圆约六百平方公里的曾国文化圈。曾、随及周边小国的交流互动及曾国精美的青铜器、绝世瞩目的编钟等共同书写着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光辉灿烂的文明。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以海龙囤为例，展示了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经验。从最初的编制方案，到学术讲座、现场体验、媒体互动宣传以及书籍出版。海龙囤的考古发掘开展了形式多样、历时长久的公众专古活动，并将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宣传与专业人士的提高性宣传（考古手记）完美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取得良好社会反响，被誉为“公众考古的典范”。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介绍了呼伦贝尔地区发现不同规格的墓葬10座，随葬品有料珠、金、银、铜、铁、陶、桦树皮器具等各类文物200余件，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室韦遗存，为蒙古族源研究提供系列考古实例资料。墓葬的整体提取及科技手段的运用，把墓葬所有的信息保存下来进行持续细致深入的研究，弥补田野考古的缺憾。白先生强调从田野到博物馆到公众，公共考古重在普及和推广。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介绍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的典型案例，他强调水下公共考古为新兴项目，可以向公众展示水下考古的重要性、科学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是水下考古工作者急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水下考古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公众参与有很大局限性，东坑砣沉船公众考古活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田广林探讨了红山时代欧亚大陆的东西互动与南北交流。他从造像形态，如盘腿坐姿陶像、跪坐造像等，权杖杖首，棍棒头式权杖以及玉钺和玉璧的造型等方面分析了其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就和欧亚大陆有交流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巩文认为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众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的公共考古学必须引起考古工作者重视。传统的文物展示已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要利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对经过科学发掘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以令人信服的学术研究为支撑，复原古代社会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及政治等任务是考古学工作者与博物馆工作者共同面临的挑战。 

 

　　国家博物馆馆员郭梦涵通过对周勃墓的解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田野考古人员身处一线，最接近这些属于本地人民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对于将会随着考古发掘消失的历史记忆，考古人应担负起解读的使命。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蔚波从各类以猴为题材的文物中选出具有代表性者，从其造型装饰、工艺美术等方面进行艺术鉴赏研究。这些艺术形象不仅反映了造型艺术的发展，同时也表现出工艺装饰的进步和古代雕塑艺术的风貌。

 

　　
与会学者

　　我的地盘我做主　百花齐放的公共考古活动 

 

　　近年来，公共考古活动数量逐渐增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本次讨论中，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家考古机构、科研院所的代表分别就各自单位近年来开展的独具特色、成绩突出的公共考古活动进行汇报说明。

 

　　以“湖南考古”网站和微信为交流平台，湖南考古人配合田野发掘进程撰写了多篇广受好评的公众考古系列文章，如“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发掘记”“长沙铜官窑考古发掘记”。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志愿者”为主线，经历了从接触考古到体验考古，从参与考古到深度贡献的几个阶段。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部主任郑媛表示，志愿者模式的尝试为考古机构引导公众正确参与考古及文物保护事业探索出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方式。“沈阳早期人类探秘之旅”公共考古活动经媒体广泛报道形成一时轰动，收到空前良好的社会反响，这次公众考古活动带当地市民回到了11万年前的家乡。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晓刚认为公共考古要承担起宣传地方历史文化的责任，让最新的考古成果成为社会的共识，而不是沉睡考古工作的案头。

 

　　作为公共考古活动的创新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全国率先组织起多次考古探险活动。除此之外，全球第一家虚拟考古体验馆的建立以及其内容的不断升级更新，得到了全国考古和博物馆界专家的高度认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则选取了圆明园内的西洋楼遗址作为北京市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面向社会开放，游客在简单的隔离标志外即可近距离目睹考古人员发掘“养雀笼”的全过程。基于每年六百多万的游客量，作为拥有成熟平台、巨大影响力的圆明园算得上是公共考古地点选择上一次有益且大胆的尝试，北京市文物局副主任张中华表示希望在今后能有更多此类有条件的发掘现场逐步尝试对公众开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任曹龙认为考古研究院所要想做好公众考古，首先要明确自身专家多、资源丰富、对信息解读准确的优势，同时保障充足经费和合理量化业务人员；其次，明确公众概念、讲求方式方法，扬长避短，探索一条适合此类机构开展公众考古的道路。 

 

　　博物馆中的公共考古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从为什么要在博物馆做考古展，什么才是观众喜欢的考古展，怎么办出一个成功的考古展三个方面诠释了考古成果的博物馆展示。博物馆拥有大量相关资源，可以为展示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魏峻认为好的视角，准确的阐释，将考古内容通俗化以及设计、推广的形式是办一个成功展览的必备条件。虽然现在博物馆界和考古界对文物归属这一问题还有不同的认识，但魏峻认为博物馆应是考古成果的最终归属。

 

　　公众考古展示的主要形态是考古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及考古发现类临展的展示等。如何做好这类展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教授就考古策展人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对遗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以及考古学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创造性参与程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引进和建立考古策展人方式，即在展览活动中让既懂得田野考古，又擅长展示策划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中。最后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策展人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选择。

 

　　初心不改　方兴未艾　

 

　　最后高蒙河教授做会议总结，他表示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是一个开放度高、多领域合作交流的平台。作为第一个成立的委员会，秉承着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增强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宗旨。在这次公共考古的嘉年华里，金镈奖的颁发，公共考古影响的扩大，以及各位考古人、媒体人、出版人，学者、学子之间公共考古经验成果的交流与分享，让各位对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充满期待，同时也希望公共考古能进一步得到政策的支持。在公共考古找准方向进入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时期，诸位公共考古人一定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有考古的地方就有公共考古，有公共考古的地方就有公共考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