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至22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承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协办。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埃及、印度、德国、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韩国等20余国的80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除大会讨论，专题讲座之外，按研究时段与内容分为14个讨论组，本文仅就笔者所在的夏商考古分组的学术报告予以记录，所记仅为现场记录，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

 

　　夏商考古分组讨论共有37名代表发表了研究成果，另有三位代表提交了论文提要但并未亲自参加会议。分组讨论由新发现成果通报和专题研究两部分内容组成。

 

　　一、近年来夏商考古的新发现成果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中伟先生介绍了河南焦作李屯遗址2015年度的发掘工作，遗址的主要文化面貌为辉卫文化，发掘者认为，该遗址年代大体从宋窑三组到郑州二里冈上层，可能是韦族的遗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先生介绍了焦作府城遗址2014年度的发掘材料。2014年焦作府城遗址考古工作重启，目的是在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调查、重点勘探、普通勘探、发掘等，理清府城商城城墙现状与确切走向，摸清各功能区分布特征，探索城址内外不同时期遗存分布范围和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先生提出，聚落形态或者都邑布局研究应从道路网络入手来展开，并以殷墟遗址保存状况较好的洹河北岸地区为“试验田”启动系统勘探，发现多条道路，对殷墟洹河北岸区域的布局以及王陵区与洹北商城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陕西师范大学郭妍利女士介绍了华县南沙村遗址1983-1984年发掘中涉及商文化材料的整理情况。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燕生东先生以《渤海南岸地区晚商时期盐业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介绍了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遗址调查与发掘的情况。结合发掘所获，可大体复原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的制盐流程。结合渤海南岸内陆地区高等级遗存的发现，可知与大规模盐业遗址群出现的同时，并形成了不同功能区的聚落群分布格局，可认定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生产当统属于商王朝。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盛伟先生以《洞庭湖区夏商之际遗存的新发现与研究》为题，介绍了该所在沅水下游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这些新发现与以往发掘的石门皂市等遗址相联系，可构建洞庭湖区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武汉大学考古学系何晓琳先生汇报了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亦即曾发现龙虎尊的遗址。2013年以来，武汉大学考古学系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

 

　　二、对早期夏文化的探索与古史传说研究

 

　　早期夏文化是本次夏商分组学术报告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参与讨论的学者对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文献的解读认同与否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先生以《夏文化研究的新支点——论新砦文化》为题发表演讲，他首先回顾了夏文化研究学术历程，之后他详细介绍了新砦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情况，认为新砦文化应该是最早的夏文化。

 

　　吉林大学段天璟先生以《何为考古学上的夏时期遗存：夏时期的考古标尺•二里头文化及其他》为题，以承认夏王朝的存在为前提，对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和“西吕庙类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应该属于三里桥文化，嵩山以西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应该包含三里桥文化和西吕庙类遗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蔡全法先生以《王城岗龙山城址兴废动因与小城性质》为题，介绍了其研究成果。他认为王城岗城址即为“禹都阳城”之阳城，小城当为鲧所建，小城堡的性质当为夏族的礼仪性建筑宗庙遗存。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玉洁女士以《新砦城址及浅穴式大型建筑所表现的远古文明》为题，认为新砦遗址即为文献记载可能是“夏后启之所居”的“黄台”，重点分析了新砦遗址大型浅穴基址，认为该基址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坎”，是祭地、祭寒暑、祭四时、祭山林丘陵川谷、祭怪物云气等自然神的祭祀建筑。

 

　　辽宁大学徐昭峰先生对豫东地区的夏商考古学文化和古史传说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豫东地区地处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的交错区，文化面貌十分复杂。而古史传说中，有的地望与豫东地区关系密切。

 

　　三、夏商都邑与城址研究

 

　　本次会议对夏商重要都邑和城址的讨论较多，分析也进入了细节分析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先生对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遗存进行了详细分析。他对二里头遗址四期，尤其是四期偏晚阶段的各类遗存分布、不同文化因素遗存的分布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井中伟先生对垣曲商城西城外的夹墙进行了专门讨论。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吴倩女士详细介绍了望京楼城址东门址的发掘与复原情况。

 

　　山东大学方辉先生重点讨论了商代城址与建筑的方位问题，他认为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到小双桥再到洹北商城阶段，存在“正位”的规律性变化，城址及大型建筑的方位变化，证明了《尚书•盘庚》的可信性。

 

　　四、商代葬俗研究

 

　　本次会议对于夏商时期的墓葬研究讨论集中在商代墓葬的葬俗之上。多位学者对这一议题进行了汇报。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桑栎女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国梁先生联名发表了题为《二里冈文化的埋藏行为》的报告。他们以偃师商城的墓葬与人骨材料为例，通过对路土葬、居址葬、碎物葬、覆石与石椁墓等墓葬形态以及墓葬的腰坑与殉狗现象进行统计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先生以孝民屯的墓葬材料为例，对殷墟中小型墓葬的葬具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葬具类型与墓葬的规模基本是对应的，同时与墓葬的随葬品数量与等级也是相一致的，是衡量墓主身份的有效指标，从现有材料看不出所谓奴隶制的迹象来。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淑卿女士以《晚商发笄性别研究》为题，对殷墟和前掌大墓地的随葬发笄进行了分析。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王文轩先生对前掌大墓地的女性葬兵问题进行了分析。

 

　　五、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本次大会的亮点之一，是对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研究热度明显增强，有近五分之一的讨论是对中原地区以外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或基于周边地区材料展开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先生以《中原腹地以北地区的“过渡期”遗存蠡探》为题，对中原地区腹地以北的龙山晚期如何走向新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虽然不同地区的“过渡”现象出现并不同时，但大体都处在当地龙山时代末期向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若宽泛些去讲，似乎可以将这个时期统称为“过渡期”，中原北部临境地区的过渡阶段有共同的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地方差异。

 

　　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讨论热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先生以《从龙山与齐家透视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题重申了他对齐家文化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王朝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代民间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庞小霞女士以《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交流探析》为题发表演讲，她的结论与易华的态度差别明显。她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齐家文化的中晚期的年代是同时的，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交流的可能，二者的交流表现在陶器、铜器和玉器之上。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刚先生以《考古学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白燕文化》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游邀类型不属于白燕文化，狄村、东太堡、许坦等遗址出土遗存暂不宜归入白燕文化，而进入早商时期之后的白燕文化性质未变，仍然是白燕文化，晚商时期的灵石旌介类型应该属于白燕文化。蒋刚先生白燕文化从夏时期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其族属，属于文献记载的狄人。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侯卫东先生以《太行山东南麓夏商之际文化互动与社会变迁》为题发表演讲，认为郑州商城取代二里头都邑主导中原腹地的过程中，太行山东南麓是文化互动和人群接触的关键地带。

 

　　日本驹泽大学名誉教授饭岛武次先生以《关于先商文化的类型区分和地域性问题》为题发表演讲，提出先商文化中，和商王朝的建立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漳河型和辉卫型，而且商王朝建国形成的文化，应该是由辉卫类型为母体演变而来的。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赞先生对岳阳铜鼓山出土青铜器进行了专项讨论。何赞认为铜鼓山以及湖南出土的其他殷墟二期的青铜器不是孤立的，而是至少与江汉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商以后，尽管商人对南方控制的大势已去，但商人一直试图维持与南方的联系；直到武丁以后，长江中游地区才完全为地方性考古学文化取代。

 

　　六、器物研究与艺术史研究

 

　　器物研究始终是夏商考古的热点，本次大会在这一方面也有所体现。

 

　　日本金泽大学国际文化资源学研究中心秦小丽女士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装饰品与镶嵌技术》为题，探讨了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背景下绿松石镶嵌制品的分布与传播问题。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先生对二里头文化的的绿松石牌饰的功能进行了专门分析。在系统总结了既往学术界对绿松石牌饰的使用功能的说法后，他推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牌饰应是左臂外侧的格斗护臂。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韩国学者具隆会先生对新乡王门遗址出土的卜骨进行了专门分析。他认为从整治方式和钻凿形态两个方面看，新乡王门遗址出土的三件无字卜骨时代范围，上限为早于郑州二里岗下层或同于二里岗下层，下限为二里岗上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丁思聪先生以《商代玉琮形器刍议》为题发表演讲。他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商代各地玉琮形器的发现情况，并对之进行了分类，认为商代不同形制的琮形器，其功能有区别。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铃木舞女士对妇好墓的铜器进行了系统分析，她从铭文字体入手分析了妇好墓的铜器群制作问题。她认为在妇好墓铜器的生产过程中，可能有多个生产组织参与了铜器的加工与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占伟先生对殷墟晚商时期的铜爵铸造进行了专题分析，从铸型的分范方式、鋬及鋬上兽头的制作、柱帽的制作、范与芯的组装、浇口的设置、芯撑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展现出晚商时期铜爵的铸造方法并非完全统一，而是存在不同的技术传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俊才先生以最新发掘的材料对弓形器再次进行了讨论。重申了弓形器为驭马器的说法，而弓形器两端的球铃，最主要的用途是以声音控制两马的行进节奏并统一步调，同时兼具警示开道的作用。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韩鼎先生以《夏商美术考古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为题，对夏商铜器纹饰研究中文献使用的不审慎混乱、器物与文献的关系、不重视考古发掘背景信息、不重视海外藏品、忽视器物本体等研究现状进行了批判。认为各个学科单独研究器物纹饰都存在学科的狭隘性，正确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从不同的视角，综合各类信息，整合研究资源进行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宋亦箫先生以《夏商考古遗存中的“十”字造型起源及其内涵探索》为题，讨论了夏商时期青铜器、陶器上的镶嵌“十”字形纹或“十”字形镂孔；甲骨文、金文、玺印上的“十”字形边饰；商代大墓里的“十”字形墓圹的造型起源以及内涵。他对比了域外各类各时期的“十”字形造型，认为中国夏商时期的“十”字造型与域外同类遗存造型相似、内涵相同，有其他伴出外来文化因素，所以应该起源于域外。其内涵和性质，都是与生殖崇拜相关的。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董睿先生以《商周青铜容器壶、卣、罍、尊、彝考略》为题，对青铜器的定名以及定名背后所代表的额青铜器造型与功能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青铜器是根据其在祭祀中的作用大小来确定其等级，彝是直接用于祭祀的容器故为上尊，卣是未祭之前盛酒的容器所以为中尊，罍属于实用器因而为下尊。从容量来看，容器在祭祀中的重要性越大，其容量就越小，所以彝最小，罍最大。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齐韶花女士以《商代商奄集团的青铜器特征探讨》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商王迁都安阳以前是以奄为都的，地望在今商丘以西，这一地区的作坊生产的铜器就是商奄铜器。她将商奄铜器分成四组，认为夔尾扁足鼎、铜鬲、罗樾所分的IV式纹样、C字形立耳虎纹、圆角方形器、绹索纹的提梁、麟纹等特征是商奄铜器的判断标志。

 

　　湖北省恩施州电视台编导谷斌先生以《商周青铜器、玉石器龙纹分类与研究——兼论华夏龙与南蛮蛇之关系》为题发表演讲，认为根据现有的商周龙纹资料，应该将龙纹细分为“龙身纹”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龙身斑纹”和“龙身简化纹”来进行研究。在商人眼中，“龙崇拜”与“祖先崇拜”可能是一体的。在祭祀用的人首、兽首或鸟兽身上刻上龙纹，就相当于在祭品上刻上祖先的标记，它意味着青铜器的用途和祭祀牺牲的归属。

 

　　七、科技考古所反映的夏商社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方方先生发表了题为《大辛庄遗址商代先民与动物的同位素分析》的演讲。他对大辛庄遗址三座墓葬出土的墓主及殉人人骨与兽骨进行了锶同位素、碳氮同位素检测分析，并将所获数据与郑州商城进行了对比。他认为M107的贵族墓主人是外来迁入的，但是却不是来自于郑州商城；M103墓主人可能是从事与占卜有关的工作，可能是来自于商王朝的都城；M113的结果则显示了大辛庄遗址的贵族中也有土著贵族。

 

　　本次会议与通常围绕某一特定议题或遗址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有所不同，因此议题较为分散。但同时，也反映出现在夏商时期考古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问题精细化的倾向。从这一角度而言，当前夏商考古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年代分期和文化因素的族属判定之上，显示了夏商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执笔：常怀颖      审核：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