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下午至22日，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研讨。共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博物馆等学术单位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专委会的分组讨论。专委会学术研讨由常务副主任董新林研究员组织开幕和闭幕，副主任魏坚教授先后做了会议致辞和最后的学术总结。

图1  与会学者合影

 

　　宋辽金元明清专委会共收到相关研究论文41篇。其中32名作者分6组，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6场研讨会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新民研究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研究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永志研究员、南开大学刘毅教授主持。研究议题主要涉及该时期的都城、地方城镇和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帝陵、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手工业、宗教及其他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与研究三个方面。综述如下。

图2  常务副主任董新林研究员组织学术研讨会开幕

 

　　一、城址及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唐宋时期，都城中皇家园林的发展进入全盛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在题为《隋唐东都宫城御苑九洲池初步研究》的演讲中，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将九洲池分为隋唐和宋元两期，对不同时期九洲池的形状规模、池岸结构、池底结构、池中岛屿及建筑等园林要素进行归纳，同时总结了九洲池的给排水系统特点。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征宇介绍了杭州市紫城巷区块的考古发掘揭露的城市引水设施遗迹，推定这些设施应属南宋时期的镊子井遗存，由此可反映南宋临安城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居民生活状况。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三营、葛奇峰介绍了在开封新郑门遗址揭露过程中发现的一座清代村落遗址并对其进行了复原探讨。村落沿一条东西大道对峙分布，尚存有大量道路、建筑、农田、饮水与排水设施和其他遗迹遗物。废弃于一次洪涝灾害，是1841年黄河泛滥次灾难后的实况，见证了清代这一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原貌。

图3  学术研讨会现场

 

　　唐宋时期市镇逐渐兴起，青龙镇是上海一处重要的市镇遗址。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王建文介绍了近年来对青龙镇的考古调查与对隆平寺塔基等遗址发掘的情况及青龙镇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等遗物，他认为青龙镇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祁海宁报告的题目是《南京瑞金北村小学明代水河码头遗址》，他对南京瑞北村发现的考古遗迹进行了介绍，并且结合历史文献对所发现的码头、木船等重要遗迹、遗物的性质进行研究。

图4  与会学者发表学术演讲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袁东山介绍了合川钓鱼城的范家堰遗址、九口锅遗址、古地道等最新考古发现，并回溯了十余年来钓鱼城遗址一字城、码头、城门等城防体系的考古工作，对钓鱼城的城防体系做了新的解读。同时以此为基点，对宋蒙四川山城攻防体系提出了新的认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睿对今天四川地区的30余座保存较好的宋元古城堡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分析总结了这些古城堡的遗存特点，并提出这些宋元古城堡与重庆合川钓鱼城等一起构建了完整的长江地区山城防御体系。

图5  学术研讨会现场

 

　　辽金元时期的城址考古方面，尤其是都城考古取得了重要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汪盈在《辽上京皇城遗址研究的新认识》中指出，通过全面考古勘探和皇城城门、宫城城门、宫殿、城墙、佛寺、道路等重点遗址的发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皇城遗址内宫城的位置和范围、曾经存在的东向轴线以及西山坡遗址的性质，并发现了叠压关系清晰的辽、金时期遗迹遗物，从布局、沿革等方面综合推进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军、刘阳介绍了金上京城2013～2015年的考古勘探和对南城南垣西门址、皇城宫殿区西部建筑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从而确认了金上京城址的营建使用情况，并为了解金代城门建筑的新规制和了解金上京皇城提供了新的资料。城四家子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是辽上京、金上京之外面积最大的辽金时期城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会丽介绍了2013年至2015年对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勘察及对北城门的发掘，对北城墙、西城墙的解剖，对城内窑址和建筑址与对城外墓葬的发掘，通过这些发掘材料可以初步将该城址的年代分为五期。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魏坚在题为《元上都——拥抱着文明的废墟》的发言中，回顾了元上都数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并结合历史文献对元上都的营建历史、形制结构、布局内涵进行了剖析，总结了元上都的特点，提出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研究所陈永志对蒙古国哈喇和林遗址历来的考古工作进行了梳理，并对哈喇和林城市格局、城内重要建筑、瓷器、钱币等城内遗物的最新考古发现与进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韩国江华都城是高丽王朝的重要都城之一。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考古研究室李相俊，通过考古遗存和地图史籍，结合与开京都城的对比研究，对江华高丽宫城的位置和范围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高丽都城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对推动东北亚视角下的中国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6  与会学者发表学术演讲

 

　　二、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帝陵考古方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毅梳理了自汉以来皇陵主体建筑前神道上的石刻，将其中的石兽、石人等归为“石像生”，进行了细致地排比和统计，按照石刻内容组合和表现形式的变化，把自东汉迄于清代石像生的发展分为三期，即东汉到南北朝、唐宋、明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未在《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中，对北宋皇陵的相关研究进行了重新梳理，并对文献记载较为丰富的南宋皇陵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北宋皇陵布局应与南宋皇陵相同，是按照天子葬明堂地心的原则，将每座皇陵均作为单独的墓域来考虑，各陵之间按照所利方位，朝西偏北方向顺次排列。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万雄飞介绍了2012～2013年对辽宁北镇辽代帝陵开展的系统考古调查与试掘，推定医巫闾山东麓北镇二道沟和三道沟应为辽代乾陵和的显陵兆域所在。苏图克布格拉汗王陵是西域第一座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王陵，是填补中国与中亚考古学领域空白的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艾力江系统梳理了各时期各版本多种语言的历史文献、近代文书，结合考古调查资料，从墓葬形制、捐赠土地财物、守陵人家族系谱、与同期王陵与经学院的对比、谒拜规模等方面对苏图克布格拉汗王陵进行了综合研究。

图7  与会学者发表学术演讲

 

　　在宋代家族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中，学术界以往对吕大临的生、卒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大体认为应是英年早逝。2006～2011年在吕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吕大临的墓葬，从而使吕大临的下葬时间和卒年有了较为肯定的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蕴结合这次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对吕大临的生、卒年进行了重新考订。吕祖谦是南宋大学者，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宋室南渡后东莱吕氏凡五代家族成员，聚葬武义县明招山，形成江南地区罕见的家族墓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通过实地考古勘察和发掘，结合吕氏族谱等文献史料，对明招山墓地的形成过程和规划进行了剖析，并提出吕祖谦家族墓地是自北宋至元明“丧葬习俗”变革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奚人是北朝至辽金时期活动在辽西地区的一支民族力量，但史籍记载失之简略，留下的考古遗存亦少。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毕德广对辽代奚人居地及其变迁进行了考订，确定了进一步讨论奚人墓问题的时空框架，进而从考古学角度对该范围内的辽代墓葬进行族属识别，大体推定出一批奚人墓，并对辽代奚人墓的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从墓葬中腰坑的位置、结构和随葬遗物等方面对贵州播州土司墓的腰坑葬俗进行了归纳，并对各时期腰坑墓的地域分布、形制演变、发展轨迹及其反映出的文化观念提出了总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袁胜文系统梳理了江西地区明代墓葬的考古学材料，通过对随葬品种类和数量的统计和分析，归纳了明代不同时期藩王墓、品官墓和平民墓等的随葬品情况特点，对其时代变化规律及其葬制葬俗提出探讨。

图8与会学者发表学术演讲

 

　　三、手工业、宗教及其他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商周时期以来，建筑屋顶构件瓦的使用成为统治者社会地位的体现，其纹样可能代表了国家统一和理念性象征。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指出，在辽宋金元明时期，中国的制瓦技术、纹样以及瓦窑形制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和转折，并将其置于东北亚地区的视角下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宋金元明陶瓷考古方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兴国以考古调查资料为基础，依据制瓷工艺特征对湘江中游地区宋元时期窑址的相对年代、规模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梳理，将这些窑址分为四种类型，并对其年代关系、规模及其产品销售范围进行了分析研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宁波对历年来湖南龙泉窑青瓷的考古发现进行了梳理，以羊舞岭窑和醴陵窑为例报告了仿龙泉窑址的发掘收获，并对仿龙泉窑瓷的年代进行探讨。他提出湖南自南宋晚期开始仿烧少量龙泉窑青瓷，到元代中期前后开始大规模仿烧龙泉窑青瓷，但龙泉窑制瓷技术对湖南制瓷技术的影响仅限于釉色、纹饰等方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彭善国介绍了吉林前郭塔虎城出土瓷器的整理和研究情况，根据考古学研究可将这些出土瓷器为金、元两期，由此推断塔虎城址年代应为始于金代，元代沿用，明代废弃。通过对塔虎城属性的论证，提出塔虎城应是金代肇州。同时也明确了辽阳冮官屯窑金元产品的流通范围，并对金元时期东北与内地及周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故宫博物院董健丽介绍了北京故宫所藏的386件元代龙泉窑瓷器，结合国内外已发表的墓葬、遗址、沉船等出土的考古材料和各地博物馆的藏品资料，对瓷器年代进行考定，并对元代龙泉青瓷的功用、其所表现的多元文化特征及其承上启下的发展作用进行了论述。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三营、曹金萍在对近年来在开封市潘湖周王府遗址、新街口周府典仪所遗址等遗址出土的明代青花瓷器进行了分类介绍，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标本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并对其时代进行了探讨。

图9  与会学者发表学术演讲

 

　　辽宁省博物馆刘宁对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喀左大城子元代石椁墓、清代喀喇沁左旗第九任扎萨克丹巴多尔济墓等出土的丝织类文物进行了介绍。尤其是辽代刻金龙纹尸衾是首次发现，缂丝中应用片金在历代缂丝文物中仅见此一例，为已失传的一种缂金工艺结构，极具考古研究价值。在织造品类、结构工艺、图案形制等方面的考古学研究基础上，结合文献，对丝织品产地及其所反映的该地区手工业水平进行了探索研究。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冉万里提出，宋代是中国古代舍利瘗埋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从舍利的种类、舍利瘗藏的方式和参与者的阶层特点等方面来看，相较隋唐时期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士大夫参与到撰写塔铭、施舍财物、收藏并供养舍利等，使得宋代的舍利瘗埋史不仅是另一个视角下的宋代佛教史，也是一部包含着士大夫们的人文情调的佛教史。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元林结合近年来对柬埔寨吴哥城等遗迹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对夏鼐先生《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城郭、宫室的有关内容从考古学角度进行了新的注解，并阐述了对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一些认识。

图10  与会学者发表学术演讲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志荣提出了数字化技术应作为“考古记录方法”的认识，以对石窟寺、壁画墓、大型城址、海塘遗址等考古遗址和单体佛教造像、丝织品、唐卡、纸质文书等特殊出土或馆藏文物所进行的数字化工作为例，分析了针对不同目标的数字技术选择、应用和研发升级，展现了现有成果形态已达到考古记录级别，并可实现对遗迹遗物原状的超高清还原与重建。

图11  副主任魏坚教授做学术总结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的分组讨论，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学术界对以上这些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展现了宋辽金元明清考古领域多学科合作的良好态势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广阔前景。本次学术研讨会搭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撰稿：汪盈、王子奇；摄影：武夏、周雪乔；审稿：董新林、魏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