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至22日，中国考古学大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会在郑州市黄河迎宾馆第十会议室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耶鲁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山西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22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30余位代表在研讨会上先后发言，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会议由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王明辉副研究员主持，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致开幕词。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以及本次会议的议程，对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的今后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对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的年轻学者提出了殷切期望。然后，大家围绕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古病理学、古DNA研究、稳定同位素研究等4个议题进行了发言，4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一、古人类学研究

 

　　古人类学研究是人类骨骼考古领域中的经典内容，新材料的发现和新视角的更新，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古代人类起源与演化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研究员，通过对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华南地区作为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这一问题，针对更新世晚期华南地区人类所呈现出的较大的演化变异，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演化类群等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展望，认为在中国地区，华南是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现代人以及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华北地区扩散。现有的化石形态证据显示，更新世晚期华南地区人类呈现较大的演化变异，可能同时生存有几种不同的演化类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赵凌霞研究员，对河南栾川孙家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和下颌残片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栾川孙家洞的古人类可归入直立人。孙家洞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为探讨东亚地区直立人演化、现代人起源等理论问题提供了新证据。

 

　　二、体质人类学和古病理学研究

 

　　体质人类学研究是人类骨骼考古领域中的重要部分，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深度的拓展，推动了对人类骨骼研究精细化研究的进程。古病理学研究方兴未艾，逐渐成为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君研究员，以多岗拜城人骨的研究为例探讨了人类骨骼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紧密结合的重要性，认为对一批人骨材料，集各种研究方法以考古学为研究背景对人群进行人种类型、病理状况、食物结构、人群来源和迁徙等全方位的研究。她还对今后如何深入开展研究工作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西北大学陈靓副教授，运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青海都兰官却和遗址出土的3例吐蕃居民的颅骨进行了种系研究，探讨了官却和遗址古代居民在种族类型上具有东亚类型和北亚类型的两分型问题。初步研究认为，在颅形上，3例头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一部分人在种族特征上接近东亚类型的蒙古人种，与青海地区时代较早的代表本地“土著”文化的人群种族特征相近，另一部分人的种族特征接近北亚类型的蒙古人种，与内蒙、辽西地区的鲜卑古代居民种族特征较为一致。官却和遗址的古代居民的种族构成在大的人种下是一致的，在次一级的人种划分上，至少有东亚类型和北亚类型两种因素参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何嘉宁副教授，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东周墓地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古病理研究，发现了一例明确的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DISH)病例，这例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个体可能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病例之一，为了解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在东亚的流行情况，并探讨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素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副研究员，通过对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84例人骨标本的观察鉴定，比较分析了该遗址不同时期古代居民的健康状况，其中对跖骨上表现出来的跪距面现象和骨骼上发现的火烧痕迹的原因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推断和解释。认为跪踞面现象可能与不同时代人群的不同的跪坐姿势有关，火烧骨现象可能与独特的死亡原因等有关。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李法军副教授，对天津北辰张湾明代沉船出土的人骨进行了鉴定和初步分析，认为其中两例个体存在遗传学上亲缘关系的可能性，并对其生前可能从事的生产生活活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张全超教授，利用X射线成像、CT扫描影像和超景深三维显微镜观察等技术，对井沟子墓地中一例右侧髋骨前侧嵌入青铜箭镞的创伤标本进行了观察分析，探讨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复杂社会背景下人群融合过程中的暴力冲突问题和不同体质特征人群之间的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张林虎博士，以新疆伊犁河流域吉林台库区墓葬出土的人类骨骼为研究对象，从骨骼创伤、变形颅、口腔健康和骨骼疾病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伊犁河流域史前人群的创伤疾病模式，考察了古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以及生存环境等问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海兵副教授，结合成都老官山汉墓的考古发现、历史文献记载和墓主人骨骼上体现出的体质人类学特征，系统研究了老官山楚系“景氏”墓主的身份、地位、族系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并对楚系“景氏”入蜀的迁徙路线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赵永生博士，以山东傅家遗址出土枕骨变形标本为切入点，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居民中流行的枕部变形的最初原因可能是偶然性的，但逐渐演变为特定风俗，但与近代满族流行的睡平头习俗可能是各自起源，并无直接传承关系。作者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枕部变形习俗的起源与流变。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海军副教授，对下颌圆枕的大小类型进行了直观地描述，克服了传统分类方法概念模糊的弊端。运用这种方法对河北姜家梁人群下颌圆枕的表现强度、出现位置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其强弱程度与咀嚼压力、下颌体高度以及下颌骨骨质特点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蕾副研究员，对河南平顶山叶县辛庄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系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通过考察墓主人的健康状况，再现了其生前的日常生活状态，为了解河南地区战国时期楚国贵族的体质特征和生存状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蜜副研究员，在全面观察、鉴定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古人种学、人体测量学、统计学和病理学等多种学科方法及手段，对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塌冢一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综合研究，为了解楚国贵族阶层的体质特征提供了人类学资料，同时试图为研究楚文化的族源提出人类学方面的佐证。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周亚威博士，通过对郑州汪沟遗址仰韶时代人骨观察与测量，分析了汪沟居民的种系成分与类型，并对骨骼上表现出来的创伤与病理现象进行了分类研究，为进一步探讨汪沟居民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亲疏关系积累了重要资料。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朱晓汀副研究员，对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系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认为梁王城西周居民并非由新石器时代居民一脉相承发展而来，其中存在着外部基因的流入甚至是取代过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王建华教授，通过对半山、马厂和齐家时期人口性别年龄的比较分析，分析了黄河上游地区新时期时代晚期墓地的人口自然结构，认为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的人口性别结构，在不同时期呈现各自特点。并结合考古发现从生业模式方面对其人口结构在不同时期呈现各自特点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耶鲁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丹妮，运用生物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对山东前掌大墓地和河南殷墟刘家庄墓地的人骨材料进行了创伤和病理研究，揭示了晚商时期的暴力与冲突现象。

 

　　内蒙古师范大学索明杰博士，介绍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墓地的发掘情况，认为墓主属于北亚蒙古人种，并对骨骼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还对骨骼上表现出的病理现象进行了分类研究。

 

　　三、古DNA研究

 

　　古DNA技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为研究个体和人群的遗传结构提供了分子层面的独特视角，对深入研究古代人群的交流与融合等具有重要意义。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周慧教授，对中国北方古代人群mtDNA单倍型、Y染色体SNP谱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从父系遗传结构和母系遗传结构所表现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状况和区域特点，探讨了中原地区居民的遗传结构。研究表明，5000年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不断有其他周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发生融合，但是中原地区民族的遗传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这可能是由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远远先进于周边地区的游牧渔猎文化，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其他人群，以后的民族融合中，农耕人群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外来的基因对他们遗传结构没有造成根本的改变，这些农耕人群就是汉族的祖先人群，其mtDNA单倍型主要有D、B、A、F等。 在母系方面，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等人群与现代汉族的遗传关系较远，但是，这些人群与现代汉族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共享情况，呈现出一定的基因融合。在父系方面，Y染色体O谱系在中原农耕人群中高频存在，是汉族祖先人群最重要的谱系。古代人群的父系遗传构成较好的反应出人群的远古起源，而母系遗传结构更多的表现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状况和区域特点。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古DNA实验室崔银秋教授，通过对新疆下坂地墓地16个个体线粒体基因组序列的研究，分析了新疆青铜时代人群的来源与组成，推测下坂地原始人群最初来自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伴随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来到下坂地，并在其迁徙过程中逐渐吸收了来自中亚的人群成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利用早期现代人古DNA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他们与当今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及与古老型人类的基因交流情况，从古DNA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亚洲早期现代人迁徙路线和新石器时代农业带来外来人口在欧洲的扩散以及农业对欧洲人群新石器时代人口转换模式的影响及在时空框架下相关人群的变化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欣助理研究员，通过对西藏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出土人骨的古DNA研究，揭示了这两个墓地人群的遗传结构，探索了“象雄国”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原王朝及周围地区人群的关系。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曾雯博士，从线粒体DNA的视角探讨了甘肃临潭磨沟古代人群与甘青地区其他古代人群的关系，认为甘青地区从青铜时代到汉晋时期有一部分人一直在此地繁衍生息，后期由于生业方式的改变、人群的迁移、加之外来人群不断加入，尤其是汉代以来汉人大量迁入，导致该地区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

 

　　四、稳定同位素研究

 

　　从同位素角度分析古代居民的食物构成是近年考古学的一大热点问题，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新元素的运用和研究队伍的壮大显示了稳定同位素研究的广阔前景。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胡耀武教授，通过对河北梳妆楼墓地墓主人与相邻人群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在揭示他们食物结构差异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元代贵族家庭内部之间的等级关系和个体差异，为墓主人身份的识别提供了科学依据。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凌雪副教授，对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的人类和动物骨骼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了古代先民对于动物资源的利用情况，认为先民的经济形态是以游牧为主，辅以一定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牛、马、羊和狗可能以不同的喂养方式被早期先民所利用。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郭怡副教授，利用新疆曲曼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动物骨骼和植物种子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在揭示该地先民及动物的食物结构的基础上，探讨帕米尔高原地区食物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并对该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结合考古资料，认为粟作可能是该地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之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张国文副教授，对河南登封南洼遗址出土人和动物骨骼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判断出不同性别、年龄间个体的食物结构差异，通过重建南洼先民和动物的食物结构揭示了其生计方式，为了解南洼先民农业经济形态以及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新的资料。

 

　　山西大学考古系侯亮亮副教授，以山西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拓跋鲜卑及农耕民族的食物结构分析为例，重构了他们饮食习惯的变化历程，发现拓跋鲜卑在进入农耕民族所在地域和文化圈后，即王朝建立之后，他们以动物性为主的饮食文化现象继续存在但在缓慢改变，为讨论和研究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王宁博士，以河南荥阳小胡村贵族墓地为例，对出土的晚商先民骨骼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了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及其内部成员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状况的差异状况，表明至少在商代晚期，不同社会阶层在饮食方面已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舒涛博士，介绍了一种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改进了δ13C、δ15N数据的数学处理手段，从碳氮数据的内在联系入手，为进一步科学地处理、分析同位素数据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人类骨骼考古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本次研讨涉及的时间范围广、空间跨度大，在讨论范围上涵盖了古人类化石的新发现、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古人种学、古病理学、暴力创伤研究、古人口学、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以及食物结构分析等方面，不仅报道展示了一批人类骨骼考古新发现、新材料，而且在研究思路、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上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和革新，在多学科交叉研究背景下进一步拓展了人类骨骼考古的研究视野和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会议上，11位在校研究生提供了壁报，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代表汇报演讲结束后，专业委员会主任朱泓教授主持了总结讨论。刘武研究员、周慧教授、王明辉副研究员、赵凌霞研究员、张君研究员、胡耀武教授、陈靓副教授、何嘉宁副教授、张林虎博士分别进行了发言，大家围绕学科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发言。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标本材料不断增加、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多学科交叉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不断扩大等一系列变化，彰显了人类骨骼考古研究领域的活力和前景。

 

　　代表们针对本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青年学者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和殷切的期望。专家学者们呼吁加强中国古代人类遗传基因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提出了在研究人类的过程中，要注重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将人类骨骼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不仅要注重基础资料的积累，而且要力争在在理论方法上有所自主创新，建立起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的“中国标准”。

 

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

撰稿：张群；审核：王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