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者，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位青年学者奖（金爵奖）。“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青年考古学者的健康成长是中国考古学稳健发展“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他们心中的阳光和脚下的力量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学术希望。青年人考古梦，为了将这些青年学者的幕后点滴记录下来，中国考古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联合策划“诗和远方—青年学者金爵奖”专题，一睹他们青春岁月的今朝风采。

 

　　中国考古网：李锋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对于此次获奖，您有何感受？

 

　　李锋：谢谢！能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我感到非常荣幸与高兴，为我所从事的旧石器考古学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而高兴。本次获奖，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高星研究员、Steven Kuhn教授、陈福友副研究员一直以来在学术方面对我的教导和支持，让我有机会把我所做的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展现给大家；感谢旧石器考古学专业委员会的推荐；感谢中国考古学会各位前辈的认可。我会把青年学者奖当作对自己的激励。作为旧石器考古学的新兵，这个奖对我而言不仅是肯定，更是鞭策，或者可以称之为一声发令枪响，让我在旧石器考古学的这条跑道上继续向前奔跑。

作者于2009年甘肃徐家城遗址（王山 摄）

　　中国考古网：您是如何走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这条道路的？是受您大学时代的求学生涯影响吗？

 

　　李锋：我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博物馆学系，吉林大学博物馆学系和考古学系所学的课程基本相同，博物馆班的学生也是从旧石器考古学、考古学通论等开始学习，参加考古学野外实习，当然还要修博物馆学的专业基础课，参加博物馆专业实习。吉林大学有众多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讲授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亲身考古工作经历，很容易引起学生对考古学的兴趣。在经历了填鸭式和缺少自由思想的高中学习经历后，进入吉大学习考古的日子是幸福的。尤其是大学一年级时陈全家教授讲授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更让我着迷，陈老师是国内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他讲课从不用教材，而是靠自己多年一线工作和授课积累的讲义，他给我们展示旧石器考古学的基础概念，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带领我们观察真正的石器标本，开展石器复制实验等。甚至连考试都是给我们几件石制品让我们讲出这些标本的基本信息和所能反映的技术或行为意义。这样的授课方式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旧石器考古学。所以起初我选择学习旧石器考古学不是因为学科本身的意义，而是陈全家教授的授课风格和学术魅力。

 

　　2007年在吉林大学朱泓教授和陈全家教授的推荐下，我进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高星研究员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高老师为我打开了旧石器考古学的另一个天地，让我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了旧石器考古学这门学科的魅力所在。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我们的研究可以让大家去了解人类如何起源（最早的人的起源、现代人的形成）；人类在漫漫时间长河中如何演化，这些演化包含着远古人类的一个个决策，而这些决策又决定了不同人群的演化方向，有的灭绝、有的延续，让我们感知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悲欢喜乐；也让我们了解人类如何从体质意义上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体质形态）变成技术意义上的人（使用复杂的且不断演化的工具组合），又进一步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人（使用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如装饰品等）。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甚至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提出，但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除了学科的魅力，古脊椎所众师长的个人魅力：高星老师一心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努力并为之皓首的赤诚；王社江老师常年奋战洛南、汉中盆地的坚持和工作上的精益求精；众多师兄师姐在如此多的社会和世俗压力下持续为旧石器考古学奋斗的激情……这些都激励着我继续学习和研究旧石器考古学。于是，2012年冬季我博士毕业以后便留在中科院古脊椎所从事旧石器考古工作，自此我才算是真正走上了旧石器考古学这条道路。

 

　　中国考古网：您曾多次参加过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与其他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相比，您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哪些区别？在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之中，需要注意什么？

 

　　李锋：2007年开始我参加水洞沟遗址第2、第9、第12地点的考古发掘，此后参加或主持了在湖北、贵州、甘肃、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等地的旧石器考古学发掘项目。我觉得，旧石器考古学的发掘与其他时段的考古发掘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地层学，首要的便是弄清楚层位和遗物的早晚年代；其次是尽可能细致地采集科学信息。要说区别，仅在于一些技术层面的细节。比如生土，旧石器考古学并没有一个生土的概念，或者说我们发掘的地层就是新石器及其以后考古学所谓的生土。我觉得这与人类活动的强度有关，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的活动强度相对于后段较弱，尤其是在一些旷野遗址中很难形成所谓的“灰土”层，当然在一些洞穴遗址和部分旧石器晚期的旷野遗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人类活动（主要是用火）导致地层的颜色较深。另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是旧石器考古发掘中“水平层”的概念，“水平层” 在旧石器考古学发展之初确实是忽略自然或文化层位的情况下人为划分的（比如周口店1930年代的发掘），但现在科学的旧石器考古学发掘是在地层中划分水平层，而水平层也仅仅是为了控制发掘进度和方便测量而设置的。就像是其他时段遗址发掘时，也不是一次就将一个文化层位挖干净，而是一小层一小层的清理，为了观察遗迹开口，常做的是拿手铲一层层地刮面，只是并未给每次发掘的一小层一个水平层的编号而已。旧石器遗址发掘中，当一个地层的堆积发掘结束时，我们也需要遵循地层的起伏将其上地层的堆积清理干净，而不是将其做成一个水平的面。尤其是洞穴堆积的发掘，更是如此。还有一个旧石器发掘的特点是我们对大于1cm（不同发掘者有不同的标准，一般在1~2cm间）的所有标本进行三维坐标测量，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在后期的工作中对遗址的空间利用进行分析（比如通过拼合分析）。新石器及其后段的发掘以地层和遗迹为单位收集标本，多数仅测量“小件”的坐标。如果也能采集尺寸较大的碎陶片的空间信息，后期通过拼对陶片可以分析陶器的废弃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对遗址空间的利用，甚至可以揭示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等信息。当然，这样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旧石器遗址发掘的面积相对较小，所以测量每件标本并不难完成。如今，随着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等技术的应用，将来我们能够更有效率地采集遗物的空间坐标。

2009年甘肃徐家城遗址发掘现场（陈福友摄）


2007年水洞沟部分发掘人员合影，左起：刘德成、王仁芳、梅惠杰、罗志刚、仪明洁、王惠民、高星、陈福友、张乐、裴树文、关莹、Robin Dennell、周振宇、王春雪、彭菲、李锋、马宁（梅惠杰 摄）

　　中国考古网：在参加《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的编写工作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锋：参加这部旧石器发掘和研究报告的编写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受到了良好团队合作的优势。水洞沟是一个包含多个地点的旧石器遗址群，这部报告包含了第2、第3、第4、第5、第7、第8、第9、第12地点的材料，同时这部报告还包含了很多应用新方法的研究成果，没有良好的团队合作，很难将这些不同地点的材料综合到一起。

 

　　中国考古网：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祝愿您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领域取得更高的成就！

 

（采访：李连娣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