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者，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位青年学者奖（金爵奖）。“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青年考古学者的健康成长是中国考古学稳健发展“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他们心中的阳光和脚下的力量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学术希望。青年人考古梦，为了将这些青年学者的幕后点滴记录下来，中国考古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联合策划“诗和远方—青年学者金爵奖”专题，一睹他们青春岁月的今朝风采。

 

　　中国考古网：蒋老师，恭喜您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此次获奖对您来说意义如何？

 

　　蒋洪恩：感谢您的采访！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到植物考古，并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12年之久。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对植物考古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植物考古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金爵奖的获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是考古界同仁对我过往工作的认可。此次获奖也坚定了我继续从事植物考古的信心，同时也鞭策我需加倍努力，做出更好的成果。
 

　　2007年考察波兰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考古网：一直以来，您广泛采集现代种子及果实标本，足迹遍布各地，已初步建立常见果实及种子的鉴定标准，在这过程中，您有哪些难忘的特殊经历？对突破植物考古鉴定的难题有哪些影响？

 

　　蒋洪恩：现代植物种子标本是种子遗存研究的基础。当我们拿到植物遗存样品后，首先面临的就是鉴定。如果鉴定出了问题，所有的讨论都将是空谈。但是，我国共有种子植物3万多种，对所有的植物种子做到准确无误的鉴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植物种子鉴定需要经常实践，细心揣摩，否则很容易遗忘或混淆。过往的种子鉴定图谱多集中于农作物及农田杂草，专门针对植物遗存的图谱还不多。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鉴定标准，并制作适合植物考古工作者使用的种子图谱，以便按图索骥，快速准确的完成鉴定任务。

 

　　有感于此，我们自2006年以来开始了现代种子收集工作。迄今为止，我们已在北京西山、松山、百花山，浙江四明山，新疆天山，江苏云台山，江西庐山以及内蒙古、西藏、两广、福建等省区进行了种子收集。随着现代种子标本的增多，它们在遗存鉴定过程中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以下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

 

　　2013年夏我在浙江田螺山遗址考察时发现了一种扁圆形的黑色种子，仅能推测其来源于木本植物，随后几天在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考察时又发现了这类种子。一种树木种子跨越几千年，出现在两个不同的遗址，说明这种树木要么非常重要，要么是当地的一种常见树种。回到北京后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也请教了很多专家，对比了很多标本，但均未成功鉴定。2014年国庆节期间我再次赴田螺山考察，向当地老农请教上述种子的可能植物来源，也未得到任何结果。2015年初夏，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植物考古》专业课时讲授种子鉴定，为了使讲授内容更加直观，我以乌桕种子为例进行了演示。乌桕是长江以南的常见树种，种子外面包被着一层厚厚的蜡质，当我除去表面蜡质时，奇迹出现了：里面隐藏的种子形态特征竟然与我几年来未能鉴定的那类种子完全吻合! 这次巧合促成了我对田螺山及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乌桕种子的成功鉴定，同时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进行种子的收集、分类、照相等工作是费时费力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老前辈们如刘长江先生已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近年来，高清数码相机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全彩印刷技术则大大提高了图像的显示效果。因此，我们亟需出版一套适合植物考古工作者且能够更好展现种子/果实形态与解剖特征的工具书。当然，书中所涉及的植物种类越多越好。除了常规的形态描述外，我们将更多地整合文献资料，展现植物种子的细部特征，以解决我国植物考古工作者的燃眉之急。

 

　　2014年在浙江田螺山考察植物种子遗存

 

　　中国考古网：在进行古代作物加工（Crop processing）过程研究方面，对比国外已有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模式，您觉得在国内率先开展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哪些实际困难解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植物考古有哪些积极意义？

 

　　蒋洪恩：我国植物考古工作者现阶段对农作物遗存的关注较多。当我们通过浮选法或其他方法获得农作物遗存后，我们更倾向于关注这些谷物是如何起源和传播的以及农业活动在当时的生业模式中所占的地位如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更有趣的问题值得关注。比如：这些谷物是怎样种植的，又是怎样收割的？先民如何对其脱粒/脱壳，又如何贮藏？谷物在生长过程中伴生的农田杂草有哪些？依据现有的民俗学、文献学证据，再加上我们获得的植物考古学证据，研究先民的种植行为和谷物加工习惯，更容易做到考古学所追求的“透物见人”。

 

　　2006年初夏，我第一次与英国植物考古学家Dorian Fuller教授见面，他跟我谈起了不同谷物的加工模式。囿于当时的知识背景，我从没接触过这些信息。虽然我当时似乎是听懂了，但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以至于后来忘得一干二净。2012年我向植物考古界专业期刊《植被历史与植物考古》（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投稿，内容是某遗址出土陶缸内的植物遗存研究。审稿人给予了不错的评价，同时指出这批植物遗存来源集中，种类丰富，是进行谷物加工研究的良好材料。透过这些遗存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农业活动，更能反演谷物的脱粒、脱壳及贮藏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陶缸的功能。再次回想起2006年与Fuller博士的交流，我才恍然大悟，真正感觉到谷物加工过程研究原来也是一门学问，是植物考古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利用“五一”放假的闲暇时间恶补了谷物加工理论，并及时按照要求修改论文。后来，这篇论文修改后很快被发表。经过仔细分析，我才发现手中积累的材料保存好，出土位置明确，是进行谷物加工研究的良好材料。而我在过去的几年里却一直抱着金碗讨饭，完全忽视了它们的深层价值。因此，2012年以来，我们根据手中的材料，做了一系列古代谷物加工技术研究。初步成果已经发表于《第四纪研究》，后期工作正在进行，部分已撰写成文并准备投往国际考古学界主流期刊。

　　

　　中国考古网：您曾对江西东晋墓葬中李子和杨梅果核进行鉴定，将植物解剖学引入了植物遗存鉴定之中，那么在您看来，植物解剖学与植物考古学在哪些方面可以有进一步的联系和拓展？

 

　　蒋洪恩：其实植物解剖学早已应用于植物考古学，比如根据三个切面对出土木材或炭屑进行种属鉴定。植物种子的常规鉴定主要是基于外部形态特征，但有些植物种子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区分度并不高。对这些种子进行解剖学观察，区分其微观结构特征，可提高鉴定的精度。传统的植物分类主要依靠花的形态和结构，对种子的关注度不够。相反，杂草检验检疫工作者更加注重种子的形态学研究，而古植物学家几十年来在种子解剖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受古植物学研究的影响，我们将植物解剖引入种子鉴定中，使鉴定结果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例如，我们在对江西东晋雷鋽墓出土的李子和杨梅的果核进行鉴定时，分别突出了前者的维管束道和后者的花柱道等解剖特征，大大提高了鉴定的精确度，并被认为是“植物考古学研究的典范”。在深化种子、果实等解剖学特征研究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参照已有的植物叶脉、气孔及表皮细胞特征的研究结果，对出土的叶子遗存进行解剖学研究以确定其分类位置，并进一步探讨其内在价值。

 

　　2013年考察希腊Pella

 

　　中国考古网：接下来，对于植物考古您还有哪些工作上的规划以及研究上的侧重点？

 

　　蒋洪恩：首先，我们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把重点放在长江以南地区开展种子采集工作。当种子标本达到一定数量时，我们计划出一系列符合植物考古学研究者需求的种子图谱。这些图谱除常规种子宏观形态特征外，还包括一些微观特征及附属物的特征。同时，这些图谱内还将包括我们的一些鉴定心得及推荐文献目录。尽管当前经典植物分类学很不景气，近年来种子形态及解剖学研究几乎无人问津，但我们一定会不改初衷，利用手中有限的经费，集腋成裘，争取早日完成既定目标。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我国考古常见种子图像数据库，并着手开发种子遗存图像识别专家系统。除了植物种子形态学与解剖学研究之外，我们以后还将与国内外分子考古实验室合作，进行植物遗存的古DNA研究，从更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范围来探讨谷物在东西方的交流与传播，为植物考古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采访：韩月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