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者，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位青年学者奖（金爵奖）。“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青年考古学者的健康成长是中国考古学稳健发展“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他们心中的阳光和脚下的力量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学术希望。青年人考古梦，为了将这些青年学者的幕后点滴记录下来，中国考古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联合策划“诗和远方—青年学者金爵奖”专题，一睹他们青春岁月的今朝风采。

　

　　中国考古网：李老师，首先恭喜您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对于此次获奖您有哪些感受？

　　

　　李志鹏：谢谢！任何一种奖都有遗珠之憾，考古界优秀的青年才俊大有人在，我获此奖既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有幸运。获得金爵奖，我视之为师长学友以及评委对我的厚爱与鼓励，也视为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实绩得到考古学界承认和重视的结果。没有以我导师袁靖先生等为代表的动物考古学界前辈筚路蓝缕的开拓和发展，今天动物考古学界的青年学者也不太可能走上这个领奖的平台。我将更勉学精进，见贤思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动物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添砖加瓦，回馈一直厚爱、鼓励和支持我的师友同仁。
 

2010年李志鹏在二里头遗址考古队整理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
 

　　中国考古网：您从199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参加过多项考古挖掘工作，其中很多项目都曾获重要奖项，对于这些重要的考古发掘经历对您的研究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李志鹏：我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在我所夏商周研究室工作，先后参加过山西的陶寺遗址、河南的偃师商城、二里头、殷墟等重要遗址发掘，能参与这些举世闻名的遗址发掘工作、后期考古资料的整理和报告撰写，我觉得很幸运也很自豪。这些重要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经历对我的研究确实影响深远。

 

　　1999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刚到考古所工作，就被所里安排和梁星彭先生一起开始重启陶寺遗址多年停止的考古工作。那时候在陶寺遗址工作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梁先生即将退休，但他那么大的年龄却每天不顾劳累地和我们年轻人跑遍陶寺遗址的沟沟壑壑。他重启陶寺遗址的工作，是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的，一是找居住址和生活区，二是找城，这实际上就是聚落考古的理念，这一点对我以后的考古工作理念影响较大。那年发现并集中发掘了陶寺遗址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的白灰面居址群。领队梁星彭、学术顾问张彦煌以及后来短期来工地指导的高天麟先生，让我见识和学习到了考古所老先生们田野水平的精湛、考古发掘的细心与大局观，身先士卒的吃苦耐劳精神，纯粹为学的考古精神，平等待人的生活态度。这些先生没有一点长者的架子，其中梁星彭先生还总是和我分享他的学术思考，也鼓励我和他争论，比如对夯土认定的讨论。他对我田野工作态度和发掘水平的肯定也让我找到了从事考古工作的自信。这些考古前辈是我进入考古所工作的引路人，给一个刚参加考古工作的青年上了学术和人生最好的一课。

 

　　从2000年开始我进入偃师商城考古队工作，参与偃师商城遗址的宫殿区的考古工作，包括宫殿基址、池苑遗址和祭祀区的考古发掘。和陶寺遗址一样，考古队从队长到学术顾问如杜金鹏老师、王学荣兄、胡秉华先生等，都是田野工作中水平纯熟、严谨细致的发掘高手，队长和顾问每天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从大局到细节，从发掘到后勤，无不兼顾。偃师商城考古队发掘的传统，是坚持让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先从自己独立领方发掘积累经验开始做田野考古工作，发掘中重要的遗迹现象也互相现场观摩、讨论，这些都锻炼了我从事古代都城遗址发掘和第一线田野考古工作的各项技能。考古队各位先生都各有所长，从田野考古、室内考古整理、考古类型学的实践、操作,到治学理念和方法以及笃实为学的治学精神都值得我学习,我在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的过程中受益良多。

 

　　2002年我被借调到二里头遗址参与宫殿区的田野考古，当时我亲自发掘了出土绿松石龙形器的贵族墓葬，也首先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二里头四号宫殿基址的迹象，这种亲历重大发现的兴奋，重要遗迹发掘过程中对考古发掘水平的锻炼，都让我体验丰富，受益匪浅。二里头考古队有很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和参与感，我们从田野考古中的遗迹现象的认定、清理到背后的学术问题，从队长、队员到技师都共同讨论、切磋，这种集思广益对于考古工作的推动以及我的学术成长、考古水平的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2003年到2004年我还参与过殷墟孝民屯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后来的报告整理。孝民屯遗址发现了殷墟文化早期的居址群或聚落，也发现了殷墟文化时期的铸铜作坊和各个时期的墓葬群等，考古发现十分丰富。孝民屯遗址是一次考古“大会战”，发掘面积数万平方米，但各家考古机构协调共进，从发掘记录、发掘过程的规范化、精细化、系统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考古人的考古发掘理念和水平都得到了一次整体提升。我自己领着几位技师负责其中数千平方米的遗址区域的发掘，对于锻炼我独立带一个考古工地的发掘、注意田野考古工作的全局都有很大帮助。
 

2016年5月 李志鹏在洛阳伊川徐阳东周墓地现场鉴定车马坑中出土动物
 

　　中国考古网：是什么机缘让您专业从事动物考古工作的？

 

　　李志鹏：我个人在田野考古之时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动物考古骨骼标本，但真正让我对动物考古产生兴趣是袁靖先生关于动物考古的系列文章，另外就是2000年至2001年我参与了偃师商城宫城内祭祀区的发掘，亲自发掘清理了大量动物牺牲。我们像清理人骨架一样细致清理了考古发掘中露头的动物骨骼。我自己最有成就感的是带领工人清理了一个祭祀坑中的四具猪骨架，每一节细小的尾椎骨都清理得纹丝不乱。这个祭祀坑的猪牲后来成了偃师商城祭祀区猪牲的典型代表。在发掘这些动物牺牲和后期整理、思考的过程中，这些动物牺牲的具体文化内涵如用牲特征，一直吸引我去深入思考一些三代祭祀礼仪的问题，使我产生了研究商代乃至夏商周三代动物祭祀制度的想法。但是如果不懂动物考古，不可能将考古遗址与祭祀有关的动物研究深透，不可能将动物祭祀制度研究深入。但那时还没有产生专门学习动物考古的念头。2002年我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在职硕士生课程学习，当时专业方向还是夏商周考古，在硕士毕业之前我面临考博的选择，联想到自己在偃师商城发掘的经历和对动物祭祀制度研究的兴趣，以及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广阔学术前景的憧憬，在袁靖老师的鼓励下，我选择了动物考古方向。

 

　　读博以后，我在学习过程中了解了很多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尤其对于涉及国际上动物考古进展的英文书籍和文章阅读较多，更深刻地体会到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大有广阔天地，当时就想到了研究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因为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不仅仅与日常肉食消费有关，还涉及畜牧业经济和渔猎经济，丧葬、祭祀礼仪中的动物牺牲，动物产品的多层次开发，社会复杂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动物资源利用及供应、制骨手工业、文化交流等等。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就确定为研究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在整理完自己博士论文材料后，又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动物经济及其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关系研究”为题申请到了美国Henry Luce基金的资助，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访学将近一年，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从我所夏商周研究室调到了科技考古中心，开始了专业从事动物考古工作的学术之路。

 

　　中国考古网：您专业从事动物考古以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有哪些推动？

 

　　李志鹏：第一从我从做博士论文的材料开始，逐步对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遗址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遗址、沣镐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等遗存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梳理，目的是对三代都城遗址居民包括王室贵族到普通民众消费利用的动物资源进行动态的长时段研究，对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时期城市化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供应进行系统的研究，里面涉及的具体专题非常丰富。

 

　　第二，我和我的同事合作，对夏商周时期都城遗址的制骨作坊出土的动物骨骼、骨料及骨器进行了全面分析，首先是晚商时期的安阳殷墟，之后往前扩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二里头遗址、殷墟文化之前的洹北商城遗址，往后延续到西周时期的丰镐遗址，在有的遗址我还参与到田野考古发掘和标本收集方法的设计中去，采用动物考古学和制骨工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手工业考古的视角下，对制骨手工业的生产运营链、制骨技术与工艺流程、制骨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及其发展等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诸多方面有所收获，尤其是通过定量化统计、手工业专业化程度的分析，对晚商时期制骨工业的商品化生产的规模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合作伙伴在《Antiquity》等刊物上发表的合作研究成果，使得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经济、手工业发展程度有了全新认识。

 

　　第三，我走上动物考古的初心就是要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使用动物在祭祀、丧葬礼仪中的运用，结合动物考古学和考古学背景的整合研究、审慎利用古代文献来系统揭示中国古代的动物祭祀制度及其涉及的古代礼仪、社会复杂化、文化交流等。因此，从学习到专业从事动物考古十余年来，对三代的祭祀遗迹和墓葬中出土的动物进行了大量的现场鉴定或分析、整理，以及文献的系统梳理，有很多重要的发现，由于我喜欢穷究研究所涉的一手材料和相关问题，我这方面成果还只有少部分发表，今后争取尽快发表我的相关成果。

 

　　第四，以往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家养和野生动物、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我从事动物考古以来注重开拓动物产品的多层次开发利用，如是否存在开发羊毛、畜力利用及其起源和发展，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研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存在羊毛开发利用、晚商时期存在牛的畜力利用的证据。

 

　　此外，我和其他学者一起，整合动物骨骼形态学研究、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多学科研究手段，在前辈学者如我的导师袁靖先生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西北地区家养羊和马的起源和传播过程的系统探索，以后可能扩展到家养黄牛起源的深化研究中去。因为现在生物分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揭示，家养的羊、黄牛和马等草食性家畜都是非中国本土起源的，我尤其想以团队合作研究的方式，搞清楚草食性家养动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路线、传入方式及背后的动因、机制。这方面的研究我的导师袁靖先生以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会沿着他开拓的方向将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究明更清晰具体的细节和过程，探讨背后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正在进行，目前在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考古遗址做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果，我们也争取尽快发表其中已取得的成果。

 

　　当然我个人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计划和个案研究，如游牧经济的起源、发展过程和动因等，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希望不负我从事动物考古的初心。动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多学科的整合研究，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将继承导师袁靖先生一贯坚持的团队作战合作研究理念，将科技考古与常规考古进行有机结合，以人类学的视野、大历史学的研究理念、社会考古学与文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等多维度、多角度、多层次地系统研究古代社会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动物在古代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为研究古代社会与文化、通古今之变做出一个考古学学者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2010年6月 李志鹏与同事在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考古工地

 

　　中国考古网：最后，您怎样看待考古工作的“诗与远方”的？

 

　　李志鹏：著名歌手许巍有一首歌，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其中有两句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歌词特别契合考古人的精神。考古长期以来是一项清贫的职业，却是一个“理想”的事业，没有理想，考古人恐怕很难坚持下来。考古人虽然也要为生活、生存而奔波，但是考古人始终有情怀，有吃苦耐劳和工匠细作的精神，有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想，那些生存的羁绊与眼前的苟且从来挡不住考古人心中如诗一般的情怀，始终心系远方的田野。因为田野是考古学家一切学术探索的出发之地，是考古人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一代代的考古人治学务严谨，却是骨子里的田野诗人，虽然他们不一定写诗。远方的田野始终在召唤考古人，去发现、解读古人遗留的实物遗存，读地书亦释天书，解读远古之谜。这使得考古人除了有探史求真的收获感，还有一种纯粹的精神满足。这就是我理解的考古工作的“诗与远方”，它是考古人能持之以恒从事考古事业和志业的动力。

　　（采访：韩月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