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吕红亮：山那边草绿了——“诗和远方——青年学者金爵奖”专题（五）
发布时间：2016-06-1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吕红亮
编者按：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者，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位青年学者奖（金爵奖）。“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青年考古学者的健康成长是中国考古学稳健发展“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他们心中的阳光和脚下的力量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学术希望。青年人考古梦，为了将这些青年学者的幕后点滴记录下来，中国考古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联合策划“诗和远方—青年学者金爵奖”专题，一睹他们青春岁月的今朝风采。
中国考古网：吕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对于此次获奖，您有何感想？
吕红亮：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评奖委员会的认可。
从大学时代到现在，不能说获奖无数，但抽屉了也攒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证书，从“作文竞赛优秀奖”到“四川大学五粮春社科之星”。但“金爵奖”不一样，这是目前得到的奖项里我最看重的（虽然它并没有奖金，而且刚好与“五粮春”绝配！）。
我理解，这个奖项的设置是有导向性的，不是单看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还要看田野经历和国际参与度，它鼓励青年人基于扎实的田野研究，做优秀的研究，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对话。我相信除这次的获奖者之外，中国考古学界还“潜伏”着一大批更优秀的青年学者，下一届的金爵获得者也绝对比我优秀。
我自己体会，这个奖项不单是一种认可，是荣誉；也是一种鞭策，是“负担”。如同一场接力，跑在时代和学科前沿的中国考古学界德高望重、叱咤风云的大咖们意识到，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代年轻人接上这一棒，而且期待这一代人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说，荣誉仅表示，小伙子干得还不错；而更多的是“担当”，小伙子你得继续跑，而且要跑得快。
2007在西藏西部什布奇调查
吕红亮：这个研究区域的选择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是我进入四川大学考古系学习之后的被动选择。总体来说，是在自觉或不自觉选择了这一区域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不自觉与我所学习和工作的四川大学有关。这当然和我们偏居西南有关系。我们同事间有时也有讨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好像是焦虑，我们会不会把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办成西南考古系？但现在看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不仅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中有不少是研究其他区域的；还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一区域非常有吸引力，可以说是一种的研究的自觉。
较之中原，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都是文明的边陲地带，早期国家的建立比我们认为的文明中心晚很多。西藏迟至7世纪才有了早期国家的形势，但一上来就是一个帝国；西南山地虽在汉代前后整合到了帝国体系中，但其自身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区域特征，体现出诸多与帝国疏离的文化相貌。
再从地理、生态和资源来看也是非常有意思。西南山地是动植物资源的富集区域，而青藏高原则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区域。但相同之处在于，因为丘陵、高山、狭长河谷一系列地形碎片化的特征，从高山草甸到干热河谷，区域内的地方性也极度突出。令我感兴趣的是，西南山地的人群怎么样进入农业体系，并被帝国涵化；人类何时进入青藏高原并经历了何样的适应变迁过程，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吐蕃文明？这两个独特的区域是如何从无国家、无历史的社会加入现代这个复杂的文明体系？这当然不是一人之力，或者一代人能够回答的议题，但它肯定值得被如同中原腹地一样被关注。
自现代考古学被引入到现在，对中国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探索一直都是中国考古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无论是“满天星斗”还是“以中原中心”，或者“重瓣花朵”，都是在讲这个伟大文明故事中的主线条。如果想更好地理解中心，也就是让这个主线条更加丰满，是离不开诸如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这样的边陲地带。这或许可以给自己的“边缘境况”给点慰籍吧！
2013年山南考古试掘全体队员
吕红亮：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也是我出版的第一书。用专书的篇幅来聚焦西藏西部的史前史，这个听起来似乎有点难度。但我的导师霍巍教授以他战略家的眼光，给予我最坚定的支持。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尚处于起步阶段，田野的工作力度远不如其他区域，我们知道的考古遗址也少得可怜。提起西藏西部，大家知道的只有古格文明。但当一批佛教艺术的杰作在宛如火星表面的荒漠中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当你望着宛如蜂巢般密集的石窟，色彩斑斓的壁画，我想我的老师们也在思索，这些繁盛的佛教文化是靠什么样的物质基础维持壮大的？这片土地何时成为文明的沃土？
带着这个问题，我把现有西藏西部非常零散的考古资料做了一个初步梳理，主要是以时代为轴、以遗存类别为单元，在跨区域文化互动的主题统摄下，企图做出一个关于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的框架。我并不认为这本书经得住后续考古学的持续检验，但其基本的框架目前看来可能是有效的。
具体而言，在这本书中我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西藏西部有没有旧石器时代遗存和新石器遗存？以前文物普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线索，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地层证据。这本书也仅是从器物类型出发，结合周边区域的发现提出了一个更早的可能性。第二个，也是本书的核心，就是西藏西部及周边区域一批早期墓葬和居址。我结合当时在印度北部、尼泊尔北部、巴基斯坦北部的考古发现，对这类遗存的年代和文化属性以及与周边区域的文化关系做了探讨。除此之外，我还循此路径，专门讨论了岩画、青铜器以及大石遗迹。通过上述个案的考察，我尝试说明，在这样一个诸文明的边陲地带、人类生态的极度脆弱区域，其早期文化既有着极强的自我特征，同时又和周边区域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而其背景，正是人类学学者长期关注的“跨喜马拉雅长距离贸易”。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生态环境中，加上游牧人高度机动的活动能力，西南山地的一些青铜器可以直达西藏西部阿里，塔克拉玛干南缘汉晋时期的文化元素也可以跨越层层大坂进入西藏西部。
中国考古网：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藏西部地区在研究南亚、中亚及我国新疆等地区的考古与文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您的研究成果中有哪些体现？您是如何以西藏西部地区为切入口，进而探讨与之相关的众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的？
吕红亮：西藏西部的位置决定了它是文明交汇的一个重要节点。讨论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是必须将至放置于跨喜马拉雅的视野当中去看，而不必局限于现今的国境线。比如说具有两面器技术特征的石器、麦作、相当于汉晋时期的丝绸、黄金面具、厢式木棺，都和塔里木盆地以至中亚地区关系密切。最近美国学者提出的“内亚山地走廊”横亘在青藏高原西北，很可能是公元第二千纪至公元前第一千纪，西藏西部乃至整个青藏高原一系列具有欧亚草原文化要素出现的策源地。再如，西藏西部的发现的水稻、竹器、桦树制品等都和喜马拉雅南坡的低地河谷有关；南亚西北部的新石器遗址里所见的系绳石刀、玉器、荞麦等虽在南亚考古背景中极为罕见，但将青藏高原考古纳入之后则觉得并不突兀。所以，如果把西藏西部看成一个切口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切口里看到东西、南北文化交流层累的轨迹，以及西藏佛教“后路弘法”的早期基底。
2015年在山南发掘
吕红亮：西藏西部的考古研究工作不是一般的薄弱。自1997年以来，四川大学和西藏文物局的联合考古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持续在这一区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有“高原敦煌”之称的“皮央.东嘎”做了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发现。2001年之后，我们逐渐加重了对早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2004、2007、2013年我们与西藏文研所的联合考古队在阿里陆续调查和试掘了一批早期遗址。
目前的状况可以说形势喜人。2013年我们在西藏阿里调查的时候，同时有四支考古队在那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社江老师领导旧石器调查团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仝涛老师领衔的故如甲木墓地发掘团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老师带领的罗布措环湖岩画调查团队。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局面，在阿里的蓝天荒漠里，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我也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挺进阿里，西藏西部的早期历史也必将开出一片新天地。
2004年，在霍巍、李永宪老师带领下，川大和西藏文研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围绕卡尔东遗址为中心工作了两个月，每天住在帐篷里，在卡尔东城址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发现了十几个石器地点和若干大型聚落址，这说明这一区域可能是西藏西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几年之后，社科院考古所的仝涛老师很幸运地在我们曾经工作的山脚下，发掘了故如甲木墓地，入选了“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谓是近十年西藏考古中最重量级的发现。随着这些新发现的日益披露，我愈发思念卡尔东，愈发感到卡尔东的重要性。
当时，我们在卡尔东遗址只是做了一个调查，测绘了遗址的总平面图，也试掘了几处建筑结构，各种年代测试都显示，其可能在2-9世纪。这表明，在几百年时间里，这个遗址都是一个重要的定居点。关于这个遗址，有很多争论，特别是它是不是象雄的都城。我非常同意很多学者的想法，先不管它是谁的城，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用现代的考古技术手段，做长期的规划，把这个遗址的内涵搞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聚落？它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人住在这个海拔4200米的山顶上？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目前我们川大的队伍暂时在西藏中南部的雅砻河谷做早期聚落的调查和试掘。但机会若成熟，我非常希望能够重返10多年前我们在象泉河边上的营地，带着争论后的冷静思考，带着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再上卡尔东！
采访：李连娣 ；策划：乔玉；审核：刘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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