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1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宿白先生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尤其专长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是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获此殊荣，实至名归。

　　今年8月，宿白先生将度过他的94岁生日。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一生经历了民初的军阀割据、日军占领时期的统治、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却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就读小学四年级，少年时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教育下度过。先生回忆：“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这份对“祖国”的拳拳之情，是宿白先生对历史萌发兴趣的开始。

 

　　1939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尽管因日军侵华，北京大学的教学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尽力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历史课让宿白感到新鲜、充实，“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北京大学以及当时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来的名师，为宿白开启了历史学的大门。毕业后，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宿白先生后来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由于局势的原因，宿白先生暂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先生的推荐下，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先生过上了上午考古组、下午图书馆的生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由于考古学的特殊要求，1950年开始，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直到暮年身体情况不允许时，才离开了田野。

 

　　从上世纪40年代进入北大史学门，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让他始终兴致盎然、矢志不渝的历史考古事业。

 

 

　　1951年-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镇准备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宿白先生主持了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公开了这个重大发现。

 

　　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不明确、历史现象及问题多不及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宿白一人承担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其间正逢中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宿白先生从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整到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学、行政和研究工作集于一身。先生不辞辛劳，排除纷扰，在1954年完成了白沙宋墓报告的编写。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白沙宋墓》于1957年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尽管当时并无先例可循，宿白先生还是以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严格区分了报告主题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在正文之外，客观描述墓葬情况的同时，加入了大量考证性注释，这些注释中所论证的对象，经过几十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验证，证明几乎都是正确的。《白沙宋墓》一书中的论述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成书近六十年来，《白沙宋墓》已经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一种典范。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先生的治学方法与风范也对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曾在《白沙宋墓》再版时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搜集史料（包括考古学的和历史文献学的）、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做微观研究很辛苦，要一丝不苟，求全求备，来不得半点马虎，稍一放松便会有所失误。做考古学的微观研究，其基础在田野考古上；历史文献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来说，与田野考古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力作。 

 

 

　　194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宿白先生与同学一起，假期之间游历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宏伟的北魏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生开启了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的重修情况，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先生1951年写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又经长达五年的反复修订，发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图录。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1938-1945年间，利用八年的时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调查和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卷帙浩繁，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1978年，宿白根据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上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先生采用的文献的真实性。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两个重要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

 

　　1990年，长广敏雄撰写《中国石窟》一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终于部分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对此，已故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评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宿白先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从云冈出发，先生佛教考古调查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南至大理石钟山石窟，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研究领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写下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

 

　　考古之路常常充满艰辛。位于新疆的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古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开凿在克孜尔镇东南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宿白先生曾多次前往考察。1979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先生还遭遇了一次危险。当时先生从两座石窟之间的长方形小窟之间攀岩而过，因为年事已高，脚踩不稳，险些跌落悬崖下的沟底。先生回忆：“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田野考古中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从未阻断先生的脚步，耄耋之年还曾带领学生到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实习。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区，无论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面貌，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独树一帜、别具风情，神秘而迷人，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从欧洲人开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调查寻访，搜罗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尽管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关注，促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

 

　　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专门的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入藏开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员。6月-11月间，文物调查组乘汽车从藏北进藏，途经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西藏大部分地区，行程数万里，时间近半年。宿白先生回忆，“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调查期间大家拍了大量照片。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关于这些草图，在考古界还有一段传闻：宿白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了大量的寺庙和建筑，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据说后来有人用尺测量，发现确实相当精确。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时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会的邀请，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期考察使他痛心地发现，当年考察过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先生决心将两次入藏搜集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考古学的研究。此时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这门新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参考了大量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宿白先生赠书时发现，先生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260余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之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都是为撰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辑聚的。先生自陈：“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肃、性格的谦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认识到，自西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也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涉及到西藏历史的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注意通过对于藏传佛寺的研究，传递更深的历史讯息。例如先生在对拉萨大招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进行剖析时，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从而推断当时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经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在目前发现的任何文字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经过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完成付梓。这部著作近30万字，400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按时间顺序画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创造性地提出了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并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书中的大量草图和照片成为重建修复西藏著名佛迹的珍贵资料。此外，书中还记录了甘肃、青海、内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对于全面了解当时藏传佛教的分布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著作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为西藏考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还一直关注西藏的文物保护事业。2009年，已87岁高龄的宿白先生得知云南德钦故水电站即将修建，工程可能导致西藏芒康盐井盐田被淹没，一向关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西藏有特殊感情的宿白先生立即命笔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份情辞恳切的信，不仅表达了保护芒康盐井盐田的心愿，还提出了宝贵的可行性建议。这封信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局长单霁翔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芒康进行实地调研，听取当地藏族民众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终使这处文物纳入国家保护计划，避免了水电站工程的威胁。芒康，这座茶马古道第一古镇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在宿白先生九秩华诞之际，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张忠培这样总结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做出的贡献：“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的一甲子，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园，一天星斗。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大声疾呼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是宿白先生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领域深有造诣，继宿白先生后成为这一领域优秀代表的马世长，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了佛教考古的道路。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也正是参加宿白先生的带领的田野实习中，第一次来到莫高窟。

 

　　曾有人这样概括中国考古学教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大学教育与中国的考古学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学破天荒地开办了考古专业。” 勇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1922年即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信导师。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成为北大考古学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先生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宿白先生1948年即开始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教研室任教，虽然于1992年退休，却并未因此而远离讲坛，耄耋之年还在为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开设课程，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田野实习。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为考古系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汉唐宋元考古课程，主要讲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回忆：“宿先生讲课极为认真，事前都写好详细的讲稿，课上涉及到的引用文献，即便是较大段落，也亲自板书，供大家抄录。讲起课来也很和蔼。”宿白先生备课的认真，没有亲临课堂的人也能感受到。近年来，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宿白先生未刊讲稿，收入了大量的教案、手稿和各类手绘图，先生对待教学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令人折服。

 

　　宿白先生重视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学风也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任教的秦大树曾师从宿白先生，在教学中就深受宿白先生这一理念的影响：“宿白先生非常重视和善于在考古研究中运用古代文献。他在教授研究生的课程时，便要求学生‘听历史系的文献课和断代史课’，一是要‘了解历史’，二是要‘学会怎么收集和利用文献’。”优良的学风，就这样一代代得到传承和发扬。

 

　　宿白先生对待学生治学要求严格，批评从来直言不讳，曾经在给高年级学生开具必读书目时，切中肯綮地指出“大学教育学科越分越细，学生文化素质明显下降”，在读书的深度与广度及研究方法上提出严格的要求；先生对学生的成长又非常宽容，多有鼓励之语，常勉励从事考古的学子风物长宜放眼量，“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首要的是学好本领。学习的方面要宽阔一些，因为你将来从事的考古工作复杂多样。其次是做好迎接较辛苦但很有意义的田野的工作的思想准备。不要为暂时出现的出路问题而自找烦恼”。 就在最近，宿白先生还寄语青年学生：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念书，工作以后有的是时间做。要珍惜做学生的时光和机会。

 

　　2010年，先生将自己毕生的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以考古、文史为主，不乏稀有的线装书、拓片，截至2010年底，已捐赠捐赠书刊11641册、拓本135份。这篇赠书都是先生读过、使用过、批点过并一直在用的，和宿先生的学术人生密切相联，是这位考古大家一生学术工作的积累，伴随和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发展、涵盖考古学的多个领域且比较系统完整，十分珍贵。2011年，经过各方的筹备和努力，宿白赠书室在北京大学图书馆311室正式向读者开放，几千册珍贵的书籍在架供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又一笔财富。

 

　　宿白先生闲暇时喜欢治印，曾有一方印云：“以寿补蹉跎”，先生的一生挚爱考古，潜心学术，著作等身，可谓从无荒废蹉跎，但先生却总是觉得时不我待，在鲐背之年，仍愿继续投身考古学的发展，兴味不减。他至今仍坚持科研、读书不辍，并始终亲力亲为。这是考古学的感召，是教书育人的魅力，也是先生一生为学、为师精神的折射。 

 

　　先生成就卓著，仰之弥高，常有媒体希望能采访先生，先生总是婉拒，说“我只是一个教员，一个北大的教员。”说到过往的酸甜苦辣也只是一个词——“不苦”。 当大家祝贺先生获得“蔡元培奖”时，先生非常谦逊地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一直泽被后学，也汇入北大学风与师风的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