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情，但今天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拿到金爵奖，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很多学者去过石峁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距神木县石峁遗址八百公里左右，开车须要两天左右才能到。

 

　　第一年我和母亲、妻子还有女儿一起在石峁遗址，我并不认为是作秀之类的行为，其实那时候是我耍的一个“小伎俩”。我妻子没有多少文化，她不知道我这么辛苦地考古是为了什么，所以经常会吵架。当时刚好石峁遗址考古工作有了一些成绩，我就对她说：“孩子现在小，你也没啥事儿，我们一起去石峁遗址住段时间吧……”于是，我就带着妻子和母亲、女儿开着车去了石峁遗址，住了将近四个月。在这之前我其实先把自己那边儿“家”事处理得非常好了——这也是个“诀窍”。之前她既然问我那么辛苦、每天那么累，能挣多少钱，为什么家里还是那个样子……事实证明在石峁住的那段时间回答了妻子的疑问。我在石峁经常会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天榆林市的一位女副市长请我吃饭，夫人和我妈也去了，副市长非常热情地让我夫人坐她旁边，给她夹菜，非常关切地问我们的生活……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媳妇儿好像“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个世上除了钱还有另外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那就是别人对我们这个行业、对我们这些人的尊重。

 

　　王巍老师和赵辉老师都去过石峁遗址，实际上我们在石峁过得也非常好。我们在石峁山最高的地方住，那里海拔将近1300米，住到那个地方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月似银盘”。真的非常棒，比如夏天我们会种非常多的菜，心情特别郁闷或者好几天发掘不出来东西的时候，我们去浇菜、施肥、除草，觉得非常开心。今年为了迎接八月份的会议，我还创造性地在石峁遗址附近种了很大一片格桑花，欢迎各位到时候去观赏。

 

　　以上说这些其实是想表明我们也有非常光鲜的一面，在石峁也非常开心，不是故意说我们在那儿有多辛苦，其实过得真得非常好。

 

　　其次我想讲一讲自己的感受。我们作为年青的一代怎么走向未来？要走向未来就必须面对一个事儿：和世界接轨。我是西北大学2002级考古专业的学生，我毕业之后的那段时间，在学生中间有一股非常崇尚美国理论的风潮，大家都去讲很多很多的理论。说实话我真的不懂那些理论，因为我没读原著、不懂那些理论是什么。但我很有幸地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美国相关机构合办的一个中美田野考古班，当时有很多来自美国常青藤大学的一些学生到高陵杨官寨遗址做考古，第一届中美田野考古班请了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田野考古专家，从他的语气和表现能看到他非常看不起我们的田野考古水平。这位美国专家提出在杨官寨遗址必须使用美国的水平向下发掘法和平面发掘法这两种方法。最后我们在一个探方里把中、美两国的方法都用了。对他的水平向下发掘法，我当时非常不理解——把耕土都要分作五公分、五公分地往下去做，我们划的文化层，他也从来不予理睬，不承认我们的文化层。我就很纳闷，也开始反思：这些学生学的美国的考古理论与方法，到底是什么？他的第二个方法，即水平发掘法，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杨官寨遗址有一部分堆积是非常薄的，当时有一个灰坑打破了生土——咱们看起来非常简单、非常漂亮的圆形坑，里面出了很多陶片。当我们将这个灰坑以平面图的形式画出来之后，这位老先生却坚决不承认，说必须要在坑口上做一个探沟，再在探沟里一点一点去解剖，也就是要用考古的方法去证明它是一个灰坑……我当时非常不理解，一个没有打破关系的坑，为什么还要去证明它是灰坑？这可能上升到哲学高度了，我们也不太懂。后来我就使劲儿地想、使劲儿地去问，两个星期之后我大概明白了，得益于一个美国学生（这个美国学生现在美国还挺有名），他告诉我说：“因为美国人是不会辨别土质和土色的。”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怎么去和国际接轨？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国外什么理论，得先做好自己手下的事情，把自己的头低下来在田野中做自己的事儿。石峁遗址的山上盛产小米，小米在成熟的时候总是沉甸甸地低下头、俯下身，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而不是老是往上看国外的一些理论。没有很好的脚下踩着的稳稳的一个凳子，你绝对不会爬得很高，也不会有空中楼阁般的奇迹发生。

 

　　第三点我也说一下自己对中国考古学聚落考古方法的一种理解。石峁遗址经常会去一些研究生，他们也经常会讨论聚落考古、社会复杂化等问题，有时候我也和他们一起讨论，我就觉得聚落考古必须落到实处，怎么去落实？以石峁遗址的发掘为例，首先我们布设的所有探方绝对不会任意往下挖一层，当我们做到一个层面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探方揭出来，全部揭到这一层上，然后再进行高空摄影、绘图，把所有的陶片采集完之后才会进入到下一层，这其实也就是赵辉老师所说的“层面”。必须把每一个层面做得干干净净、完完整整，仔仔细细想清楚了再做，我想这就是聚落考古方法的一个较为科学地应用的例子。再比如说2014年在发掘一处墓地的时候，孙周勇副院长讲了很多关于应用聚落考古方法的内容，当时我们就是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当遗址揭露出来之后给人的直观感觉非常乱，各种坑、房子、墓葬等等。通过聚落考古的方法去把同时期的东西做完之后再做另外一个时期的东西，揭露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迹象，即墓葬晚、房子早，墓葬打破了房子。

 

　　最后一点，简单说一下我对科技应用的看法。我从来不反对科技考古就是考古学。但从今年“十大田野考古奖”评选结果来看，中国考古学应用的高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甚至一些遗址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特别是高清摄像和三维建模技术的应用，我看到同仁们做的也非常漂亮。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些新技术自身漂亮，还是它被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上漂亮？在十大考古发现汇报会上做“寨峁梁遗址”汇报的时候，我就有了反思，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之地用了六幅水彩画去解释窑洞的修建过程。如果我们当时有条件用三维的方法去重新把这个窑洞复原起来，效果会更漂亮。我们要更多地通过一些研究把这些新技术用于基础研究，而不是把已经做出来的没有做任何考古学研究和推断的一个平面性的遗址去用三维技术把它记录下来，用三维技术去研究和用三维技术作记录是两个概念。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考古河山授权转载，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由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王必建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