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文物局局长 任伟

 

　　二里岗遗址找到了殷商文明的源头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人们从未停止对历史真相的关注和追寻。考古学则是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一把‘金钥匙’。”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作为东道主郑州文物部门的负责人，文物局局长任伟对考古的重要意义十分重视：考古让人们得以对过往的认知无限接近于历史的本真。正是这把“金钥匙”在中原地区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冲击和更新着人们对华夏文明历史面貌原有的认知，也让郑州，这座屹立于“天地之中”、大河之南的现代城市，由“火车拉来的城市”一步步走向“华夏文明的腹心重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任伟说，1950年，二里岗商代遗址的赫然发现，为中国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1976年，王城岗城池面纱悄悄揭去，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1978年，裴李岗文化的探得，将中国氏族社会发展史，由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上推2000余载；2003年，新砦遗址的廓清，引发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更多遐思；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现，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2010年，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东亚现代人的源头；2012年，郑州东赵遗址大、中、小三座城址的发现，则为探索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佐证……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郑州地区考古工作入选“20 世纪中国100项重要考古发现”4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3项，发现史前至秦汉时期古城遗址 40余座。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和大量城址、聚落在郑州地区的集中发现，在全国其他地区甚为罕见。

 

　　“这些重大发现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探讨。”任伟告诉记者，近年来，在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郑州地区文物资源价值和历史地位主流观点的基础上，郑州以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为平台，集众人之智，取百家之长，经过深入研究提炼，对郑州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阶段地位的认识逐渐清晰：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区和中国统一王朝最早定都之地，郑州创造了中华文明前3000年的辉煌；从蒙昧氏族社会到煌煌国家文明，郑州，谱写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篇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理事 王仁湘

 

　　大河村彩陶画出了先人心中的悲欢

 

　　距今五六千年前，生活在郑州与洛阳之间的大河村人创造出的丰富多彩的大河村彩陶文化，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使得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成为众多彩陶爱好者心中的圣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看来，大河村彩陶在众多类型的彩陶艺术中独树一帜，这些彩陶不仅记录了当时人们的信仰，画出了他们心中的悲欢，而且也传导出他们对世界的感悟。

 

　　大河村彩陶中的纹饰类型丰富，太阳纹、日晕纹、星座纹等天象图案，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天文学实物资料。而普通群众想要了解彩陶，可从哪些方面入手？王仁湘介绍说，看彩陶不仅要了解器物所使用的范围、人群以及场合等，还要对纹饰有一定的知晓，单纯通过纹饰来鉴定器物是比较困难的，观察的数量要多，还要经过大量的对比，很多几何式图形都是抽象的，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了解彩陶，不仅要看纹饰，还要知道纹饰所传导的信仰。

 

　　考古是什么？王仁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考古就是“招魂”，是为先人招魂。先人故去了，今人如何让他们活起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招魂”的过程；今人要重新认识先人，让他们回归自子孙的记忆，对现代人来讲，则是“安魂”。“有时我们自己丢了魂，不知何时处于失控的状态，此时道德观、价值观没有依托，就是丢了魂，就需要‘安魂’。”王仁湘说，考古就是通过对古代价值理念的认识，传承正直、正义的思想——这就是考古起到的重要作用，即让大家认识过去，接触过去，走向未来。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顾问 朱士光

 

　　我算是年纪最大的“旁听生”

 

　　“刚得知本次会议在郑州召开的消息，我非常兴奋。而且这是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对考古界而言意义非凡。”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顾问朱士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本次大会对考古学来说非常有必要，对考古学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是关起门搞交流研讨，而是全开放式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考古学范畴，而是把考古学放到哲学与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进行深度研讨，这对考古学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开放式的会议还促进了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以及其关联性行业的协作。

 

　　说起考古学，朱士光与之结缘非常早。1963年，朱士光从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研究生，师从侯仁之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朱士光说，侯先生当时就非常重视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考古学合作，从此便与考古学结缘，并希望有机会与考古专家一起配合工作，从专业发展角度来说，自己对这方面有很深刻认识。

 

　　朱士光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我国一门新兴的现代学科，自20世纪30年代初创之后，历经新中国成立后之正式形成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之蓬勃发展，至新的世纪里，已成长为一门在其多个分支领域均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对一些相关学科产生了促进作用，并在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效应的“显学”。

 

　　“本次大会的13个专业委员会还要进行学术研讨和成果交流，我对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代、两周时代非常感兴趣，并且会重点关注新石器时代，因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起点是新石器时代。”说起会议期间的安排，朱士光笑言，希望趁此机会多多了解前沿信息和研究成果，“可能我也算年纪最大的‘旁听生’了。”

　　印度考古调查局考古所所长 曼纽尔

 

　　将和中国同行一起探寻佛教根源

 

　　22日下午，见到曼纽尔时，他刚刚从洛阳龙门石窟回到会场，虽然满脸疲惫，但他仍然很兴奋，他用一天时间参观了很多心仪已久的地方，嵩阳书院、嵩岳寺塔、少林寺常住院和塔林、洛阳龙门石窟，这些佛教界的文物圣地让来自印度的他收获满满。

 

　　“这次考古大会，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积极参与遗产保护的学者提供了平台。我非常感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能邀请我来郑州参加本次大会。”

 

　　曼纽尔认为，积极分享交流对考古遗迹的发现发掘以及保护的研究经验，对我们的后代至关重要，尤其应该加紧对金石并用时代以及早期农耕时代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一直十分期待中印未来在考古领域的合作。

 

　　走进印度是中国考古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环。印度考古调查局在印度东北部与早期佛教遗迹相关的各地一直持续进行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工作。中国计划与其合作，在位于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以北约10公里的萨尔纳特，即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进行联合考古。

 

　　据了解，中国考古学家有望在今冬首赴印度，对其早期佛教遗址进行考古，和印度同行一起探寻佛教根源，保护文化遗迹。整个项目计划持续到2020年。

 

　　曼纽尔介绍说，“从公元1世纪到10世纪，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众多中国学者和僧人到印度朝圣，玄奘和义净还是位于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大学的学生。他们的游历记录成为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佛学家等研究人员的重要资料。据此，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之前消失的佛教遗址。”

 

　　在唐朝僧人玄奘历经艰辛，从彼时的“天竺”将佛教真经带回华夏大地的1300多年后，中国的学者亲赴印度考古，寻找、触碰和保护教科书中的遗存，这将是世界两大文明古国跨越千年的真正的握手。对研究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信众的佛教而言，这也是意义重大的探源工作。（记者 苏瑜 董艳竹/文 白韬/图）

 

（原文刊于：《郑州晚报》2016年5月23日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