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里山河，“陶寺”问世—《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5年12月12日上午，《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发行，从1978年开始正式发掘到2015年12月报告付梓，38个寒暑成就了这部集体研究的成果。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临汾市政府主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山西省临汾市委书记罗清宇等领导分别致辞，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陈星灿主持。
 
　　继往开来，厚积薄发

　　宋新潮副局长表示，对能借此契机举办陶寺发掘报告出版研讨会感到高兴。陶寺遗址是史前考古圣地之一，在早期文明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报告的出版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认为未来对陶寺遗址的研究仍需更加深入，如进一步探讨陶寺文化的来龙去脉、陶寺城址的布局、功能等问题，应加强多学科合作，将科学技术更多的运用到陶寺遗址的研究中。同时重视陶寺遗址的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陶寺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强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间互相促进的关系。
　　李培林副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报告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对所有参与编写的人员表示感谢。经过多年研究与探讨，目前学界已初步厘清了陶寺遗址的性质。他认为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能在长时间内顺利开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最后他对山西省政府和山西省文物局表示感谢并预祝此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随后王巍所长致辞，他表示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在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先生的支持下开展的。多年来考古队克服资金、人员不足等困难顺利完成了遗址的发掘及整理工作。如今，在创新工程和文物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阶段性报告得以出版，可以说报告的背后凝结着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与汗水。2002年后陶寺遗址发掘纳入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学术界开始从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对陶寺遗址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由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王所长强调1978-1985年的考古发掘是当下考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石，在报告出版这一特别的时刻，王巍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所有参与过陶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老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
 
　　研讨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与山西省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普煜代表双方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这部考古报告是1978—1985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田野工作的总结，是对陶寺遗址早期发掘成果的展示与汇报。具体编写工作由曾主持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炜研究员主持，报告共分四册，共计212万字，各种表格139个，书中绘图501幅，彩版55面，图版362面。
 
　　高炜：长达8年的田野发掘和收获浓缩在此

　　作为第一次发掘的亲历者、主持者，高炜先生对参与当年陶寺遗址发掘的同事，以及为报告出版作出努力的诸位领导、编写绘图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长达8年的田野发掘和收获都已浓缩在此。高先生向大家分享了30年前作为一名意气风发的少年在陶寺发掘时所经历的的点点滴滴。他一再强调这本报告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它凝聚了考古所及其他文博单位不同领域学科近百位学者的努力，其中包括仇士华先生、孔昭宸先生、王树芝女士等考古界同事运用多学科合作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但是由于锶同位素研究过程所需时间较长，所以研究结果未纳入到这本报告之中，高先生对此深表遗憾。他表示，这虽是一部基于早年发掘的材料编辑整理的考古报告，却能紧密联系考古动向不断追索前沿，比如进行的大量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最后高炜先生回忆了夏鼐、苏秉琦、张长寿、王仲殊先生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对陶寺遗址的长期关注和支持，他说能够将这样一批重要的考古成果提供给学术界是本书所有编写者的共同心愿，未来对于陶寺遗址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何驽：陶寺已经进入国家状态，是中国的本源
　
　　回顾完陶寺遗址早期发掘历程后，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简要介绍了新世纪以来从1999年至2015年陶寺遗址的考古收获。从1999年以寻找城墙为中心的考古工作到2002年陶寺遗址发掘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再到2012年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至2015年陶寺遗址已发掘面积约9000平方米。何驽先生阐述了陶寺遗址早期宫城南北城墙和正南门址的详细情况，南城墙处发现的两个夯土墙基可能和后代的门阙制度有关。陶寺中期大范围扩建，各个功能区更加完善，宫城内钻探发现十几座大型夯土结构。在陶寺城址的东南分布有大片的手工业区，经钻探发现可能有制陶作坊、独立的仓储区，大约一千多平方米。最后何驽表示陶寺晚期宫城、大墓都遭到破坏，其社会动荡很可能与陕西石峁的崛起有关。他认为陶寺已经进入国家状态，是中国的本源。 
　　赵辉：北方地区的史前社会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对与陶寺相关的一些重要新发现及在这些新发现基础上产生的初步认识进行了阐述。二里头、陶寺、清凉台等遗址的相继发现以及内蒙古岱海地区、晋东地区、陕北地区等地聚落或城址的发现，使我们辨认出北方地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文化区。其中陶寺遗址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使我们感觉到陶寺遗址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从而在考量它与其他地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站在是陶寺文化影响了北方地区的这样一个角度。但是最近山西兴县碧村和陕西神木石峁等一系列城址的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有可能颠覆传统的认识。这些主要沿河分布的石城不仅数量多、规模大，且城址里面都有一个类似皇城台的核心区，这似乎是北方聚落的构成模式，且与陶寺遗址的模式相像。赵辉教授在以上一系列北方城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上，重新检讨了北方地区和陶寺的关系。他表示大概从陶寺的中期开始，北方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出现在陶寺遗址中，北方的陶器也影响到了渭河流域，北方文化似乎对南方文化有着更大的作用，这一点和以前传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最后赵辉教授表示：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文化、思想乃至政治外交特征都可以在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的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寻找到渊源，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北方地区的史前社会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他呼吁学术界加强对包括陶寺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的整体研究。
 
　　李伯谦：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认为应将陶寺遗址放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起源的长过程中来看待，古代文明演进经历了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过程，陶寺遗址应处于王国阶段是中原北方地区的代表，而良渚则是长江流域的代表，可以说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李伯谦先生认为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考古材料来看，陶寺遗址就是尧都所在。李先生还指出目前陶寺文化的研究仍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陶寺文化从何而来，其灭亡的原因等等。
 
　　随后研讨会进入讨论环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谢尧亭、王晓毅、田建文，国家文物局朱晓东、社科院考古所梁星彭等10位学者各抒己见，围绕“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展开讨论。
 
　　王巍：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里程碑

　　最后，王巍所长进行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会议虽然紧凑但收获颇丰，尤其是亲身经历陶寺遗址工作和在山西地区长期进行考古工作的学者的建议给未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启发。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中国考古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历程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掀起了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这期间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陶寺遗址为中原地区文化进程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将国家形成、文明形成的时间提前。并把寻找城址作为重要的学术目标，改变了以往的研究方式和工作方式，开启了都邑遗址研究的新篇章。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城址作为整体来研究，从城墙年代到城内布局，从功能分区到手工业、观象台等及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王权的关系，全面展示了新时期文明起源研究的特色。在区域调查时点面结合，除了陶寺以外，对同时期的其他大中小聚落的网络和格局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随后王巍所长谈到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带来的启示，第一是对重要遗址的线索抓住不放，开展持续的、有适当规模的发掘是促进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考古工作者“蹲”工地、掌握第一手资料、领队在一线指挥发掘的优良传统，不搞“沙发考古学”；第二要以重要墓地为线索，寻找中心性的聚落，如陶寺遗址、良渚遗址、凌家滩遗址等成功的先例。因为只有墓葬很难复原当时社会的全貌，没有都邑等材料很难论证文明的起源，要注重点面相结合的区域调查。第三，保持跨系统、跨单位的精诚合作是做好考古的重要方面。第四，考古线索要做到透物见人，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还要深入到精神领域。虽然目前对陶寺遗存的一些解读还存在分歧，但这种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能仅仅局限在发现城址、断定年代的层面上，还要对文化谱系、人群、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细化深入文化的来龙去脉，详细论证城址的兴衰，这些都是陶寺遗址持续工作带来的启示。与此同时更不能忽视对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将研究成果以合适的方式展现给公众。最后，王巍表示今天这个研讨会只是一个起点，它会促使各位学者做更多的思考和努力，希望各位学者能继续支持和关注陶寺遗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