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和临汾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举办《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考古、历史、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研讨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的学术价值。

 

　　与会学者认为，经过37年的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将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看作中国考古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历程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认为陶寺遗址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提前了国家形成、文明形成的时间。

 

　　历时37年　发掘总面积逾300万平方米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判定了陶寺文化主体来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前1900年。

 

　　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阶段”至今，已进入第IV阶段，发掘总面积约9000平方米。

 

　　此次出版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就是对陶寺遗址第一阶段考古工作的成果总结。该书在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考古所的共同支持下，历经长时间、曲折的整理、编纂和修改，由高炜主编，高天麟副主编，张岱海、李健民、解希恭等参与编写，二十位科技考古专家通过十五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报告共分四册，总计212万字，线图501幅，表格139种，彩版55面，图版362面（1800张照片）。

 

　　探访“尧都”证据链

 

　　从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至今已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早期外城（下层贵族居住区）、至少28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宫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与观象授时于一身的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权控制的独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调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区，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之前，记者实地探访了陶寺遗址。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岭上，社会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何弩指着脚下的几道夯土墙告诉记者，“这里就是陶寺遗址的宫城城墙，相当于现在的紫禁城的午门。”在发掘现场搭建的考古成果展示大棚里，陶寺遗址发掘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陶器、玉石钺等随葬品尤其引人注目。 

 

    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有一处面积约1700平方米的半圆形建筑，这就是陶寺遗址的观象祭祀台。据何弩介绍，这处遗址有三层地基。第三层地基边缘有10道夯土柱缝，第二层地基上有两个夯土柱，同生土台基芯上的观测点，构成地平历观测仪器系统。考古工作者复原了这处观象台，发现这套系统可以观测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20个节令，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早几百年。何弩认为，陶寺的元首们，通过掌控天文的观象活动，颁布历法，除了垄断与天日沟通的“君权神授”的渠道之外，更实用的价值是通过垄断农时的发布，控制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命脉，进而达到控制周边地区农业社会组织的目的。

 

　　多学科合作　构建陶寺遗址研究体系

 

　　在研讨会上，考古、历史、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陶寺遗址的学术地位、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畅所欲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未来对陶寺遗址的研究仍需更加深入，如进一步探讨陶寺文化的来龙去脉、陶寺城址的布局、功能等问题，应加强多学科合作，将科学技术更多地运用到陶寺遗址的研究中。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陶寺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做到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之间相互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与山西省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普煜在研讨会上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为进一步做好陶寺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展示工作提供了保障。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