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组的研讨由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裴安平主持。十余位专家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罗琨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禹会涂山”传说与史实的思考。她认为：古史传说中“禹会诸侯”的可信性应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在长久流传着禹会诸侯传说的蚌埠禹会村，又发现了相当大禹时代的大型祭祀台基址，证实在这里确曾发生过类似“禹合诸侯于涂山”历史事件。在蚌埠涂山，概括了“禹娶”、“禹会”的“禹墟”之说能够长久流传，表明它并非无源之水，一种可能是蚌埠涂山确实是禹的故地。在广阔的中华大地，文明不是从一个中心发展起来的。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从登封王城岗考古新发现来阐述古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他采用徐旭生先生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结合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来讨论“大禹治水”问题。他认为考古学资料及孢粉分析等环境考古研究佐证了当时的洪水说；登封王城岗曾被推测为禹都阳城，也许更详细的后续工作可以提供更可信的资料。“大禹治水”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研究密切相关。

会场

 

　　天津师范大学的杜勇先生谈了关于禹会遗址的性质问题。如何看待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对于晚出文献，要通过有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探索过程，尽可能找出事实的本相和真实的内核。通过对文献的分析，认为禹会遗址是文献关于“禹合诸侯于涂山”的实物性表征，既说明了当时早期国家已初步形成，也揭示了这种统一贵族国家的结构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演讲的题目是：禹会遗址祭祀礼仪之我见。通过对禹会祭祀遗迹遗物及祭场功能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分析，他认为禹会祭场应该是和洪水相关的活动有关，是各诸侯举行誓师、告成、封赏祭仪的场所，也是禹征三苗大会群侯的场所。大禹在怀远涂山成就了治淮和征三苗两大历史功绩之后，奠定了他在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历史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做了“营建中的颜色--从禹会祭祀台基漫谈史前祭祀遗迹”的报告, 他通过对祭祀遗迹中不同土色来分析土色在营建中的重要性。瑶山和汇观山的三重色祭坛、邱承墩祭祀遗址中红烧土的利用、环太湖流域良渚祭台中质地纯净的黄色土的选用以及红山文化的砌石遗迹中的颜色都反映了营建中的颜色。他认为土色的选用应该是商周祭祀中“颜色”取向的先声。

 

　　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教授探讨了禹会祭坛的属性。通过祭坛颜色的使用，结合龙山文化的白陶、仰韶文化中白色土建房屋、屈家岭文化土坯房白色墙面等迹象的对比分析，强调了禹会祭坛白土的意义，“白土代表等级和地位，开创了中国史前“白土”利用的新模式。

 

　　安徽大禹文化研究会沈叶鸣先生对禹会村考古成果进行了历史文化方面的解读，根据地上资料和地下材料紧密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涂山大会"是大禹与诸侯共议治理天下大计的重要会议。统一政令是主题，祭天只是其中的议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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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详细解读了禹会大型T形祭祀坛的发现和意义，他认为这座大型T形土台应该比“祭祀台基”的含义更高，不宜称为“祭祀台基”，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坛，是作为供当时的首领人物在此进行常规性的某项组织活动的重要而神圣的场所，可能与古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有关。同时指出对待遗址所处的这个大环境的保护方面，应当有所前瞻性，应当下力气保护禹会遗址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现有环境。

 

　　上海大学历史系宁镇疆先生探讨了"由禹与涂山的关联说淮夷与夏的关系及相关问题".他认为文献很多有关大禹的记载都和涂山有关，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以涂山为代表的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为“禹会诸侯于涂山”一事，提供了新的证据，这对我们思考古代国家的国土结构、"涂山之会"的政治范式、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史中的地位以及上古时期淮夷与夏的关系都有一定的启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丁品先生介绍了距今4400-4000年环太湖及周边古文化及相关问题。他认为禹会村遗址的主体年代和文化特征应与环太湖地区的钱山漾文化相当；龙山文化是探索中华文明形成及发展的重要时间段，禹会村遗址就是出于这么一个时间段淮河中游地区的重要聚落；通过对环太湖地区5个龙山遗址的分析，探索了中原龙山对东南地区的辐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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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宫常为先生就禹会村的发掘谈了感想,就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 

 

　　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的陈立柱先生从文献的角度阐释了禹会村遗址在淮河流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的"两河文明说"并不能囊括中国古代文明，淮河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南京大学水涛教授：禹会村遗址即使没有大禹治水也非常重要，其在淮河中游地区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这个地区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