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第一组由上海博物馆宋健先生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虹先生主持。研讨内容围绕禹会村的分期和年代、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器物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上海市博物馆陈杰根据已公布的两个单位的材料初步分析了禹会遗址的年代。遗址出土有山东龙山文化风格的“鬼脸”足鼎、鬶、瓮、高柄杯和单耳罐，这个器物群的时代风格较为明显，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偏早阶段。另外如发掘者所注意到的侧装三角形鼎足，足尖捺窝现象虽然也见于长江下游的上海广富林遗址，但是广富林文化陶鼎、瓮和鬶的形态和禹会的同类器物仍有明显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富林遗址历年的发掘中，我们甄别出广富林文化和典型的良渚文化之间存在一类遗存，以大鱼鳍形鼎足和细颈袋足鬶为代表，这类遗存的性质在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议，我本人将其称为“钱山漾阶段”遗存，相当于湖州钱山漾遗址的第一期。禹会陶器纹饰中抹断的篮纹和绳纹作风（装饰于罐、瓮类器物表面）与“钱山漾阶段”完全一致，还有细颈鬶、高颈壶和豆等形态都表明禹会类遗存相当于长江下游“钱山漾阶段”。在江淮地区，南京牛头岗、太岗寺和肥西古埂发现的鼎足、陶鬶和弦断篮纹的装饰风格都与禹会遗址时代相当。同河南龙山文化相比，禹会遗址和时代较晚的王油坊类型差别较大，但与时代较早郸城段寨和鹿邑栾台，在不少器物形态上都存在共性。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中鼎、鬶、甑和器座都和禹会遗址中的同类器一致。禹会遗址已发表的树轮校正年代在距今4400~4200年之间，与周边文化对比所得的相对年代也较为吻合。

 

　　山东大学栾丰实根据发掘报告分析了禹会遗址龙山遗存的年代，将其划分为四段。第一段和第四段材料太少还不便于比较，中间两个阶段遗物最为丰富，这两个阶段的遗存中含有典型的海岱龙山文化器型：鼎和鬶。早期一组中的铲形足罐形鼎，足根部带一捺窝，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中为龙山文化二期标型器（龙山文化六期划分法）。款足鬶，短腹、粗长颈的风格也属龙山文化二期。晚期一组中含“鬼脸”足和带附加堆纹的铲形鼎足，典型龙山式袋足鬶，袋足和颈下一周凸棱的风格相当于龙山文化三期，是龙山文化中期典型器物。根据过去对于海岱龙山文化年代的认识，禹会遗址主体的年代相当于海岱龙山文化的第二、三期，落在距今4500~4300年的范围内。探源工程近些年来进行了大量测年，与以前的认识相比，绝对年代整体向后移了200年，那么禹会遗址主体的年代落在了距今4300~4100年。禹会村南II区遗存大都属于二期，而村东I区大型礼仪建筑的使用年代偏晚，即距今4100年左右，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探讨遗址与大禹的关系也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建议发掘者选取一年生的炭化种子进行测年，增加测年样本数量。禹会村遗存文化面貌的复杂性与其地理位置是符合的，其自身的文化因素占主体，大量的鼎、罐，器物凹底的风格和装饰特点应和南部有关，具体的文化性质还有待与江淮间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加强。王油坊类型属于海岱龙山文化系统，前接大汶口文化，后接岳石文化。由于缺乏龙山文化早期材料，主体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阶段（龙山文化四~六期）。王油坊类型与禹会类遗存时代有别，即便存在影响，也是禹会传向王油坊。禹会村提供的另一重要资料是小麦和大麦的发现，包括山东龙山文化的赵家庄和两城镇也都有发现，中原地区的小麦集中发现于二里头至二里岗文化时期，近年来也在龙山文化的遗存中有发现。而位于麦类作物东传道路上的西北地区反而时代较晚，最早仅见于甘肃东灰山四坝文化中，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能和考古工作东、西不平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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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博物馆宋健主要从禹会遗址的功能、绝对年代和文献中禹所处年代相互整合的角度分析了禹会遗址的年代。他同意陈杰对禹会相对年代的分析，禹会村的年代相当于“钱山漾阶段”，但其下限可能已经跨入到广富林文化时期。根据广富林、钱山漾等遗址目前大量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来看，广富林文化的绝对年代在距今4100~3900年，如此禹会遗址的年代则和禹生活的年代比较接近。

 

　　南京市博物馆华国龙通过对浦口牛头岗遗址材料的整理，与禹会遗址同类器物作了相互比较。牛头岗遗址包含三个阶段遗存，早期阶段与禹会遗址时代相当。其中大量垂腹鼎，大鱼鳍形鼎足和柱状鼎足不见于禹会，垂腹鼎与禹会大量的深腹鼎也不同，“鬼脸足”出土数量也极少。体型较大的缸、甗、高领罐、深腹罐、圈足盘和器盖与禹会同类器相当一致，与长江下游钱山漾、广富林相比，更接近于禹会遗址。

 

　　南京博物院林留根介绍了江苏宜兴堰南遗址发现的一组特殊遗迹，遗迹位于遗址台地中间位置，由2个“山”字形坑及10个长条形坑构成，北部有一排良渚文化贵族墓，出土有精致的玉璧、琮等。与禹会遗址发现的祭祀遗迹相比，两类遗迹都具有大型礼仪性质，遗址都具有与外界文化交流沟通的地理优势。在历史时期的盟誓遗迹中也发现有类似迹象，如侯马和温县发现的土台、土坎（盟誓坑），与史前盟誓遗迹比较可以发现，都选址水滨、筑台、设坎，对于器物可能有不同，但文献中记载都使用玉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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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指出，以往良渚文化被认为是长江下游最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随着浙江好川、钱山漾和上海广富林遗址发掘之后，对长江下游龙山时代的认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重新揭示了良渚以后阶段的器物群。良渚文化典型的鱼鳍形鼎足并非如以往所认识的那样，背部逐渐加宽发展成T字形足，还可能向宽扁的方向演变。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最晚阶段T字形鼎足消失，相当于禹会和钱山漾阶段的侧扁足大量出现，但又有明显不同，足尖无捺窝，内侧无凹窝，鼎身无弦断纹饰。这一阶段陶器组合上还保留有良渚文化晚期的特点，所以我们将其称为良渚文化后段，典型的良渚文化则作为早段，这与我们对崧泽文化前后段的分期有相似之处。良渚古城最上层均包含良渚文化后段遗存，浙东和浙南地区都有发现，略早于好川、钱山漾和广富林，与禹会遗存的年代约略同时。在大时代的变革背景下，长江下游地区曾经出现过严重的洪水，这使大禹治水的传说更具真实性。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从宏观层面以“并江融淮”为题，描绘了“文化中国”在中国东南部的史前历程。淮河中下游由宽阔的平原和庞大而单一的水系构成，这一地理环境为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区域内的人群存在相互兼容的文化认同，大汶口文化形成并南下扩展至淮河中游大部，大汶口文化晚期整个淮河中游形成了单一的文化共同体，完成了大汶口文化“融淮”的过程。长江下游在地理上山水阻隔，与淮河流域相比，产生较为多元的文化，文化兼容性也较差。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早期，沿长江下游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共性增强。此后在大汶口文化南下的背景下，沿江地区史前文化衰落。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发展强盛，南北向和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也相当频繁。大汶口文化末期，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更趋增强，整个长江下游文化衰落，虽然都包含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但都还保留有不少地方文化传统，表现出“并而不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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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认为禹会遗存的文化面貌具有江淮地区特点，时代上晚于淮北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早于造律台文化。不同形态的陶鬶反映了海岱地区、淮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传统。淮河中下游的陶鬶经历了双墩（含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晚期三个演化阶段，从沿淮北岸的考古调查来看，人口规模也经历剧增和衰落两个过程，这与陶鬶谱系的演变相吻合。禹会祭祀台西侧沟中陶鬶与大型陶器、精致蛋壳陶杯共存，结合祭台上的烧燎遗存等迹象，暗示了大规模祭祀宴饮活动的存在，参与活动的人群可能来自北部的淮北平原和南部的长江流域。并指出宴饮在史前公共仪式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禹会诸侯于涂山的文献记载确有所本。

 

　　蚌埠学院朱光耀总结了禹会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的意义，认为考古证实了大禹会诸侯的民间传说，溯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厚重了淮河文化的研究基础。

 

　　最后参加会议的旁听学者还就禹会遗址的保护利用、考古工作的基础地位和相关遗迹的解读等方面提出了想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