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重建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一任务的具体提出要追溯到苏秉琦先生的论文《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文中提及该文的缘起，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正酝酿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徐苹芳先生找苏先生咨询，一共提了十个问题，苏先生将之归纳为一个问题，即“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这样一个大问题，并将其写成了文章。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点明了当时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大方向，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研究格局，即以重建中国史前史为中心，运用相应的理论方法，研究既有的考古材料，积极发现相关的材料。苏先生文中讲到“中国史前史的性质与任务”、“中国史前史的内容和时空框架”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具体讲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这为我等的思考留了一点空间。

　　苏先生认为“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史前时代没有文献可依，于是建立信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考古学家的肩上。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是存在的，只是时间无法倒流，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去检验我们是否真的找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再者，即便我们能够回到过去，就像我们生活在当下一样，我们又是否把握了现实的真面目呢？我们得到的大抵还是从不同立场出发考察、从不同视角观察的现实。所谓的“绝对真实的现实”其实只是个乌托邦。所以，建立绝对真实的史前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不过，不追求“绝对真实”，不等于说没有真实，有限度的真实跟胡编乱造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那种把限度与前提公开说明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苏先生所认为的考古学要重建史前史的旨意还是可以成立的。

　　虽然苏先生没有讲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不过他还是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考古学中旧石器考古与新石器-原史（夏商周）考古之间的断裂或疏离。具体地说，在研究体制上，两者分属不同的系统，旧石器考古被认为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新石器-原史考古为社会科学，在科学研究组织的层面上区分明显。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力量的发展，这样的状况正在改变。更重要的也许是研究者自身需要突破这种局限，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人需要把研究领域延伸到新石器-原史领域，从事新石器-原史考古的也要深入到旧石器考古之中。在这个方面，我自己有些许体会，我的硕士研究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旧石器考古，后来也一直没有脱离这个研究领域。旧石器考古的石器分析方法是可以应用到新石器-原史考古之中的，过去几年里，我们在这个方面做过尝试，还是很有效的。再比如研究农业起源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新石器考古研究的问题，但农业起源的根源在旧石器时代，我们需要回答为什么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要放弃习惯的适应方式。结合旧石器考古研究之后，我们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具体研究可以参考拙著《史前的现代化》）。

陈胜前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68767

　　的确，若不能打通旧石器与新石器-原史考古，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中国史前史。从考古学史上看，两者的确有不同的起源与发展路径，进而形成不同的研究体系，各有自己的研究目标、理论、方法（甚至是发掘规程都不一样）以及相关学科，许多时候两个分支看起来像是两个学科。旧石器考古侧重研究人类起源与文化演化，与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渊源较深，适用进化论、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而新石器-原史考古来自于金石、古物之学，更侧重研究社会关系变化、民族历史渊源等。随着学科专业化的加强，两者的分隔并没有缩小，反而有加大的趋势。

　　因此，我们在重建中国史前史时，指望一个人有效完成两个领域的沟通，恐怕不切实际（某个角度的讨论是可能的）。合作，有效的合作，不是拼凑与机械组合，而是能够真正地相互沟通，恐怕是今后要努力的主要方向。

　　中国史前史并不仅仅是一条通过时间线索穿起来的故事，而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横向的关联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空间分布之外，更有多学科的视角，如动物、植物、地质、分子、环境考古等等分支，它们是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横向的梁架。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进展较为迅速，可以想见未来重建中国史前史时我们将可以看到一个更充实的史前中国面貌。就关联的深度而言，目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整体来说，“两张皮”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改变，多学科合作不是简单地鉴定，也不是让自然科学家来代替考古学家研究，而是要各扬所长，利用信息时代的优势实时沟通，从而实现1+1＞2的效果。

　　推而广之，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是理论、方法、材料之间的疏离。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常宏观的理论，它与考古材料之间的鸿沟还需要若干步骤的工作才可能跨越。还有经常遭到诟病的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研究之间的种种不适，如何能够有效地运用西方考古学理论解决中国考古学的问题，至少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为什么疏离会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困难呢？原因无疑很多，学术成熟度不够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考古学只是整个中国学术体系的一个部分，它可以有惹眼的表现，但它无法脱离整个学术体系而存在。设若中国考古学无法得到哲学的指导，无法获取社会思想的营养，自然科学研究者还只是屈尊到考古学中收集一点数据而非融入其研究中，可以想象理论、方法与材料之间不可能不疏离。换言之，考古学研究的问题不是在考古学学科之内就能解决的，需要研究者拓展到相关学科中去。走出考古学划定的范围，才有可能打破理论、方法与材料之间的疏离。目前的解决之道是要鼓励青年一代的学者超越自身的学科藩篱深入到关联学科中去。如今教育规模空前，这些是有抱负的学生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学科的交叉点通常是一个学科最有潜力的地方，也正是可以青年学者可以施展才华的场所。

　　看苏先生的论文，很让人惊奇的是他的直觉，他意识到尖底瓶可能是祭祀用的，可能并不是水器；他还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根源应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也是两万年之前。这是他从大量的材料考察中概括抽象出来的认识，他的经历后人恐怕很难复制，不是谁都有可能像他那样有许多机会见到实物材料。一个人要做文化历史考古，一定要人缘好，具有特殊的位置，这样的话才可能有机会看到许多材料。老一辈考古学家基本都是从田野工作中走出来的，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而言，分析与论证不是他们的强项。而现代考古学研究强调的正是这个。直觉难以复制，也难以验证。分析与论证是科学考古学所追求的，让考古推理的每个步骤都可以追溯，从而便于纠正。

　　重建中国史前史，需要依赖科学的推理，而科学推理的途径不仅包括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而且有自上而下的演绎法，还有平行的类比法。归纳法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运用最为普遍的推理方法。相比而言，演绎法目前还较为缺乏，它是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过程。我们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知识。过去几十年中，我们通常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出发的，比如说，人类社会的演化是从母系到父系氏族社会，那么由此就可以推论一系列物质上的表现，如合葬墓中成员的关系（如果是母系社会的话，他们应该是兄弟姐妹的关系），父系社会强调父亲的血统，从空间利用上也会有分化……。因为有这样的一般性原理，然后我们才可能进行演绎推理。当代西方考古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思想的发展，能够不断提供有关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性认识。如果没有理论指导的话，重建史前史的工作就只会是材料的堆砌。

　　即便是材料，我们仍然面临一个真实性的问题。考古材料是古人行为的结果，当然，不是所有的古人行为都会有物质结果，我们得到的实际是片段的人类行为信息。许多时候，仍然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度，难以把不同空间的遗存联系起来。而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握准确的年代，除了科技手段的限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两件空间上相距很近的东西年代上并不必然是相关的，因为它们可能是不同来源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重建中国史前史，需要高精度的材料，不仅仅是时间上，也应该是空间上的。

　　考古材料是静态的遗存，从材料中透见人类行为，也就是所谓的“透物见人”。在中国考古学中，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一般的认识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多学科合作自然是需要的，但这么说有点简单，就像刑侦破案一样，不是说请许多专家过来就能够自动破案的。“透物见人”的过程是一个多层次的推理过程，首先需要的是高精度的田野考古材料。次之，推理过程需要良好的参考框架，也即是能够为推理提供参考方向的框架。理论上，推理是有无限可能的，因此推理方向需要有所限定。能够提供限定推理方向的参考框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原理上的指导（自上而下的）；一是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类比研究所提供的指导，也就是平行的推理路径。简言之，“透物见人”是一个微观（田野考古）与宏观（理论研究）考古结合、事实研究（考古材料）与实验研究（民族考古是一种高仿真的实验）相结合的推理过程。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较为充分、足够精细的有关史前时代的信息，重建中国史前史也就是空中楼阁、沙上建塔。

　　重建中国史前史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从目的上来说，重建中国史前史一方面为了科学探索，认识真实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为了理解中国文化的渊源。苏先生讲中国文化的根源应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直觉式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会仅仅始于有文字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字只是文化传统的符号载体，文化传统真实的存在是日常生活实践，包括所有的物质材料在内。如果从这样的理论立场出发的话，我们的确是可以把中国文化传统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建中国史前史中若能贯彻中国文化传统的探索，那么其精神内涵就一脉相通了。要完成这样的贯通，还需要我们从一种较为人文的角度去理解考古遗存。这方面我们似乎可以从后过程考古学得到一些借鉴。

　　重建中国史前史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还是别人无法替代我们去做的事。就好比写日记一样，我们所写的中国史前史就是我们自己的“日记”。考古学的叙事是有角度的，我们不能说别人写的就是存心不良，而是说那永远都是一种外在的视角，我们需要一种内在的视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如果连自己的历史都是别人给写的，其存在的生命力就堪忧了。一道菜还不好，必须是要自己去吃才会知道的。因此我们需要训练自己品鉴能力，这样我们才能体会更精妙的味道。考古学研究类似之，我们的研究能力越强大，我们也就越有可能从中国史前史中发现神奇之处，我们也才能体会先辈文化财富的伟大与精彩。（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文章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