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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百年 | 大葆台汉墓考古发掘的日常生活

发布时间:2021-07-13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公众号作者:匡缨

  大葆台汉墓位于北京丰台区郭公庄西南,离市区约15公里。此处原来有两个高大的沙丘,长约100米,宽80米,高约8~10米,上面满布野草和酸枣树。1974年6月,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因为备战勘探无意间发现了这座沉睡了两千年的汉代王陵。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工作,1974年8月正式发掘大葆台汉墓,10月底一号墓发掘完毕。墓中出土了大量汉代高等级文物,并出土了一圈由一万多根90×10×10厘米的柏木枋垒起来的木墙,高约2.7米,巍然壮观。后来经过考证,这圈木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著名的“黄肠题凑”。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站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灰白色的覆斗形建筑前,我们不禁感慨,大葆台汉墓的挖掘、考古与建馆,饱含了先辈考古工作者多少的艰辛付出与执着的奋斗,才向世人展出了这座宏大的西汉地宫。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敲击键盘,搜索资料,考证前人没考证出或存疑的论点;可以在展厅细细观赏修复过的文物;可以通过手机观看云展览……

  但是,你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工作者是怎样工作与生活的吗?生活是指为生存发展而进行各种活动的经验,含有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的活动情况。1974年正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物质经济相较于三年灾害时期虽恢复了不少,但衣食住行一切都是计划经济所掌控,是个凭“票证”购买的年代。

  今天的北京城车流拥堵,有些人还在为能买到第二辆汽车而煞费苦心,而1974年的考古工作者们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大葆台的发掘现场位于丰台区西南,离最近的市区也有15公里远。当年的大葆台周边是一片菜地,根本没有公交车,连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考古队员们来来回回都是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发掘现场。考古队员马希桂的家住在牛街,是距离最近的一个,一次骑行大约一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许多人都选择住在发掘工地。考古专家蒋忠义的家住东单,他就住在工地,半个月回一次家。周六收工早,三四点就下班了,大家一起骑车回家。

  发掘现场自然不会有高楼大厦、空调冷暖。开工时正值暑假,临时借用了郭公庄中学的校舍。后来学校开学,考古队员们就搬进了搭建的临时居住的木板房。木板房的外面贴着柳条编的篱笆,在其上抹上泥巴。木板房大约60平方米,所有考古队员都住在一起,床是行军床,铺挨着铺,一人一铺一顶蚊帐。木板房的生存条件是恶劣的,屋子的中央生着一个大炉子,房顶用许多苫布盖上,夏天热死,冬天冻死(大葆台二号墓的发掘时间是1975年3月)。夏天太阳落山很久了,屋里还有蒸腾的热气散不去。时任文物处处长的陈滋德、考古所专家蒋忠义、贾峨、麦英豪、钟少林、郭义孚、赵其昌等都是跟大家一起同吃同住,没有丝毫烦怨情绪。

发掘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赵其昌、贾峨、任继奉、鲁琪、朱志刚

后排左起:巩俊侠、张先得、刘震伟、马希桂、麦英豪、赵学勤、魏群、赵迅)

  那么考古发掘现场的伙食好吗?工资待遇和补助怎样?70年代的工资是两位数,普遍收入差距不大,一般都是30多块,田野补助是每天4毛钱。蒋忠义是这样回答采访的:伙食很好,我们在郭公庄知青大食堂吃饭,饭票制,吃多吃少付饭票。给知青做饭的是个大师傅,每天的伙食基本上就是米饭、馒头、面条,炒点大菜,白菜、萝卜、土豆,稍微改善一点儿,买点肉就完了。负责大葆台汉墓发掘拍摄重任的韩悦说:当时生活比较艰苦,平时就只有一点白菜汤、馒头填填肚子而已。有时候真馋了,在不忙的时候就跑到城里找饭店打打牙祭。大家看看,考古队员吃的根本没有细菜和其他副食,所谓改善也不过是加点肉。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有一次野味的滋味确实是令人终生难忘的。有一天晚上,黄秀纯和鲁琪听到有个老头儿在咳嗽的声音,两人顿时紧张起来:谁大黑天闯入由部队把守、周围围着铁丝网的考古重地?拿手电循声照去,只见两只刺猬团在那里。大家异常兴奋起来,有肉吃了!大家手忙脚乱地做了个三角支架,把捉到的刺猬裹上一团泥巴,吊起来烤了。考古队员们在火边聊天,快12点时,觉得烤得差不多了,就将火熄灭了。扒开泥巴一看,刺猬半生不熟,除了脊背近火烤处,其他地方都是生的。大家都笑了。第二天把刺猬拿到食堂重炖,美美地改善了一顿伙食。

  考古队员的作息时间跟在单位上班是一样的,早晨8点至12点,下午2点到6点,早饭6点半,中饭12点,晚饭6点半。如果遇上事下不了班就接着干,干完活儿再吃饭。考古专家赵其昌是1953年北大毕业的,他在考古工地时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工作。他每天吃完晚饭就查资料,一直查到睡觉为止,每天都得在11、12点睡觉。因为白天在工地没有时间查资料,所以只能下班后在灯下翻资料。现在有了电脑,查资料飞快,而那个年代只能把书装在一个大木箱里,托运到工地,然后翻来覆去地查阅。

  文管处的考古专家于杰先生有个习惯,平常看书的心得都记在小纸条上。有一天吃饭时,于杰交给队员吴梦麟一个小纸条并偷偷告诉她:这是他这几天查阅考证的经历,把它交给鲁琪他们。鲁琪是当时大葆台汉墓发掘的主要负责人。后来才知道,那几张小纸条上记录的内容:他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得到启发,明确提出了条木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题凑”。原来,大葆台汉墓最初的一些考证就诞生于考古工地上。

于杰先生手稿

  1974年那会儿还没实行双休日制度,每星期天休息。休息日工地上仍然有饭,路远的不回家的就在工地打扫个人卫生、休息。在工地洗衣服没搓衣板,小件用手揉,大件就放在一个大盆里放上水用脚踩。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质生活不丰富不充裕的条件下,我们的考古先辈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完成了大葆台汉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奋斗、坚持,一个新颖、独特、科学的遗址性博物馆——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于1983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图片来自作者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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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百年

中国考古百年 | 大葆台汉墓考古发掘的日常生活

发布时间:2021-07-13

  大葆台汉墓位于北京丰台区郭公庄西南,离市区约15公里。此处原来有两个高大的沙丘,长约100米,宽80米,高约8~10米,上面满布野草和酸枣树。1974年6月,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因为备战勘探无意间发现了这座沉睡了两千年的汉代王陵。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工作,1974年8月正式发掘大葆台汉墓,10月底一号墓发掘完毕。墓中出土了大量汉代高等级文物,并出土了一圈由一万多根90×10×10厘米的柏木枋垒起来的木墙,高约2.7米,巍然壮观。后来经过考证,这圈木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著名的“黄肠题凑”。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站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灰白色的覆斗形建筑前,我们不禁感慨,大葆台汉墓的挖掘、考古与建馆,饱含了先辈考古工作者多少的艰辛付出与执着的奋斗,才向世人展出了这座宏大的西汉地宫。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敲击键盘,搜索资料,考证前人没考证出或存疑的论点;可以在展厅细细观赏修复过的文物;可以通过手机观看云展览……

  但是,你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工作者是怎样工作与生活的吗?生活是指为生存发展而进行各种活动的经验,含有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的活动情况。1974年正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物质经济相较于三年灾害时期虽恢复了不少,但衣食住行一切都是计划经济所掌控,是个凭“票证”购买的年代。

  今天的北京城车流拥堵,有些人还在为能买到第二辆汽车而煞费苦心,而1974年的考古工作者们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大葆台的发掘现场位于丰台区西南,离最近的市区也有15公里远。当年的大葆台周边是一片菜地,根本没有公交车,连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考古队员们来来回回都是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发掘现场。考古队员马希桂的家住在牛街,是距离最近的一个,一次骑行大约一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许多人都选择住在发掘工地。考古专家蒋忠义的家住东单,他就住在工地,半个月回一次家。周六收工早,三四点就下班了,大家一起骑车回家。

  发掘现场自然不会有高楼大厦、空调冷暖。开工时正值暑假,临时借用了郭公庄中学的校舍。后来学校开学,考古队员们就搬进了搭建的临时居住的木板房。木板房的外面贴着柳条编的篱笆,在其上抹上泥巴。木板房大约60平方米,所有考古队员都住在一起,床是行军床,铺挨着铺,一人一铺一顶蚊帐。木板房的生存条件是恶劣的,屋子的中央生着一个大炉子,房顶用许多苫布盖上,夏天热死,冬天冻死(大葆台二号墓的发掘时间是1975年3月)。夏天太阳落山很久了,屋里还有蒸腾的热气散不去。时任文物处处长的陈滋德、考古所专家蒋忠义、贾峨、麦英豪、钟少林、郭义孚、赵其昌等都是跟大家一起同吃同住,没有丝毫烦怨情绪。

发掘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赵其昌、贾峨、任继奉、鲁琪、朱志刚

后排左起:巩俊侠、张先得、刘震伟、马希桂、麦英豪、赵学勤、魏群、赵迅)

  那么考古发掘现场的伙食好吗?工资待遇和补助怎样?70年代的工资是两位数,普遍收入差距不大,一般都是30多块,田野补助是每天4毛钱。蒋忠义是这样回答采访的:伙食很好,我们在郭公庄知青大食堂吃饭,饭票制,吃多吃少付饭票。给知青做饭的是个大师傅,每天的伙食基本上就是米饭、馒头、面条,炒点大菜,白菜、萝卜、土豆,稍微改善一点儿,买点肉就完了。负责大葆台汉墓发掘拍摄重任的韩悦说:当时生活比较艰苦,平时就只有一点白菜汤、馒头填填肚子而已。有时候真馋了,在不忙的时候就跑到城里找饭店打打牙祭。大家看看,考古队员吃的根本没有细菜和其他副食,所谓改善也不过是加点肉。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有一次野味的滋味确实是令人终生难忘的。有一天晚上,黄秀纯和鲁琪听到有个老头儿在咳嗽的声音,两人顿时紧张起来:谁大黑天闯入由部队把守、周围围着铁丝网的考古重地?拿手电循声照去,只见两只刺猬团在那里。大家异常兴奋起来,有肉吃了!大家手忙脚乱地做了个三角支架,把捉到的刺猬裹上一团泥巴,吊起来烤了。考古队员们在火边聊天,快12点时,觉得烤得差不多了,就将火熄灭了。扒开泥巴一看,刺猬半生不熟,除了脊背近火烤处,其他地方都是生的。大家都笑了。第二天把刺猬拿到食堂重炖,美美地改善了一顿伙食。

  考古队员的作息时间跟在单位上班是一样的,早晨8点至12点,下午2点到6点,早饭6点半,中饭12点,晚饭6点半。如果遇上事下不了班就接着干,干完活儿再吃饭。考古专家赵其昌是1953年北大毕业的,他在考古工地时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工作。他每天吃完晚饭就查资料,一直查到睡觉为止,每天都得在11、12点睡觉。因为白天在工地没有时间查资料,所以只能下班后在灯下翻资料。现在有了电脑,查资料飞快,而那个年代只能把书装在一个大木箱里,托运到工地,然后翻来覆去地查阅。

  文管处的考古专家于杰先生有个习惯,平常看书的心得都记在小纸条上。有一天吃饭时,于杰交给队员吴梦麟一个小纸条并偷偷告诉她:这是他这几天查阅考证的经历,把它交给鲁琪他们。鲁琪是当时大葆台汉墓发掘的主要负责人。后来才知道,那几张小纸条上记录的内容:他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得到启发,明确提出了条木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题凑”。原来,大葆台汉墓最初的一些考证就诞生于考古工地上。

于杰先生手稿

  1974年那会儿还没实行双休日制度,每星期天休息。休息日工地上仍然有饭,路远的不回家的就在工地打扫个人卫生、休息。在工地洗衣服没搓衣板,小件用手揉,大件就放在一个大盆里放上水用脚踩。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质生活不丰富不充裕的条件下,我们的考古先辈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完成了大葆台汉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奋斗、坚持,一个新颖、独特、科学的遗址性博物馆——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于1983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图片来自作者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作者:匡缨

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