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记者：您在山西做了这么多年工作，对陶寺遗址也有很深的研究，您能先介绍下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吗？

 

　　田建文：陶寺遗址是从1978年开始发掘，发掘结果使我们认识到山西晋南地区的一种时间上属于龙山文化却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类型，以肥足鬲、单把鬲、扁壶和小口折肩罐、大口罐等陶器为代表，也清理了很多墓葬，有大、中、小之分，大型墓出土陶鼎、豆、斝、釜灶、蟠龙盘、石磬、鼍鼓、土鼓、漆木器和大量的玉石器等。但在那时，陶寺遗址的发掘是在探索夏文化的大环境下开始的，当时工地主持者把他们所分的“陶寺类型”分了三期，属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认定为与先夏和夏早期有关，关于晚期，只是模糊地说进入了夏纪年。在三区，也发现了仰韶晚期的遗存，陶寺考古队就把这遗存当成庙底沟二期文化来认识。只有这样在时间上才能与先夏或夏对接上。

 

　　1985年，苏秉琦先生两次到陶寺遗址考察，提出陶寺遗址跟中华古代文明的关系，也预言到陶寺虽然没有发现城，但可以当成一个古城来对待，因为它有普通遗址没有的东西，是高级别的。

 

　　1984年以后，学术界围绕“陶寺类型”的性质展开了一些讨论，包括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些老先生，还有陶寺考古队，都认为是夏或先夏，还有人说是舜。最早把陶寺跟陶唐氏唐尧联系起来是在1984年秋，邹衡先生在《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一文中，提出陶寺遗存的族属，与陶唐氏及“尧都平阳”有关，但这篇论文迟迟没能发表。1987年，王文清先生发表《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的文章，光题目就说明问题了。接着，1990年，吉林大学的卜工先生提出陶寺早期以M3015大型墓为代表进入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我也在1991年发表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论证了“陶寺文化”与夏、先夏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属于陶唐氏遗存。

 

　　第一期的发掘工作，从1978年到1985年，发掘结束以后，有四篇发掘简报，还有二十多篇研究文章，讨论时间、文化性质、玉石器、漆木器的用途等。

 

　　从1999年开始，梁星彭先生担任队长进行了第二期发掘。他们第二年（2000年）发现一个古城，实际上他们老不愿意用陶寺遗址命名，完全可以命名为陶寺古城。后来何驽先生担任队长，发现了早期小城、中期小城，还有大型夯土建筑——天文学家认为是观象台，和高等级墓葬等，后来就一直围绕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做工作，直到今天。

 

　　本站记者：田老师，您能谈谈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问题吗？

 

　　田建文：我们山西地理特征是表里山河，这个地方孕育着一支独特的古代文化。到战国时期大规模使用了铁器，山西才逐渐失去重点地位。以前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是认识到山西这个地方的重要性。陶寺有280万平米大规模的古城，据何驽先生分期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1900年，又有宫殿、大型夯土建筑等建筑物的存在，我坚信陶寺不是一般的城址。正好又在陶唐氏的尧都平阳范围内，唐尧肯定跟它有关系，在山西，尤其是在临汾盆地还没有发现第二座早于夏代的古城。但“尧都平阳”跟它的哪一个阶段，哪一期有关系，还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尧这个阶段绝不是陶寺发现的古城的全部。譬如说那件带朱书文字的扁壶年代就到了夏代初期，五件小铜器至少有三件是在晚期的地层或墓葬中出土的，时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早，还不能轻易把它们与尧联系起来。所以，评价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问题，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考古材料。

 

　　本站记者：现在山西省对陶寺遗址有一定大遗址保护规划吗？

 

　　田建文：有！遗址规划已经在进行，申请建大遗址公园，去年国家文物局没有批准，地方政府有这个积极性。

 

　　本站记者：对这个遗址未来山西方面有什么发展设想吗？

 

　　田建文：陶寺遗址是我们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点，也是山西对早期中华文明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今天我们山西的考古工作者要为探讨早期中华文明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本站记者：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