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先生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站记者：李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访谈。从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陶寺遗址的兴起、发展、衰亡过程是怎样的？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李伯谦：根据多年来发掘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陶寺遗址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个阶段，就开始有人居住，也就是古国的形成阶段，到陶寺文化晚期衰亡的。

 

　　本站记者：那您认为陶寺遗址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李伯谦：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放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是分不同的区系的。作为中原地区来看，它是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一个代表。所以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伯谦先生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站记者：近年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发现备受关注，您认为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吗？

 

　　李伯谦：石峁遗址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从它的时代来看，与陶寺遗址的时代，尤其是与陶寺遗址中晚期的时代是相当的。至于这两个重要遗址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一个热点问题。我看到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多数学者认为，石峁兴起以后，把陶寺灭掉了。我个人认为目前石峁遗址发表的材料还比较少，要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彻底弄清楚，还需要深入的研究。现在恐怕还难以作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本站记者：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有显示这两个遗址之间有什么交流证据吗？

 

　　李伯谦：有交流。这两个遗址出土的陶器、铜器之间有很多相似性。

 

　　本站记者：商王朝因为有甲骨文与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因此被国外学界所熟知，而夏王朝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文字资料来互相印证，因此总是面临着些许质疑，陶寺的一些研究成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您认为在没有文字资料佐证的时期，考古与历史文献结合研究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李伯谦：从陶寺遗址的年代来看，是距今约四千多年。一些文献中提到比较多的是在尧舜禹时期，尧的部落主要在我们知道的这个地区活动，还提到尧的都城是平阳。中国是一个有丰富文献记载的一个国度，尽管它记载的比较晚，但不能完全地否定，它保留着真实的内核。对这个问题要把它综合起来看。一方面，要看到它包含真实信息的一面，另一方面应该将其中可能掺杂的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东西剔除出去。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对文献进行真实性研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我觉得这一方法是可行的。

 

　　本站记者：您觉得陶寺遗址未来的工作应该着重哪些方面？

 

　　李伯谦：陶寺遗址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做工作，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有很多问题还是需要继续弄清楚的。第一个：城内的布局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城内有宫殿区，有手工业作坊区，有仓储区，有墓葬区，这个基本都有了。但是里面的道路，还不是很清楚。宫殿的布局，也还不是很清楚。这都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搞清楚。第二个：现在发现了几道城墙，这些城墙之间的早晚关系？孰早孰晚？能不能把它们分开复原一下？这一工作还要继续做。第三个：城内的情况与城外应该是相互呼应，有密切关系的。在都城外面，应该有一些和城内有关系的聚落，这些都应该进行调查，复原一下当时的都城以及周围的情况，这个工作也是需要继续做的。

 

　　本站记者：陶寺天文台的发现，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您觉得这一发现对于陶寺遗址的意义是什么？

 

　　李伯谦：观象台遗迹是陶寺遗址的一个重要发现。但是发现的时候，对它有争议。这个遗址我也去看过，这一问题要这样来看：一个是发掘陶寺遗址观象台遗迹时，它是不是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来做的？如果发掘过程不存在问题，从田野工作上挑不出什么毛病，那就是说它揭露出来就是这样。对于这一遗址的性质，单从考古学来研究就不行了，后来他们邀请天文史的学者一起来做，这个路子是对的。从结果来讲，它确实是观测太阳运行来制定历法的一个遗迹。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同意这个看法。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发现天文观测的遗迹，弥足珍贵。且可以和《尧典》中记载的尧让他的属下去观测太阳运行来制定历法这一文献记载相吻合。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地方是跟尧都有密切关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本站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中国考古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