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子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1.4千米，北距奇台县城约55千米。北通奇台、吉木萨尔等绿洲，南越天山可至吐鲁番盆地。历史上有他地道、乌骨道、萨捍道、花谷道、移摩道等多条道路可以交通天山南北，其中乌骨道、萨桿道途经石城子遗址附近。

石城子遗址全景（由南向北)

　　遗址于1972年首次发现，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和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均对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1999年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进行了连续5次考古发掘，厘清了遗址的形制布局和功能区划。遗址地处天山山脉北麓山前丘陵地带，地势北髙南低。北边是陡坡，西边是低缓的坡地，东边和南边则是悬崖峭壁。根据这种地形特点，遗址的东部营建城址区，西部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地。城址营建在遗址东部一处崖体上，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内、外城结构，涧底麻沟河自南向北绕城东而过，城外有护城壕。外城面积约11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军事防御色彩浓厚。外城的北城墙和西城墙墙体为夯筑，墙基残宽约8～9米，残高约3米。北城墙的西北角和东北角各有角楼一座，北城墙上另有马面两座。西城墙中部建城门，由门道、墩台、回廊、散水、门塾等几部分构成，有二次增筑过程。门道呈东西向，长13、宽4米。门道两侧依托墙体插立排叉柱，这些夯土墙和排叉柱不仅构成了城门的两侧壁，而且还是门道顶部及门楼的承重支撑，初步判断城门为依靠夯土墙及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单门洞结构。排叉柱间夹砌土坯，外抹草拌泥，表面涂白灰。最多有5层草拌泥和10层白灰，多次修补的痕迹十分明显。门道顶部有若干与两侧夯土墙和排叉柱相连的木梁，梁上平铺一层木柱，上敷一层草拌泥。根据城门内部瓦片堆积高度及部分房屋建于城墙中的情况推断，门道上部和两侧城墙上有门楼存在。回廊建于城墙上，与门楼共同构成立体交叉防御，通过回廊墙上的射击孔可以射杀抵进墙角的目标。内城依托外城西、北城墙修建，南边墙体已完全被破坏，城内集中分布有房址、灶、排水沟、灰坑、砖道、柱洞、祭祀坑、砖槽、石列等遗迹，其中房址清理出两处，共计房屋37间。房屋依地势呈阶梯状布局，排房式结构，彼此间以巷道通连。建筑方式有地面起建式和半地穴式两类：地面起建式房屋已坍塌，地面残留大量碎瓦，里面夹杂大量木炭。堆积厚度达30～50厘米；半地穴式房屋是用减地法依地形在生土中掏挖而成，部分房屋东北角有灶等生活遗迹。

城门发掘区（自南向北） 居址（自南向北）

　　根据地层堆积及叠压打破关系可将房址分为四期。第一期房址分布较广，由于埋藏较浅，大部分毁于耕作，多为地面起建式。第二期房址均为地面起建式。第三期、第四期房址为半地穴式。房屋平面均大致呈长方形，门向朝南，墙体为土坯垒砌或夯筑。墙面上抹草拌泥涂白灰，并勾绘红色地脚线和墙角线。墙体残高可达1米。部分房屋残存有木质门限，屋内坍塌土中包含有碎瓦、残砖、碎土坯等建筑材料及陶器，地面上可见灰烬和红烧土。另外在内城外还发现车辙10条，宽8厘米。辙印长短不一，间距不等，初步推断可能是独轮车的印痕。

车辙 窑址和墓葬分布示意图

　　通过考古发掘在城址内出土了2000余件遗物，主要有建筑材料、生产生活用具及兵器、钱币等，以建筑材料居多。建筑材料中的板瓦、筒瓦和瓦当均为模制。青灰色，烧制火候高。板瓦和筒瓦的瓦面饰绳纹，内壁饰布纹或席纹。瓦当圆形，当面图案有云纹、变形云纹和几何纹，以云纹为主，具有典型的汉代工艺风格，石城子遗址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唯一大量出土汉代砖瓦的遗址。

板瓦、筒瓦及瓦当的组合 器表有“马”字的陶器残片

瓦当

　　生产生活用具包括陶罐、陶钵、陶豆、陶盆、陶甑、陶纺轮、器盖和石磨盘、研磨器、炭精虎饰等，陶器有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多素面，少数有绳纹、弦纹、水波纹、戳印纹等纹饰，个别器物表面刻划“宋直瓮”“马”“十”等隶书汉字，其中件陶器造型独特，在新疆地区首次发现，疑似火锅、汽锅之类的炊煮用具。钱币为五铢钱。兵器有箭镞、刀、栓销、结具和铠甲片等，凸显了石城子遗址城池防御的军事特性。结合遗迹及遗物的整理分析，清晰证实了石城子遗址的年代为两汉时期，这一结论也得到了14C测年数据的支持。出土器物在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断代上具有标尺性意义，在新疆地区两汉时期城市考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址内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经考古发掘及分析研究确认为本地烧制，窑址距离城址约200米。依地势建于坡梁边缘，下半部分掏挖于生土中，用长方形砖砌壁，表面再抹一层草拌泥。平面呈马蹄形。由前室、火门、火膛、窑室和烟道五部分组成，窑室内出土的板瓦、筒瓦、瓦当等遗物与城址内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根据窑址形制及出土遗物特征，初步推断该窑址属于半地穴式结构。马蹄形窑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陶窑形制，在中原地区较普遍⑴，在新疆地区魏晋时期和唐代陶窑中也比较常见。窑址南边有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竖穴二层台墓和竖穴偏室墓三种。葬具为槽形棺和箱式棺，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部分墓主人身体一侧随葬羊头和羊距骨。出土遗物有陶、铜、铁、金、银、木、石、骨、玻璃及钱币等。墓葬年代为汉晋时期。

陶豆 陶火（汽）锅 五铢钱

　　考古发掘工作中同步开展土壤、动植物、遥感、航测等多学科联合研究，积极探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提取发掘信息。动、植物分析检测结果显示，两汉时期本地气候条件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以青稞和小麦为主；动物以食草类马、牛、羊居多，另有少量的狗和鹿。以小麦和青稞为主的农业，以羊牛为主的畜牧业，以及少量狩猎活动一道构成了石城子遗址驻军多样的生业模式。饲养的马匹不仅可以用在平时的生产生活，而且也可以随时征用以备战时之需。

　　两汉时期，匈奴一直是汉朝的劲敌，汉匈百年战争，双方各有胜负。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郑吉任第一位西域都护开府施政，西域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作战中，汉军釆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战术取得了对匈战争的优势，并通过戍军屯田、建烽燧障塞、设邮驿馆舍等举措来稳固胜利成果。公元前48年，在今吐鲁番盆地增置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务，分戊校、己校分驻天山南北。东汉初年光武帝对西域釆取消极政策，致使西域诸政权纷纷臣属匈奴。为重新加强对西域的管控，汉明帝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公元73年汉军大败匈奴，并在伊吾屯田。第二年复设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西域都护陈睦驻乌垒（今轮台地区）、己校尉关宠驻柳中（今吐鲁番鲁克沁）、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地区）。公元75年匈奴联合焉耆、龟兹反叛，先是攻杀车师后王安得，紧接着围攻戊校尉耿恭所在的金满城，耿恭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下，被迫东撤，意图南下天山与己校尉关宠会合，摆脱困境。因此耿恭率军离开金满城，“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而撤退至疏勒城，在这里艰苦卓绝地坚守10个月的时间，最终返回玉门关，“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耿恭发疏勒时尚有26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疏勒城”保卫战。上述文献记载与石城子遗址地理环境相吻合，出土遗物均具有西汉末东汉初年的特征，与耿恭在该地区的活动时间也契合，据此我们推断石城子遗址即为疏勒城旧址。石城子遗址控扼天山南北往来交通的关隘，其建筑构筑方法、等级规制，遗物组合特征等都明确显示出这处遗址是汉代在天山以北设立的一处军事要塞，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建制上严格遵循汉代边郡的军事建筑规制，结构和功能较多地体现出北方军镇的防御特征，是目前新疆发现并且可以确定为汉代的首个军镇遗址，与“高昌壁”出土瓦当残片及甘肃敦：惶市悬泉置遗址、马圈湾遗址所处有关戊己校尉汉简资料相结合，共同实证了两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之后有效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辉煌历史。

（图文转自：“文物天地月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