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是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一处超大型聚落[i]。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

    自1959年发现以来，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有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获取了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遗物。经过多年的发掘与研究，二里头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被划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ii]。

    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遗存、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它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一般认为，这里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因其存在时间和所处地域与古典文献中所载夏、商王朝大致对应，成为探索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对象。

    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近年，围绕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我们将探索二里头遗址尤其是其中心区的结构布局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iii]。同时，我们认为，就对二里头遗址本身的研究而言，不了解其存在前后该区域的聚落形态所显现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情况，不了解其出现与衰亡所依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就无法全面深入地把握其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第一座大型都邑的历史意义。而对二里头遗址所处洛阳盆地史前与史初时期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以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则是解开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一把钥匙。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间隙，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洛阳盆地之大部分地域进行了区域系统踏查[iv]。这种“点面结合”，即中心性都邑遗址的勘察发掘与周围聚落群调查和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使我们得以在数年内有限的田野工作中获取了较多的有关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与人地关系等方面的信息。

 

    在世纪之交新一轮的大规模钻探与发掘之初，我们即认真参考以往的勘探发掘资料，把工作重点放在对遗址结构与布局的探索上，力图深入了解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过程。此后的所有田野工作都是围绕这一学术课题展开的。

    首先，我们在遗址周边地区进行了重点钻探，结合对地形、地貌的考察，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况及其成因。同时，又对以往工作不多的遗址西部进行了布网式钻探，初步确认地势偏低的遗址西部为一般居住活动区，而以往认定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的聚落的中心区均位于遗址东部高地。这样，我们就大致掌握了遗址的总体存在状况，这是对遗址宫殿区进行深度探索的重要前提。

    随后，我们把工作的重点转向遗址东部的中心区。考虑到1号、2号基址是宫殿区内2处已知的重要遗存，我们将这2处基址作为宫殿区探索的切入点。在2号基址所在的宫殿区东部，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群及具有明确中轴线的晚期大型建筑群的存在，初步搞清了宫殿区东部早晚期建筑布局的演变脉络。在宫殿区系统钻探中发现的夯土基址、道路、广场等遗迹，则使我们对大型建筑基址所处环境及宫殿区的总体布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我们深切地意识到中心区主干道在探索都邑布局中的意义，因此对主干道的探寻成为田野工作的一大重点。我们以以往的勘探材料为线索，先后通过钻探发现了大型夯土基址集中区以东、以北和以南3条纵横交错的大路。根据已掌握的遗存分布材料推断，这些大路具有区划的功能，其围起的空间应即宫殿区。2003年，我们又以此为契机，确认了2号基址的东墙即宫城东墙。然后以钻探为先导，用每隔30～50米开探沟解剖的方法，确认了宫城的四围城墙以及宫殿区西侧的大路，发现了数处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v]。至此，以宫殿区为核心的遗址中心区的布局轮廓被揭示出来。

    2004年春，在追探宫城城垣的过程中，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道夯土墙及一处绿松石料坑。同年秋季，以新发现的绿松石料坑为线索，确认了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的存在。对夯土墙的追探，确认了宫城以南围垣手工业区的北墙和东墙的一部分[vi]。

    最新勘察结果[vii]表明，遗址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遗址现存范围的东、南、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惟其北缘为现洛河冲毁，具体范围不清。整个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图1）。遗址的海拔大多为119～121米，形成凸起的台地，以东南部和东部最高。遗址外围（以东、以南）的海拔为117～118米。

    遗址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仅分布有若干小型聚落，遗存以沿古伊洛河北岸的近河台地一线最为丰富。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人口急剧增多，遗存面积逾100万平方米。但因此期遗迹遭破坏严重，发现数量较少，分布稀疏，其究竟属一个大型聚落抑或是由数个聚落组成的一个遗址群，尚不得而知。无论上述哪种情况，二里头文化一期时的二里头遗址已显现出不同于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人口分布密度。遗存中已有青铜工具、白陶器、象牙器、绿松石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和刻划符号发现。此期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已成为中心聚落。

    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阶段。此期遗存基本上遍布已发掘区域，文化堆积丰厚。遗址总面积应已达到数百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成为宫殿区。这种繁荣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最末期即第四期偏晚阶段。目前，我们已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遗址兴盛期的布局和总体结构。整个遗址由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组成。

    遗址中心区位于东南部至中部的微高地上，由宫殿区（图2）、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带有围墙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图3）。

 

 

                                       图2　宫殿基址群发掘现场

 

 

                                   图3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遗存分布图

 

    一般居住活动区位于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

    近年来，我们通过勘探发掘，在宫殿区的外围找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viii]。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其走向与规模最大的1号、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图4）。由发掘可知，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沿用至第四期。这是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展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

 

                                       图4　宫城北墙外的大路

 

    在宫殿区南侧的大路上，我们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图5）。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它的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双轮车的使用痕迹，它证明至少在距今3700年以前，中原大地的先民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

 

                                     图5　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的车辙

 

    新发现的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图6），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道的内侧修筑。在已确认的宫城的四面城垣中，宫城东墙（图7）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宫城东北角保存完好，东、北城墙呈直角相交。宫城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ix]。

 

                                     图6　二里头遗址宫城平面图

 

 

                                      图7　宫城东墙

 

    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10余座，分别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的各个时期。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宫殿区的东、中部已存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其中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长逾150米，宽在50米左右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其内排列着成组的中型墓葬（图8），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图9）、原始瓷器、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图10）、蚌制工艺品、海贝等随葬品多量[x]。院内还设有石砌渗水井，并发现有水井、窖穴等遗迹。东西并列的3、5号两座大型建筑间的通道下埋设建筑考究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已在5号基址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5号基址以南也曾发掘出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基址群以外是纵横交错的大路。

 

                                  图8　宫殿区内的贵族墓（02VM3）

 

 

                                         图9　M3出土的白陶器和绿松石珠

 

 

                                    图10　M3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持续着二期以来的繁荣。在宫殿区，除新建有宫城城垣外，多座单体宫室建筑纵向排列，形成明确的中轴线。这是此期宫殿建筑最重要的特征。位于宫城西南部的1号和7号基址（图11）、宫城东部的2号和4号基址，分别以大型庭院式建筑1号基址、2号基址为核心，依同一条建筑轴线而建，显现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见图6）。4座基址夯土台基大体相近的长宽比例则表明当时的宫室建筑已存在明确的营造规制（表1）。

 

                                   图11　7号基址与宫城南墙

 

 

表1　二里头文化晚期大型夯土台基基本建筑数据比较（长度单位：米）

 

    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兴建于第三期的诸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仍在使用。此外，宫城东北部、2号宫殿基址以北又增建了至少2座大型基址，其中6号基址也属大型庭院式建筑，面积达2500平方米左右[xi]。宫城东部由2号、4号、6号基址组成的这一组南北有序排列的宫殿建筑群，其绵延长度近200米（见图6），蔚为壮观。

    祭祀活动区位于遗址中、东部，宫殿区北和西北一带。这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长方形半地穴建筑与圆形地面建筑往往相伴，应有功能上的不同。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xii]。

    据已发表的材料，迄今为止在该遗址上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达400余座。墓葬散见于遗址各处，一般与居住区无严格的区分。往往与早于或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堆积相互打破叠压，说明墓地与居址随时间的推移可相互转换。同时，还常见墓葬分布于当时的居住区或日常活动区内，如路土之间、建筑的近旁、庭院内甚至房屋内的情况。迄今尚未发现集中分布而长期沿用的墓地。

    其中，与规模宏大的宫室建筑相应的大型墓葬尚未发现。根据墓葬规模、葬具之有无及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可将已发现的墓葬分为以下几类。

    中型墓  墓圹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有木棺，铺朱砂，随葬有青铜器、玉器、漆器和陶器等，随葬品以礼器为主（见图8）。这类墓仅发现10余座，应当是身份较高的贵族墓。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等珍罕品的贵族墓可能是其中规格较高者。

    小型墓  又可分为两类。墓圹面积在1平方米左右，或有朱砂，少见木棺痕迹，随葬以酒器为主的陶质礼器、漆器、小件玉器和铜铃等（图12）。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小半。另有一类墓圹面积在0.8平方米以下，无棺无朱砂，随葬少量日用陶器、骨器等，或无任何随葬品。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半以上。这两类小型墓应当属于下层贵族和平民墓。

 

                                     图12　小型墓及其出土的随葬品

 

    另外还有一些非正常埋葬的现象。死者被用作人牲而埋葬在祭祀场所，或被随意掩埋、抛弃在灰坑、灰层中。

    上述墓葬等级与数量的关系成反比，应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

    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位于宫殿区以南、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遗址的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遗迹主要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作坊遗址内发现的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有陶范、石范、坩埚、铜渣、铜矿石、木炭和小件铜器。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器后废弃的破碎外范，其内表光洁，有的还有兽面纹等花纹（图13）。从残范的内壁看，所铸铜器多为圆形，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xiii]。

 

                                 图13　铸铜作坊出土的动物纹陶范

 

    近年，我们又在宫殿区以南、铸铜作坊以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发掘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绿松石料坑，料坑内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包括绿松石原料、毛坯、破损品和废料（图14）。经钻探得知，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从现有出土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xiv]。

 

 

                                           图14　绿松石料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北、宫城以南，新发现了一座向南呈圈围之势的夯土围垣设施的北墙和东墙北段。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某些地段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时得到加固增筑。围墙分别沿宫城南大路的南缘和宫城东大路向南延伸部分的西缘而建。已探明的部分长300余米（见图1），但东墙向南延伸的情况、北墙向西延伸的情况，以及西面、南面是否也存在有围墙，尚不得而知。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新近发现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早年发掘的铸铜作坊均应在其范围之内。这一围垣设施为探索二里头遗址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及其社会生产结构和城市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xv]。

    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以及围垣作坊区，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可以认为，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和道路网等重要遗存发现之前，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的例证只能上推到比二里头遗址稍晚的偃师商城[xvi]（图15）。现在，我们知道偃师商城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遗址。如方正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建筑技术的若干侧面，等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图15　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图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移向二里头遗址所处时代以前，可以知道即便象著名的山西襄汾陶寺[xvii]（图16）、河南新密新砦遗址[xviii]（图17）这样的超大型聚落，其城垣的建造无不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迄今尚未发现集中而排列有序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及环绕它们的规矩方正的宫城。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与陶寺、新砦等超大型围垣聚落间有着飞跃性的变化，而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其后的中国古代都城的面貌更为接近。因此，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乃至东亚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图16  陶寺遗址平面图

 

                                              图17  新砦遗址平面图

 

    2001年～2003年，二里头工作队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间隙，分8次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洛阳盆地之大部分地域进行了系统踏查[xix]。此次调查的遗存年代跨度限定在先秦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至战国时代（约当公元前6500年～公元前221年）。调查区域东西最大跨度39.5公里，南北最大跨度24公里，实际踏查面积约638平方公里（图18）。

 

 

    调查方法与近年中国其他地区开展的几项区域系统调查（Systematic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Survey或Full Coverage Survey）所采用的方法近同。结合当地的环境与遗存分布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考虑到数据处理的一致性及今后研究中的便利，我们在工作方法和把握尺度上更多地借鉴了与我们的调查区域相毗邻的中澳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的做法[xx]。同时，也根据盆地中心区平原地带的地形地貌与遗存特征等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和补充。

    田野用图采用1：10000地形图，同时以1：50000的地形图作为索引和整理用图。考察队由二里头工作队研究人员和技工6～8人组成，成员大多对陶片有较高的断代能力。对拉网式踏查区域内的所有地面，采集可供断代的陶片等遗物，并把发现的遗物和遗迹现象标注于地图上,详细记录当日的踏查经过和发现情况。调查者之间的距离一般在20～30米之间，对由剖面观察已知属遗存贫乏区甚至空白区地段，调查者间隔50米左右，距离进一步加大时则采取“之”字形路线行进。对于遗存密集分布区进行集中复查，确认其分布范围及断崖沟坎剖面所显现的遗存存在状况，简单清理暴露在外的灰坑等遗迹。一般以100米距离内至少发现3～5片同时期的陶片作为界定一个遗址的最低标准。对低于这一标准，未予遗址编号的地表零星陶片，也全部采集并详注于图上。同时，我们还尽可能根据遗址存在状况、所处微地貌甚至目前土地的归属，分析其遗物散布范围的成因，注意近现代人类行为的影响。注意依据地表陶片的分布情况，尽可能区分跨时代的遗址在不同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的不同。调查中使用全球定位仪（GPS）确定遗址的准确位置。室内整理中校核标本所属的时代、文化及具体期别，并将不同文化、不同期别的遗址范围分别标注于地形图上。此外，我们还通过对现地貌的观察，利用陡坎、取土坑等剖面，尽可能地收集与地质、环境有关的信息线索。

    截至本次调查前，在踏查区域内已发现并发表材料的先秦时期遗址和遗物出土地点计48处。本次调查共收录编号遗址222处（图19），其中174处为新发现者，占遗址总数的78.4%。对已发现的遗址均进行了复查和核实。在222处编号遗址中，有167处遗址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时代的遗存，占遗址总数的75.2%；55处遗址为单一文化遗存，占遗址总数的24.8%。墓葬（墓地）或零星遗物出土地点有6处。

                                图19　调查区遗址分布总图

 

    各时期遗址数量分布如下：裴李岗文化（约前6500～前5000年）4处，仰韶文化（约前5000～前3000年）105处，龙山文化（约前3000～前1900年）95处，二里头文化（约前1900～前1550年）125处，商文化（约前1600～前1046年）60处，两周文化（约前1046～前221年）158处（表2）。

面积　时期 （平方米）	裴李岗	仰韶	龙山	二里头	商	周
1万以下		13	7	8	4	14
1～5万		20	22	32	18	34
5～10万	2	25	20	29	13	35
10～20万		16	12	22	11	26
20～30万		11	13	8	2	14
30～40万		3	3	5	2	12
40～50万		2	2	4	1	3
50～60万		2	1	1	1	1
60～70万		1	1	2		4
70～80万				1		1
90～100万						1
100万以上				1（300）	1（200）	1（480、728）
不详	2	12	14	12	7	12
总计	4	105	95	125	60	158

    说明：表中括号内数字为超大型遗址的具体面积。

    此外，我们还记录了仅出土零星遗物（一至数件陶片或石器）的遗物分布点84处，其中数处地点发现有二、三个时期的遗物；属仰韶文化者13处，属龙山文化者7处，属二里头文化者5处，属商文化者2处，属周文化者52处，仅可判定为商周时期者（一般为绳纹陶片的腹片）8处，采集石器地点1处。

    我们还对调查区域内的古河渠遗迹以及地貌与人类遗存分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

    从遗址的存在状况看，这一区域聚落形态的演变可分为6个大的时期。

裴李岗文化时期　共发现4处，均地处二、三级阶地的河流近旁。遗址的时代均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晚期至向仰韶文化过渡的时期。这些遗址均见有仰韶文化遗存，一般仅采集到少量裴李岗文化遗物，已知遗址面积仅数万平方米。总体上看，遗址分布稀疏，面积较小（图20）。

 

                             图20　裴李岗文化遗址分布图

 

仰韶文化时期　遗址数量急剧增多，共发现105处，以地处较低的二级阶地者为大宗，呈网状分布，较为分散。位于地势较高的三级阶地上的遗址临河分布，一般面积较小。大型遗址多属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图21）。

 

龙山文化时期　共发现95处，较大的遗址一般见于二级阶地，主要集中于伊河南岸和伊、洛河交汇处两河间的半岛状阶地。其余区域分布稀疏，面积较小（图22）。

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遗址的面积约60～70万平方米。

二里头文化时期　共发现125处，在调查区内分布普遍，而以临古伊、洛河及合流后的伊洛河两岸的二级阶地最为密集。面积在300万平方米以上的二里头遗址即位于两河合流处下游的古伊洛河北岸。与前此相比，伊河南岸的三级阶地也有较大的遗址发现（图23）。

                                 图23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

 

    至此期起，盆地中心地带超大型遗址的出现是此区聚落形态演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商文化时期　共发现60处，分布稀疏，似以伊河以北地区为重心。面积在200万平方米的偃师商城兴建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的古伊洛河北岸。这些商文化遗址的绝大部分相当于二里冈文化时期尤其是其晚期（二里冈上层时期），表明这一时期是此区商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但从总体上看，分布稀疏、遗址规模偏小的聚落结构与城垣宽厚、规模宏大的偃师商城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偃师商城的出现，似乎并没有导致此区人口的急剧增多和社会的高度繁荣。

本次调查中发现的典型晚商时期遗存十分稀少。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偃师商城这座区域性都邑的废弃，此区的人口在随后的晚商时期大幅度减少，有些地段甚至成为无人区（图24）。

 

两周文化时期　此期遗址显著增多，共发现158处，遗址遍布调查区。西周时期，在本次调查区以西的盆地西部，今洛阳市区东部、洛水以北地带出现了总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已有学者推测属洛邑遗址；调查区内的古伊、洛河合流处的北岸二级阶地上则兴建起了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韩旗城址；至东周时期，周王城建于盆地西部涧河和洛河交汇处；韩旗城址的面积也扩大至700余万平方米，发掘者认为应属春秋晚期敬王所居成周城。以其为中心，伊、洛河南北两岸遗址密集分布，规模较大者增多。伊河南岸地势较高的三级阶地遗址分布也较为密集（图25）。

                              图25　两周文化遗址分布图

 

    自仰韶文化时期至周代，每一时期的遗址面积都与数量成反比。面积在1～30万平方米者占绝大多数，30万平方米以上者数量极少。相比之下，这一调查区域以东的巩义丘陵区仰韶文化时期至周代的遗址面积普遍偏小（罕见10万平方米以上者）。除了地貌与现代人工搬运等因素外，相互毗邻的两个区域间的差异很可能还昭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同一地理单元内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人口集中于自然条件较好的盆地中心地带的中心聚落或都邑周围。

    从对上述聚落形态演变过程的初步梳理可知，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自史前时期以来一直属人口密集分布区，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遗址的面积仅60余万平方米，而面积逾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是该区域聚落形态演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景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述田野工作及进一步的研究，对探索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它也通过在古今人口稠密区的考古实践丰富了系统区域调查的方法论。将系统踏查、钻探与发掘相结合，对区域内的古代遗存作全方位的探究，是使早期文明研究不断深化的必由之路。

 

　　（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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