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东龙山城址的发现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当时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发掘历城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黑陶期的城址[1]。由于当时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黑陶成为龙山文化的根本特征，所以城子崖发现龙山城址为人所共识。但由于长期以来史前城址仅此一处，虽然后来不久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冈也发现了龙山城墙[2]，但由于只找到一段，并不能成为坚强的佐证，因此城子崖龙山城址几乎就成了孤证，加上发掘报告中城墙地层关系交代不明，因此龙山文化是否真的存在城址遂成学界长期疑问。且，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基础单薄，尚不足以支持将城址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专题讨论[3]。自然地很长时期内城子崖的龙山城址并没有引起大家特别关注，但在一些考古学家心中终究成为一个问题。直到90年代初，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城子崖龙山城址的探索终于提上日程。也是经过一甲子的积累中国考古学由文化史框架的搭建开始转入社会史构建的阶段，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发展最高形态的龙山城址很快被推到学术探索的前沿。再稍前，河南在淮阳平梁台[4]、堰城郝家台[5]、登封王城岗[6]等，山东在寿光边线王[7]新发现了几座龙山城址。这些都是启发对城子崖进行重新发掘的原因。同时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之上，连续提出了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及“三种类型”的学说。特别是“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对地方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他们考古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方法论。这方面山东地区是相关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其中城子崖的再发掘尤为典型[8]。

    对城子崖的重新发掘究明，当初发现的黑陶期城址实属岳石文化，但在其下还叠压着一座龙山时期的城址。遗址实际上存在依次相叠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春秋时期的三座城址。城子崖龙山城址的发现不仅打消了长期以来人们心头的疑问，且由此而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龙山城的夯筑技术的认识，为在山东地区开展龙山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寻着了一条可行之路，在随后的田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

    海岱地区发现的第3座龙山城址是丁公遗址[10]，有了边线王和城子崖的铺垫，丁公的发现则被赋予了新的学术意义[11]，使学者们对龙山城址的认识有了一种豁然的感悟。大家发现龙山城址是有规律可循的，龙山时代城址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伴随初级阶段国家到处出现[12]。可以相信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人的体会。随后桐林遗址龙山城址的发现[13]，更加印证了上述认识。

    山东龙山城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高潮是90年代， 1994年继丁公、桐林之后，景阳岗也发现了龙山城址[14]。以此为基点，张学海先生带领考古队先后在阳谷、东阿和茌平发现了两组八座龙山城址，分别以景阳岗和教场铺为中心[15]。据此他提出“城组”的概念，并主要根据城的大小划分级别，结合未发现城的一般遗址，将当地聚落概括为“都、邑、聚”三级结构，然后结合古史传说材料引申出对本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历史的考察[16]。不过针对其中两组龙山城址的认定上，大家还存在不少分歧。根据发表的资料来看，景阳岗的龙山城址应该确定无疑，一是它规模宏大，二是在遗址外围筑有专门的城垣。而另外几座龙山城在作为聚落本体的沙基堌堆外围并没有发现城垣迹象，所谓城墙仅是古人对沙基边缘进行简单整理加固的遗迹，是为适应易涝环境而做的一般工程[17]。

    其后陆续又有费县防城[18]、五莲丹土[19]、日照两城镇[20]与尧王城[21]、连云港藤花落[22]、滕州庄里西[23]龙山城址的发现。

    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学者也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龙山城址进行了考察。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依据以前文物普查资料做些分析，然后归纳出一些规律，虽然其中多与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相合，但由于缺少进一步的田野工作，许多研究只是停留在推论上，难有更深入的进展，只能进行诸如社会分层和聚落分级式的简单比较，得到一些可以相互套用的结论和模式，对各地古代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无法做出相应描述，更遑论对各地区的特殊性能够充分理解把握。因此，现实呼唤开展新型的田野工作，以获得更加详细和充分反映本地特点和传统的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各地区间的比较，为龙山城址的进一步研究找寻新的途径。恰在此时以区域调查为基础的聚落考古应运而起，龙山城址的考古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山东地区是较早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工作的地区，典型代表就是山东大学和美方合作展开的鲁东南沿海古代聚落与社会的考古项目。进入21世纪，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桐林遗址的聚落考古则是另一个代表。中美两城地区考古项目进行了十多年，调查面积逾1400平方公里，发现汉及以前遗址处，其中大汶口、龙山、岳石遗址近500处，特别是龙山遗址463处，基本摸清了地区之内龙山时期聚落的布局概况。这些资料十分翔实地反映了鲁东南沿海地区从史前到汉代的聚落变迁，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个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其后反映的古代社会的演进。桐林的工作则得益于地处旧齐腹地，历来考古资料积累相对丰富，借助这些我们的眼光可以突破区域的限制，放大到整个鲁北地区，做地区之间的比较分析，讨论各地在大区域内的环节位置和作用。

 

二

    海岱地区目前经过可靠田野工作发现龙山文化城址的有以下几处：章丘城子崖[24]、邹平丁公[25]、临淄桐林[26]、寿光边线王[27]、阳谷景阳岗[28]、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29]、费县方城、连云港藤花落、滕州庄里西、日照尧王城。在茌平县教场铺据说也发现了龙山城址[30]，不过就发掘现场来看，其城墙结构与以前在该地区发现的所谓两组8座龙山城址一样[31]，应该属于沙基堌堆遗址[32]外缘用沙土加固居住台基的简单工程，与景阳岗遗址的龙山城墙脱离台基并用黄土夯筑的结构并不一致。所以教场铺遗址的龙山城址仍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验证。有报道滕州薛故城遗址发现龙山城址[33]，不过笔者曾参加当时发掘工作，2002年经过再次发掘证实所谓龙山城址应当为西周时期[34]，第一次发掘夯土中由于没有发现晚于龙山文化的陶片，所以误作龙山城址。

    山东龙山城址具有一些基本特点：城址形状多数不甚规整，垣与壕一般紧贴在一起，形成一体结构，城垣一般并不高大，主要靠深壕来加强防御效果。大多数城址存在两层或三层城圈，基本应为时代先后关系。反映了城址持续扩大的事实。筑城技术以堆筑为主，在边区存在分块版筑技术。显示了与死去外部社会的交流。绝大多数城址单个存在，与周围聚落构成区域社会。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独立性，同时城址之间存在区域之间的联系，成线性排列。这透出交通在地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说明当时社会应该处于一个交流空前活跃的时代。

 

三

    目前来看，这些龙山城址由于底质上相同的社会背景而表现出一般共同性之外，缘于各自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征。上述龙山城址主要分布区域有两个：鲁北山前地带的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和鲁东南苏北沿海的丹土、两城镇、尧王城、藤花落。景阳岗位于鲁西平原，可与鲁北山前地带的四座龙山城址串连成一线。最近在其西邻的河南濮阳戚城也发现了一座龙山城址，或是这条线路向西的进一步延伸。防城与庄里西目前仍单独存在，前者在沂蒙山区腹地、沂河西岸冲积平原上，处于连接鲁西和鲁东南地区的泗祊走廊上[35]；后者位于鲁南，泗水中游东岸，顺着泗水是由汶泗流域进入淮河流域最直接的通道。由此看来这些城址大多是成群落出现的，似乎有一定的地域组合，尤以鲁北地区和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区为显著。并且，城址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关系到交通、环境、资源等区位要素，

    鲁北地区特指鲁中山地以北广大区域，由于这一带的南部山前略成东西条带状，因此称之为鲁北山前地带。这一带古来即为鲁北地区社会的重心，今天仍是山东省的经济走廊，分布沟通东西和连接南北的交通干线。 这些通道历史悠久，将鲁北山前地带与整个山东地区紧密地连系起来，进而沟通省外，有力地加强了本地区与周围地区的交流，是鲁北山前地带得以成为山东地区经济走廊的关键因素。我们还看到，这几条通道中最关键的是济青一线，龙山文化时期沿线分布着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四处城址。这四处龙山城址由西而东一线排开，正好处于今天泰沂山地北侧山前的经济走廊上。统括鲁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分布态势，有理由相信这条经济走廊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将城子崖等四座城址串连起来的正是这条经济走廊上的通道，这条通道沿着鲁中山地北缘将整个山前地带串连起来，同时还要牵扯到其两侧广阔得多的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把整个鲁北中部整合在一起[36]。

    再将眼光放长，那么景阳岗也可以算是这条经济走廊上向西延伸的一个环节，最近景阳岗西邻的濮阳戚城新发现的龙山城址也不能说与之没有联系，甚至再向西，沿着这条线还可以将豫北的几处龙山城址也统括进来以讨论大区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37]。

    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带包括五莲山以东的沿海狭长地区。这一带背山面海，山区和海洋资源的开发比较方便。由于处于迎风坡上，降水丰富，形成近网状水系，因此土地资源可利用率较高。虽然山隔水阻，但顺着沿海一线的南北交通还是比较通畅，现在的204国道和沈海高速公路就由此通过，并且都经过两城镇和尧王城遗址附近。这种形势在龙山时期也有明确反映[38]，将两城镇和尧王城贯穿起来的那条地区中轴[39]实际上是和上述道路基本重合的。这条道路向南应该也经过藤花落遗址，因此龙山时期的鲁东南-苏北沿海是被这条通道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地沿着这条通道的聚落布局也就成为整个沿海地带的社会中轴。

    上述分析表明，山东龙山文化城址作为群落、组合出现是以贯穿于其间的通道串联的，故基本都呈线性排列。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类通道所显示的城址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城址的组合可以称之为城市群，贯穿于其间的通道将之连接成一体，形成经济走廊，如果能够以之为轴整合周围区域，可进一步造成地域性经济体。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山东龙山城址，则更利于了解龙山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

 

四

    山东龙山城址照射出来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无论其作为城市本身，还是所在区域都是如此。

 

（一）

    这些城址目前大都有围绕自身的聚落群，均属于聚落群内的中心。因此就单个城址看来，都有各自的聚落群，因而占据了一定地域范围，形成区域实体，除了丹土和两城镇应有从属关系之外，余者悉自为单元，各不统属。而城址群的存在又说明当时存在超出单个城址范围的超区域性社会系统。目前来看，这种泛区域间的联系还只在经济层面上，而我们想同一个地区甚至不同地区的区域社会之间还应该有更加广泛的联系，这需要今后更加深入的工作来寻找。

    这类相对独立的以城址为核心的区域社会单元或可称为最初的城邦国家。中国传统文献早期对国家的解释最重视地域层次上的划分，当时对国野、城邦地理格局上的二元分别以及畿服制度下的多重同构的政治模式[40]或许可以为我们从聚落形态上理解最初的国家提供参考。这一点以两城镇为中心的区域从聚落形态上做了最好的诠释。

    两城镇聚落群占据了鲁东南沿海两个盆地中北面的一个，不仅地理上自成单元，社会层面上也自成单元。从聚落布局上它的领域可分成两个层次：两城镇及直属区域和此区域之外由其他次级中心（二级聚落）所属小型聚落群占据的区域。前者或可称之为两城镇的“畿内”[41]，由其直接统辖，后者当然也要附属于两城镇，或可称之为“邦土”。如是，则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聚落和社会体系，依照古代文献的解释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么一个聚落丛体就大略具有了初期国家的结构了，可以称之为“国”。同时由于城址在这种结构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所以这样一个政体也可以称作一个城邦。山东境内这样的聚落社会结构体还有很多，除了两城镇以外，尧王城、桐林、城子崖、景阳岗、边线王等都是如此，境外如河南、湖北等地的龙山城址大多亦然，所以龙山社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初期城邦社会。

    由聚落群来看，鲁东南沿海地区还表现出另外特点，在区域之内作为中心两城镇和尧王城都拥有最大的规模，外围还有一些规模小一些的次级中心，每个次级中心也拥有小规模的聚落群，这样整个区域之内就形成了所谓中心-次级中心-一般聚落的等级结构，或谓之“都邑聚”的区域社会结构。但我们同时应该也看到所谓中心，从地理分布上并不是直接对应着次级中心，其附近还分布着不少一般聚落，这说明中心是直接拥有一定地盘的，因此所谓次级中心-聚落群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中心-聚落群的复写，相当程度上它们是同构的，显示出多层同构的地区社会模式。这样的社会结构与商周时期的国家体系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也说明后来的国家形态是存在一个发展源头的，从龙山时期最初的国家，到商周国家，再到秦汉帝国，国家形态是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龙山时期的城市国家应该是其中的起点。

 

（二）

    龙山城内居民已经成为真正的市民，其社会和职业身份可能有了相当分化，农民从以前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上退下来，各类手工业者和商人、城市管理阶层等已经产生，很可能也已占到居民的相当成分。比如桐林遗址，聚落规模很大，约有200多万平方米，城址居于中心，四周分布着大片聚落，由于距离可耕地较远，所以城内居民从事农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由遗址上普遍发现的石器工业遗留分析，相当部分城内居民包括一些城外聚落内的居民都长期从事石器工业的生产，身份已经转化为家庭手工业者。另外，从西朱封[42]、两城镇[43]、丹土[44]等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说起，当时的玉器生产应该已经脱离了家庭工业的模式，成为专门化的受到专门控制的工场工业模式，其中的制玉匠人当然比家庭工业的从业者具有更加独立的专业性。据研究[45]，城内陶器工业中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趋向亦已十分强烈，表明社会上存在专业的制陶工人。

    以上分析表明龙山城址内的经济活动已经发展到很高层次，有理由设想农业和手工业之外，商贸亦当成为重要一项，这缘于：城址一般具有较为优越的交通条件、控制着丰富的各类资源，同时作为地区中心具备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以及由人口集中带来的市场条件等。据此可推论当时应该有部分从事物资流通的居民从社会上脱离出来，成为商人阶层。

    再有，城市的管理、运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要有复杂的社会网络来调适。城墙等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及日常维护，城市社会的调度管理等，都需要相应的管理机制，服务于社会的公职人员应运而生。其中一部分上升为社会管理阶层，成为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和公权力的贵族，可以占有享用远超己需的财产和服务，久之形成制度，后来商周时期所谓不下庶人的礼概滥觞于此。

 

（三）

    山东龙山城址代表的社会还表现出许多共性。

    在城市内部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副世俗化的生活画卷，表明宗教已经从仰韶时代居于社会顶端的位置上下来，政治成为社会运作的杠杆[46]。与前期社会相比，龙山社会的世俗性是其重要特征。这个特征的发生发展都是与大汶口文化以来社会细胞的持续分裂有关，到了龙山时期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常态，超越家庭之上的公共墓地甚至家族墓地基本消失，以前那种强调族群血缘关系的敬祖祀神的宗教气氛已大为减弱。龙山时期人们的精力已经转移到日常和社会事务中来，因而代表人们日常生活的对居址的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度，表明这时世俗事务已经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龙山城址的发生都是建立在各地区人口激增和集中的基础上的，这从各城址所属区域聚落的密集程度可见，而城址本身就是人口集中互为表里的。

    包括龙山城址在内整个社会的成长得益于持续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山东龙山社会比较中原地区表现出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考古发掘中表现暴力和战争结果的迹象较少发现。只有在这样稳定的社会环境里，社会财富才能持续积累，城址的修筑也正是社会积累的产物，因而山东龙山城主要是基于经济条件下的聚落现象，起码一开始并不主要是政治军事对抗的据点。

    在城市内部，大部分市民之间象征着社会地位身份的贫富分化并不明显。山东龙山城内缺乏陶寺[47]遗址那种拥有大规模公共墓地、墓地分化已经很充分的现象，虽然已有线索都指向这种分化肯定存在。与之不同的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拥有一定财产、生活比较稳定的成员占社会上的大多数，贵族阶层的规模肯定不大，那种居于社会最底层、几乎赤贫化的人口也很少。如果纯从贫富分化上看，山东龙山文化展现的社会结构不是通常所谓“金字塔”式，而是大多数居民属于拥有一定财产的所谓中间阶层，社会最顶端的高级管理阶层和最底端的贫民都只占少数。这种结构呈现的是中间突出两端尖锐的“陀螺型”。这暗示阶级虽然已经产生，但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比较缓和，对抗当然并不会特别强烈，肯定达不到需要战争来解决的临界点，所以阶级战争并不能成为解释龙山城址生发的原因。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9期

孙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海岱地区先秦考古。济南市市中区上新街51号，2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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