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是一定时空中的有限生存者，令人玩味的是，时间和空间之于人的意义并不对等，时间想象总是比空间想象丰富。疲惫的游子说到“家”的时候，脑海里涌现的绝非仅是地图上的那个点，而是与“家”的意象直接相联的回忆、温情和爱。“家园”这个词更是直接成为了一个群体世代相传的文明和精神的代名词。究其根源，盖因人是唯一有能力拥有历史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关注一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要关注构成这个城市的特殊空间的城墙、街道、广场，以及官署、民居、茶馆、客栈、庙宇等各类建筑“物”，但我们更会自然地把我们的关注和想象延伸至这些“物”背后所蕴藏和言说的人与事。正是因为这些人与事，一座城市才有了自己的“味道”，那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和品格的体现。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它里面盛放的是时间和历史。

　　王笛的新著《消失的古城——清末明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开始就写到了“成都的味道”，这些“味道”不只是能由感官获取的气味、声音、城市面貌，还包括一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内容，比如城乡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当然，这其中的一些“味道”现今只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了。

　　《消失的古城》与作者更早出版的《街头文化》、《茶馆》等区域史和社会史的专著有所不同，它用30篇文章讲述了不同阶层、职业、性别的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相互关系，以此来展现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成都。书名所指虽为古城，但真正有关城市格局和城市建筑的大概只有第一篇，描写的是从清代延续到20世纪初的成都大城、皇城与满城。其他内容则是存在于成都这座古城中的人和社会生活，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中国同类城市中或许具有某种共性的生活样态。

　　在现代社会建立以前，人与城市有着一些不一样的依存关系，或者说那时的城市空间具有诸多特殊的功能。循着《消失的古城》讲述的“故事－历史”，过去成都的城市功能性空间也随之展开。如书中所言，中国古代的城市不是向空中伸展而是在平面上展开（第32页），加之于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讲求私密性——这显然与生活条件与环境直接相关，所以街巷也成为了居室之外的生活场所。不仅如此，街巷和其他公共场所还是休闲和娱乐的场地，是小商人的自由市场和工匠的手工作坊，是露天的茶园与餐馆。城市是普通人谋生和穷人生存的空间，对于贫困的下层来说，“这个城市好像有数不尽的方式让他们通过做小生意来谋生”（第145页），“乞丐虽然什么也没有，但他们还有利用城市空间的自由”（第252页）。街头在特殊的日子用于举行宗教庆典，平时则是娱乐场所。街头的各种表演没有舞台上下的明确界线，演员与观众混杂，这种颇为“后现代”的表演方式让观剧者身临其境。20世纪一二十年代正好是一个维新和革命的时代，因此城市空间还成为了新旧文化交锋、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对抗、居民与地方政府冲突的场所。清末成都的保路运动就曾将街头政治推向了高潮，街道、校场、庙宇等一时变成了政治空间（第303、304页）。显然，城市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的空间，而是延展成为了社会的不同层面，乃至于转化为种种社会关系。也可以说，20世纪初的成都就是一个大舞台，如同街头和茶馆里的戏台，在其中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时代戏剧。

　　清朝末年，清政府实行新政，西方文化也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城市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有趣的是，其中一些变化直接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进而又以新的空间改变人们的生活。比如，成都1909年成立的“劝业场”（1910年更名为“商业场”）（第173页）、20世纪初建成的少城公园（第181页），这类公共商业中心和公园成为了新的公共场所，为市民带来了新的活动内容。甚至于晚清时引入的路灯，在改善了城市的景观和夜生活的同时，也扩展了公共空间（第214页）。当然，诸如1903年出现的警察，虽负责地方安全、进行城市管理、推行社会改革（第218页），但同时也前所未有地限制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使用。

　　如果不是以一个市民，而是以一个旁观者或者后来者的角度看，成都这样的城市还是一个窗口。妇女解放、风俗变迁，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面貌，也都可以从城市空间里体现出来。同样，城乡差别，族群、阶级、文化差异隔离出的“社会地理”（第130页），在城市空间中也显露无遗。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后，地理意义上的成都和城市空间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时代的生活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　　

　　二

　　《消失的古城》所触及到的部分城市空间一直存在到现代。书的代序和最后一篇文章所描写的大慈寺、和尚街等，还留存有作者自己的身影。其中让作者印象至深的和尚街，其结局就被作者视为是古城消失的缩影。但如果不限于这个我们还能亲身感知的时代，成都这座古城在两千年间早已历经兴衰，“消失”与“重建”循环不断。

　　且不论现代成都这个地方所留下的史前遗迹，也不去追溯传说中的蜀王都城，那么文献中确凿记载的成都建城史大概也从公元前311年开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灭蜀后，张仪、张若筑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于城内划分商肆区和民宅区等。此后，汉代增修外郭，东晋时大小城被毁，隋时重建，唐代筑罗城并改水道以使两江环抱成都。唐代形成的这一格局自宋至明清，大致延续了现代。

　　依《消失的古城》所写的城市范围，即以明清的成都城墙为界，许多消失的城市遗迹如今正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点点揭示出来。在成都城内展开的考古发掘揭露出许多古代遗迹，其中最能展现成都古代街市面貌的遗址就位于大慈寺以西、距和尚街也不远的江南馆街。在那里，2007～2008年发掘出唐宋时期的道路8条、大小水渠16条、房址22座。其中各有2条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铺砖街道形成十字路口，最长的一条发掘出220米，路面上还有车辙痕。另外还有4条支路。水道中有4条为地下排水主道，形成地下管网。房址主要分布在路两侧，大小不一，有单间和套间，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开门。同时出土唐宋时期的瓷器和佛教造像残件。在明清时期的成都地图中可见里坊布局，此遗址应是成都唐宋里坊的一部分，与富春坊的位置吻合。遗址内出土的佛教遗物与外来瓷器，可能与东边的大慈寺有关。这些考古发现揭示出成都唐宋时期的街坊，反映了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谢涛、何锟宇：《成都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此外，在江南馆街还同时发掘出明清时期的道路1条、房址8座、水井3口，表现了城市的延续发展。由江南馆街再向西到科甲巷，那里同样发现唐宋时期的道路、排水渠、房址和水井。

　　在有的地点，遗迹有更大的时间跨度，显示出城市漫长的发展史。比如在天府广场东北侧的遗址，2012年发掘出两汉三国、两晋南朝、唐宋、明代的建筑台基、房址、道路、排水沟、水井、灰坑和城墙基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至于各时代的零散房址、道路、水渠、井、灰坑、墓葬，以及陶瓷器和钱币等各类生活用品，在城内的天府广场西、内姜街、下东大街、东丁字街等都有发现。

　　还有一些特别的考古发现，如2014年在城西下同仁路发现两个北宋早期的坑，出土了127件南朝至唐代的佛教造像。这类造像还集中发现于旧城西的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宽巷子等，说明唐宋时期该区域寺院密集，而成都少城的城市功能也由工商业区向宗教文化区转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城墙在多个地点都有发现，其中发掘次数较多的是位于现今同仁路一带的西城墙，有唐代、宋代和明清时期的城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同仁路城墙遗址发掘简报》、《成都市中同仁路城墙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200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下同仁路城墙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科学出版社，2014年）。城市的东南，在清安街发掘出了宋代、元代和清代的城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清安街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这些城墙划定了城市的范围，也是城市的标志。

　　在成都旧城之外也有很多重要而有意义的考古发现，比如城西北距城墙不远的唐代净众寺园林遗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通锦路唐净众寺园林遗址》，科学出版社，2018年），城东南的不晚于明代早期的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博物馆：《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3年）。后者提供的不仅有古代酿酒业的诸多细节，还有当时交通、商贸等多方面的信息。

　　城市中的这些考古发现虽然大多是片断式的，但却是认识成都古城的不可替代的资料。　　

　　三

　　就城市考古而言，能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直接认识到的是物质形态的城市，涉及城市的起源与演变，城址和城内建筑的格局与形制，建造技术与设计理念，城市的管理以及建筑的功能，等等。再进一步，也可了解与当时文化、社会相关联的更多方面，如上文提及的考古发现就能反映宗教、工商业、交通、文化交流等。考古材料自身有其特性，它们以实在的物的形态而非观念的形态存在，而且只要地下保存有城市遗迹，考古发掘和研究就有能力不断追溯城市的历史。尤其是，若因时代久远，当记录城市历史的文字资料阙如时，考古学差不多就成了研究城市历史的唯一途径。不过城市不只是物质形态的城市，考古学最终探究的也是人的历史，所以“透物见人”才是考古学的目标。考古学直接面对的建筑“物”大多只是人造的物，而不是人和人的生活本身，考古学只能通过物才能触及人，这终究与直达人的研究有所不同。

　　有别于城市考古，《消失的古城》对城市所做的是另一类研究，它以人的生活为切入点，探讨城市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信仰、观念和种种生活样态，物质的城市只是提供了其产生和存在的空间与背景。直接就人和社会开展研究，依据和运用的资料也完全不同。如《消失的古城》所利用的研究资料就有各种地方史料、方志、档案、公告、社会新闻、民间文学，以及国外学者、传教士或普通旅行者的见闻，但凡与那个时代的成都相关的文字和图像记录，全都构成了研究素材。如此，这样的研究素材本身就包含了完全不同的、复杂的视角，也渗透了观察者和记录者的价值观和情感。这与“客观”、中性、“冷峻”的考古材料形成鲜明对比。但正是这样的史料提供了关于过去城市生活的细节，使得消失的古城重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面貌。不仅如此，利用这些材料进行历史叙事还因此而可以有多个角度。考虑到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因被忽略而“失语”，因而《消失的古城》就是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去看待改良和革命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影响（第385页）。相比之下，在考古学研究中只存在研究者看待对象物的视角，而且这一视角还应力求客观。

　　当古城成都在眼前消失时，作者认为这是令人悲伤的现实，因而撰写历史也是为了找回这个城市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撰写事实上就是在重构成都过去的空间和日常生活，通过寻找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记忆来进行历史批判与反思（第385、386页）。或快或慢，城市其实都会变化。即使不是拆毁重建，每一个时期的城市形态也终会消失。生活方式更是如此，哪怕是在没有任何改变的城市空间中，社会生活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无论在哪个方面，“消失”都是无可避免的。但对于面临消失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应尽可能采用有效的方式加以保护，甚至设法转化成不会轻易消失的精神遗产。对于已经消失的城市，只能通过各种途径来重构。考古学对古代城市的发掘和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重构城市的物质空间，当然这样做的意义，最终还在于将绵延不断的历史存放在特定的空间之中。《消失的古城》的历史叙述与考古学研究无异，其目的同样指向过去城市的历史性空间。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不可或缺，如此重构的城市和社会生活才是立体的、丰满的，才会充满细节和真实性。

　　值得提及的是，《消失的古城》利用了大量外国学者或旅行者的文图记录。比如仅在一篇关于“小商贩的自由世界”的不长的文字中，引用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的各类学者的记述就至少有8处之多（第40～51页）。 对于这类史料的利用，作者的解释是，“成都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司空见惯，很少记载细节，而外国人到成都后，便立刻被这种丰富的地方文化所吸引，留下了珍贵的记录”（第145页）。然而作者自己却没有因为“司空见惯”而忽略成都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文化，相反，他以史学家的精深研究和成都人对家乡的深情与眷恋，用含有方言引语的文字，讲述了成都这座城市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的“故事”。正是这样，读者才从中读出了令人怀念的成都“味道”。（原文刊于《读书》2019年第7期）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