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结束，甘青地区就是一个容纳来自不同方向的多种家养动物的地方。比如羊和马很可能是从西面传入的。牦牛可能来自西藏地区。骆驼可能是在附近的阿尔泰地区被驯化成家养动物的，也有可能就是直接从中亚地区传入的。猪和狗几乎可以肯定是从东部地区传过来的。而黄牛也可能是来自临近地区的传入。

关键词：甘青地区，家养动物，传播

 

    家养动物的研究一直是世界各个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关注的热点，饲养家畜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与动物的共生关系。饲养家畜提高了人类承受环境变化压力的能力，取得了包括农业在内的生产活动的进步，帮助人类更加容易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兽皮、毛、蛋、骨头等副产品，使得大量日用品可能进行长距离的陆路运输。在人类与家养动物的长期相处过程中，也增强了人类自身对友情的认识。与此同时，饲养家畜也增加了由于动物引发疾病的风险，降低了人类饮食的多样性和营养水平。如同农业被采用一样，在鼓励私有财产发展的同时，饲养家畜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并使之具体化[1]。

有关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的转变过程，认为“驯化是一个过程，通过数代间发生的遗传变化和每一代发生的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发育事件这二者的联合作用，一个动物种群变得适应人类和被控制的环境。在被驯化个体的形成过程中，器官、生物体、环境因素的相互综合作用引发动物形体的变化。”[2]上述这个驯化的定义承认被饲养的动物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这些具体情况以各种方式、不同的速度、不同的程度影响动物的形体。由于家畜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形体变化的程度差异也很大。从许多动物考古学的个案研究中观察到这些变化。

 

    在认定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属于家养动物时，应该用一系列标准去进行判断。第一，观察形态学上的差异是我们鉴定家养动物的重要标准。多种哺乳动物在驯化的过程中形体逐步变小，而且还会出现牙齿的齿列扭曲及病变等多种现象。因此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及牙齿的测量和观察，可以判断其是否属于家畜。第二，当一种动物群出现相当数量的个体年龄集中在某一阶段的现象，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居民有意识地对某种动物群体进行选择屠宰的结果，这往往表现在饲养家畜的行为中。第三，通过统计，发现一些哺乳动物种类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数量明显处于多数，与在野生状态下的整个哺乳动物群中各种动物的自然分布数量不符。而且，雌雄数量也不成比例，这些很可能是人类有意识繁殖的结果。第四，依据一个新的种属突然大量出现在某一地区，而这一地区原来不存在这种动物。我们可以推测这是由于文化交流所致，通过不同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把某些在一个地方已经是家养的动物带到一个新的地区。第五，在考古遗址中发现饲养动物的圈栏，将某些完整的动物或这些动物的某一部位有意识地单独埋葬或作为随葬品和人埋在一起，这些现象可能都和饲养有关。第六，某些家养动物的食物往往包括农作物的茎叶、皮、壳及人吃剩的食物等。因此，通过分析出自同一遗址的动物骨骼和人骨里的稳定同位素C¹³、N¹⁵，并进行比较，也可为确认家养动物提供科学依据[3]。第七，我们已较全面地认识了现生动物种群基因的多样性，这为探讨古代家养动物的基因特征提供了很好的手段[4]。DNA研究有可能更好地澄清在动物驯化过程中基因的关联和变异。

    尽管有以上一系列标准，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全面认识古代家养动物的特征绝非易事，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研究方法。

    迄今为止，由于对中国各地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材料缺乏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加之尚未严格使用一种比较公认的系列标准开展研究，所以尽管大家都承认中国是一个动物驯化的重要起源地。但是探讨中国家畜驯化特征和意义的文献尚不多[5]。因此，我们这里试图围绕甘青地区家养动物的来源问题展开讨论，以便在逐步认识各个地区家养动物特征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整个中国动物驯化的全貌。

 

    中国动物驯化的历史悠久，不同的家养动物有着不同的驯化进程[6]。我们依据已经发表的资料，遵照前文列举的系列标准进行判断和分析，归纳出中国甘青地区的狗、猪、黄牛、牦牛、绵羊或山羊、骆驼和马等7种动物属于家养动物[7]。下面逐一探讨甘青地区的这些动物驯化的进程。

    现代狗的基因证据揭示出不同地区的家狗都是由狼进化形成的[8]。自2万年以来，在欧亚大陆许多地区，狗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的狗作为家犬也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家狗可能出现在更新世晚期以来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的阶段，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农作物的证据，这个阶段以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为代表[9]。甘青地区最早的家狗发现在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距今8000-距今7400年的大地湾文化[10]。我们推测家狗在甘青地区的出现可能是在其已被驯化之后，极有可能是通过渭河流域由东方引进的。

    近年来世界上关于猪的基因研究证实了这种动物极有可能是在各地分别驯化的[11]。中国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曾经提出，中国最早驯养家猪的证据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遗址[12]。后来发现的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和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证据说明中国东北和东南也可能是独立的驯化猪的地区，时间都在距今8200年左右[13]。最近的资料显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家猪比上述几个遗址还要早，时间为距今8500年以前，属于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14]。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的大地湾文化层为距今8000-距今7400年。这个文化层出土的猪是驯养的[15]，这是甘青地区最早的家猪的证据。它们可能和家犬一样是从东方引进的。

    绵羊和山羊可能是在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及周边地区最早驯化的，时间为距今10000年前[16]。基因研究显示山羊好像是单一起源的[17]。而绵羊则有几个起源地[18]。在中国发现的古代绵羊和山羊似乎都不是本地起源的。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些属于牛科的岩羊、蒙古瞪羚、喜马拉雅斑羚和鬣羚，它们不是家养绵羊和山羊的祖先，但它们的骨骼形态与山羊和绵羊有相似之处。在西北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可能也存在那些动物骨骼。现在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机构普遍缺乏这些现生动物骨骼作为对比的标本，如果考古遗址出土的是这类动物的头骨，还比较容易判断，如果是破碎的肢骨，加上没有对比标本，我们很难准确无误地将这些动物的骨骼与山羊和绵羊的同一部位的骨骼区分出来。

    在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墓葬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都发现随葬羊下颌或骨架的现象[19]。另在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齐家文化层、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和甘肃民乐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绵羊[20]。尽管在报告中未能提及师赵村遗址石岭下类型墓葬和核桃庄遗址马家窑文化墓葬中的羊骨具体属于绵羊还是山羊，但依据后来在年代稍晚的遗址发现的羊均属绵羊，发现山羊的遗址年代相当晚这一事实，推测师赵村和核桃庄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羊应是绵羊。综上所述，在距今5600年-距今5000年左右，家养绵羊可能已经引入甘青地区。

    动物考古学和基因研究的结果均显示，家养黄牛是在距今10000年的非洲东北部和年代大致同时或稍早的西亚地区起源的，是从当地的野牛驯化而来的[21]。另有一种认识，认为南亚的印度也在相同的时间段内独立驯化了黄牛[22], 可以肯定的是，在距今7500年前南亚西北部存在家养的黄牛[23]。

    目前基本可以肯定存在家养黄牛的资料是距今5400-距今4700年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层的牛骨[24]。甘肃永靖秦魏家、大何庄及天水师赵村等齐家文化的文化层都存在黄牛已经被驯化的重要证据[25]。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了距今5600-距今4000年的牛骨[26]，但是这个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报告中没有详细论述将这些牛骨定位家养动物的证据。依据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黄牛被驯化的时间大致在距今5000-距今4000年前后，稍早于齐家文化。有关河西走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资料十分缺乏。这个地区的黄牛是何时出现的，这对于认识中国其他地区家牛的起源非常重要。有些学者推测，中国的家养黄牛是从西面或南面传入的，目前尚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要真正确立这个过程，还需要相当多的证据来证明传入的路线和进程。因为中国存在野牛，也存在多种独立起源的家养动物，因此不能排除中国存在将本土的野牛驯化为家养黄牛的可能。

    按照现代动物的分布，海拔2000米至5000米的青海地区是牦牛的主要栖息地[27]。因为现在关于早期牦牛被利用的动物考古学证据很少，目前发现的最早证据出自距今375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28]。牦牛最早可能是在西藏北部被驯化的，但驯化时间和进程仍然不清楚。20世纪50年代曾在青海都兰诺木洪遗址的搭里他里哈遗址发现类似牦牛的土质小雕像[29]。也许我们今后可以借助牦牛粪便[30]和基因分析[31]来探讨这个问题。

骆驼

    骆驼是生活在阿尔泰地区及包括鄂尔多斯和蒙古以东地区的动物，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在这一广大的区被驯化的[32]。在土库曼斯坦距今5000年的遗址发现的陶制骆驼拉车的模型和动物遗存表明当时骆驼已被驯化[33]。骆驼在那个地区被驯化之后，用作负重的动物，发挥了独特作用[34]。有学者提到，在内蒙古包头年代较早的遗址里发现有骆驼[35]，但这还没得到大家的认同。其实，在朱开沟遗址曾发现一颗骆驼牙[36]，表明这个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已经存在骆驼。在距今不到4000年的青海搭里塔里哈遗址发现过骆驼粪[37]，在甘肃河西走廊距今3700年左右的火烧沟遗址中发现有骆驼骨骼[38]。估计甘肃西部地区距今3000多年前出现家养骆驼。

    马是在中亚地区被驯化的，时间在距今5000年前，但目前对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39]。在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随葬的马下颌，不过数量不多[40]。火烧沟遗址中也有埋葬祭祀用的马骨[41]。推测将来的资料可能会进一步证实齐家文化的聚落存在家马的证据。然而目前这些资料很少。商代晚期，在安阳殷墟遗址发现随葬的马[42]。西周时期，陕西长安沣西遗址发现有马骨和随葬马的现象[43]。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甘青地区可能是马传入中原的通道，还有一种可能是，晚商时期中原地区的马是由内蒙古地区自北向南进入的。因此，尽管齐家文化发现的马骨暗示甘青地区存在早期驯化的马，但目前还不能证实它与后来在东部地区使用的马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从上述各种家养动物在甘青地区出现的时间、顺序和特征看，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甘青地区是一个接纳来自不同方向的多种家养动物的地方。比如羊和马很可能是从西面传入的，牦牛可能来自西藏地区，骆驼可能是在附近的阿尔泰地区驯化成家养动物的，也可能就是直接从中亚地区传入的。这些动物传入的路线可能就在河西走廊。猪和狗几乎可以肯定是从东部传过来的。至于牛，很可能也是来自临近地区。甘青地区各种家养动物的出现过程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情况明显不同。

    其实，英国学者伦福儒早在1970年已经认识到这个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他认为，当时的交流包括互惠的交换等几乎全部的行为，涉及多个层面[44]。我们认为，当时的狗、猪、羊、牛、马和骆驼等家养动物是通过文化交流进入甘青地区的，家养动物的传播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群的接触和交流。在甘青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就开始了人口迁徙这一复杂过程，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气候变化也许对于人口的迁徙是一种刺激，但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环境变化影响了人口的移动。

    我们希望这一研究能为更加深入地探讨甘青地区动物驯化的时间和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起点。这个地区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但这个填补必须建立在对这个重要地区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给予更多关注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理解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由来将大有帮助。

    还要强调的是，甘青地区各种动物骨骼的保存状态非常好。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将动物考古研究与采集动物遗存和其他资料的在内的田野考古发掘真正结合起来，许多动物遗存的收集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从现有的关于甘青地区动物骨骼的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以往的研究主要是简单地罗列种属，后来增加了定量统计和形态学的研究。我们承认，有资料总比没资料要好，但是仅有这些资料是不能够深入讨论古代居民获取食物的生存方式的。如果我们要围绕古代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完善考古发掘中收集资料的方法。希望考古研究人员在发掘遗址时能认真关注采集动物遗存的方法，特别是鱼类和其它一些在发掘时很难用肉眼观察到的细小动物骨骼，需要采用浮选法进行收集。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以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为主，这类发掘已经成为考古研究人员认识古代社会的一种主要途径。但是在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中并未做到认真采集动物骨骼，更不要说利用浮选法技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不足，需要尽快加以改进。对这类与基本建设相关的发掘项目，可以使用采样区法。即在发掘区域内选择重要地点作为采样区，范围大小可以因地制宜，该区域内的堆积必须经过浮选，通过概率统计，以点带面，达到尽可能多地获取资料信息的目的。我们曾在重庆中坝遗址采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好[45]。总之，我们应该提倡把科学地收集各种资料作为现代考古发掘中的一种战略性思考，在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和出于学术目的的考古发掘中，都应该严格使用浮选法，将全面采集包括动物遗存在内的各种资料定为一种制度[46]。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各种资料的基础之上。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 “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号：2006BAK21B03）的资助，特此致谢。我们也感谢理查德·麦道（Richard Meadow）和劳卡斯·巴顿（Loukas Barton）对本文提出的有益的建议，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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