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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及其在宗教仪式中的应用

发布时间:2010-12-0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吕鹏

    黄牛(Bos taurus)作为我国传统所称“六畜”之一,泛指牦牛(Bos granuiens)和水牛(Bubalus bubalis)以外的所有家牛 。黄牛是历史上的传统称法。就全国而言,黄牛的毛色虽以黄色居多,但也不乏黑、褐和红色等;就历史记载看,我国黄牛在某些历史时代和地区也并非以黄毛色为主,在其进化过程中显然已出现有意识选择的影响 。
    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为本”,牛耕的发明使得黄牛成为传统农耕经济中役用的主要畜力,终使人力从繁重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这无论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祭祀与战争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黄牛正是王一级的祭祀形式“太牢”中所使用的最为主要的祭牲。本文将就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及其在宗教仪式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关于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我们首先从骨骼形态、测量数据、年龄结构、性别结构、量化统计(MNI、NISP以及肉量结构)、考古现象等6个方面对家养黄牛的认定设定了一系列判断标准,进而应用该标准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黄牛遗骸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认定,认为可与家养黄牛建立联系的遗址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和末期(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表1)。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姜寨和傅家门遗址均仅有一条证据指向家养黄牛,同时姜寨遗址量化分析的结果也并不能予家养黄牛的认定以很好的支持,傅家门遗址仅根据出土的牛卜骨、而没有其他的标准予以佐证而进行家养黄牛的认定是颇为牵强的,因此,我们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家养黄牛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末期有两条以上标准能证明为家养黄牛的遗址包括:甘肃永靖秦魏家墓地、河南新密古城寨、河南禹州瓦店、河南柘城山台寺等(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虽然也有两条标准予以证明,但考虑到该遗址在整理过程中,将夏代和早商的遗存也一并计入统计,所以只能将其排除在外)。甘肃永靖大何庄和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所出现的特殊埋葬和随葬的考古现象,对确立家养黄牛有足够的说服力,所以,这两个遗址也可看作有确信证据能证明出土黄牛为家养黄牛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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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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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

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及其在宗教仪式中的应用

发布时间:2010-12-03

    黄牛(Bos taurus)作为我国传统所称“六畜”之一,泛指牦牛(Bos granuiens)和水牛(Bubalus bubalis)以外的所有家牛 。黄牛是历史上的传统称法。就全国而言,黄牛的毛色虽以黄色居多,但也不乏黑、褐和红色等;就历史记载看,我国黄牛在某些历史时代和地区也并非以黄毛色为主,在其进化过程中显然已出现有意识选择的影响 。
    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为本”,牛耕的发明使得黄牛成为传统农耕经济中役用的主要畜力,终使人力从繁重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这无论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祭祀与战争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黄牛正是王一级的祭祀形式“太牢”中所使用的最为主要的祭牲。本文将就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及其在宗教仪式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关于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我们首先从骨骼形态、测量数据、年龄结构、性别结构、量化统计(MNI、NISP以及肉量结构)、考古现象等6个方面对家养黄牛的认定设定了一系列判断标准,进而应用该标准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黄牛遗骸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认定,认为可与家养黄牛建立联系的遗址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和末期(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表1)。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姜寨和傅家门遗址均仅有一条证据指向家养黄牛,同时姜寨遗址量化分析的结果也并不能予家养黄牛的认定以很好的支持,傅家门遗址仅根据出土的牛卜骨、而没有其他的标准予以佐证而进行家养黄牛的认定是颇为牵强的,因此,我们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家养黄牛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末期有两条以上标准能证明为家养黄牛的遗址包括:甘肃永靖秦魏家墓地、河南新密古城寨、河南禹州瓦店、河南柘城山台寺等(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虽然也有两条标准予以证明,但考虑到该遗址在整理过程中,将夏代和早商的遗存也一并计入统计,所以只能将其排除在外)。甘肃永靖大何庄和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所出现的特殊埋葬和随葬的考古现象,对确立家养黄牛有足够的说服力,所以,这两个遗址也可看作有确信证据能证明出土黄牛为家养黄牛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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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0期

作者:吕鹏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