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研究
内容提要：鲤鱼嘴遗址是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该遗址经过两次的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和水、陆生动物遗骸。在这批文化遗物中的燧石器、砾石石器、陶器等反映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本文通过对鲤鱼嘴遗址三个时期在气候环境、植物形态、动物形态以及出土器物类型的分析对鲤鱼嘴遗址史前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进行初步探讨。
关 键 词：鲤鱼嘴遗址 气候环境 动、植物形态 经济形态
鲤鱼嘴遗址发现于1980年1月，同年10至11月在广西文物工作队的协助下柳州市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同时还发现墓葬6座，经北京自然博物馆修复，确认为4具人体骨骼。这次发掘工作的资料公布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鲤鱼嘴遗址所发现的独特的文化遗物，使其成为柳州、广西乃至华南地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及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
为加强对鲤鱼嘴遗址的保护和研究，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考古队联合对鲤鱼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8平方米，出土的文化遗物有陶片、石器、骨器及石核、废石片等千余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2）。
对鲤鱼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取的文化遗物呈现出以燧石器、磨光石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斧、石锛、蚌器等为主的生产工具，这主要反映该遗址当时的生产方式；以骨针、骨锥、陶器等为主的生活用具，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形式，以出土的动物遗骸、植物果核等反映了当时人类获取食物的种类，上述的三个方面也基本形成了鲤鱼嘴遗址史前经济形态的基本要素。对此，本文依据鲤鱼嘴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和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对鲤鱼嘴遗址的史前经济形态进行初步探讨。
一、鲤鱼嘴遗址史前的自然形态
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形式、经济规模、经济手段和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还应包括对自然形态的分析。在史前社会，人类的生存手段极其有限，自然形态的变化与他们的生存、发展等都息息相关。因此，探讨史前经济形态就不能回避史前自然形态的分析。自然形态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比如气候环境分析、植物形态分析和动物形态分析等。气候环境直接影响着植物种类的分布和动物群体的变迁，进而影响到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形式及规模，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史前人类获取食物资源的种类及其使用生产、生活的工具类型等方面。
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分析也应包括上述的几个或更多个方面。该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其文化堆积在第一次的发掘简报中，主要划分为两个文化层，即下文化层和上文化层。在第二次发掘中通过对文化堆积的分析，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或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第二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约在距今9000年前后；第三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大体在距今约6500年前后。本文对鲤鱼嘴遗址自然形态的分析将以上述三个时期来进行。
（一）、鲤鱼嘴遗址的史前气候环境分析
鲤鱼嘴遗址位于柳州市区南部大龙潭公园内的大龙潭东北，龙山南麓的岩厦下，北距柳江约3公里，其西侧为雷塘。我们通过对柳州地区史前的气候环境的分析可以了解鲤鱼嘴遗址在上述三个时期的气候环境变化。
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气候环境
鲤鱼嘴遗址第一期的文化堆积基本与1980年该遗址发掘时的下文化层相当。根据当时对下文化层出土的螺蛳壳进行C14年代测定，为21200±450，18600±300年（3）。这个时期为晚更新世末期，即大理冰期的末期阶段，气温较现代要低许多。这种干冷的气候对当时的动、植物及人类有着极大的影响，史前人类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艰难的生存，并期待着冰期早日结束。
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文化堆积的气候环境
鲤鱼嘴遗址第二期的文化堆积年代约在约距今9000年前后，此时已经过了末次冰期——大理冰期，全球气温开始进入升温期，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来临。从敦德冰芯与若干地点的孢粉记录上，10Ka BP的温度已达到现代水平，9.0Ka BP温度已稍高于现代（4）。处于全球气温变化范围内的鲤鱼嘴遗址也应遵循这一变化，在约距今9000年前后，这里的气温开始由冷变凉，由凉变暖，逐渐升高，可能开始出现亚热带气候环境。另外，从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的孢粉分析也可以了解当时气候环境状况。在对甑皮岩第三期的孢粉分析中，在距今约10000年至9000年间，甑皮岩遗址的环境为阔叶乔木如栎属和亚热带常见的枫香属，蕨类和藻类逐渐增加，说明当时气温逐渐升高，降雨量增加（5）。更接近北回归线的鲤鱼嘴遗址在这一时期的气候环境应接近于甑皮岩遗址。同时，由于此时还处于全新世升温期的初级阶段，不时会出现气候环境波动的可能性。
但是，此时温暖的气候环境和降雨量的增加，对喜湿热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生长范围的扩大，也有利于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发展。
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文化堆积的气候环境
鲤鱼嘴遗址第三期约距今6500年，基本处于全新世大暖期。虽然在大暖期内存在着相当多的气候与环境波动，但在7.2——6.0Ka BP之间，基本是大暖期中稳定的暖湿阶段，即大暖期的鼎盛阶段（Megathermal maximum），各地气候均较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国（6）。在对珠江三角洲23个钻孔剖面、200个岩心样品所取得的孢粉分析，中全新世早期的前时段（7.5——6.5 ka BP）较热，属南亚热季风气候，与现今相近，为热湿气候；后段（6.5——5.5ka BP）稍凉，为略热略湿气候（7）。同时，该期还发生大面积的海侵现象，例如：6.5——4.0 ka BP为高海面时期和6.5ka BP左右主要是海侵现象（8）。
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其气候环境也基本是属于亚热带温暖湿热的状态。这样的气候环境促使包括水生动物在内生物空前繁荣，这对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鲤鱼嘴遗址史前植物形态分析
鲤鱼嘴遗址史前植物形态归属这一时期柳州地区植物形态的范围，对柳州地区植物形态的分析可以揭示鲤鱼嘴遗址史前三个时期的分布范围和分布种类等情况。
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
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干凉或某种程度上的干冷环境，在植物形态上的表现应为，喜凉、干类植被在植物生态系统中占主要组成部分。在对鲤鱼嘴为代表的孢粉分析显示，这一时期，柳州地区的植物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尤其是18.0——15.0Ka BP期间，为末次冰期的盛冰期，柳州地区的植被主要是由喜温偏干的松、栎为主，并出现了云杉、冷杉、陆均松，显示当时气候较今冷干（9）。另外，几乎处于同时期而晚于鲤鱼嘴遗址第一期的桂林地区在大约距今12500年之前是比较寒冷的，12500至10800年左右才进入过渡性的冷阶段，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一期所处的时代即为过渡性的冷阶段（10）。
在这种比较寒冷的气候环境中，年平均温度降低，年平均降雨量减少，喜暖湿的植物形态是难以存在的，只有诸如栎属、松属以及禾本科、蒿类等比较耐干冷的植物有较好的生长。同时，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孢粉分析也显示出，该期的植物形态中以柏科、松属、杉类、禾本科、蒿类等喜温凉、耐干旱的植物为主（11）。
总而言之，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应该是以喜凉、耐干旱的植物为主，诸如松属、杉类、柏科、禾本科、蒿类等干旱温凉型，遗址周边的植被多为落叶阔叶林、灌木等。
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
本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随着其气候环境变化而较第一期有很大改变。由于本期文化堆积处于全新世大暖期之中，气温逐渐上升，降雨量增加，对植物的生长、繁衍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很多喜温暖、湿润的植物开始增多，这一变化在桂林甑皮岩遗址也有体现。在甑皮岩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大约距今10000至9000年）中的孢粉显示，当时遗址附近除了松科以外，其它木本植物包括阔叶乔木，如栎属和亚热带常见的枫香属开始出现，蕨类和藻类的孢子数目明显增加，遗址附近当时应是针、阔叶稀树草地环境，植物资源比较丰富（12）。同时甑皮岩遗址第四期文化堆积的孢粉显示，遗址附近的植被形态与第三期近似，但附近有亚热带阔叶林木及灌木生长。作为同一气候环境内的鲤鱼嘴遗址，在同一时期内的植物形态也应该具有相似性。因此，处于全新世早期的鲤鱼嘴遗址附近的植物形态也应是针、阔叶稀树草地类，遗址附近应有亚热带植物和灌木存在，植物资源也应比较丰富。
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
根据李平日等对珠江三角洲番禺茭塘GG18孔剖面Ⅲ孢粉带研究，早全新世中期（6.5Ka BP左右），珠江三角洲番禺地区属栲属－栗属－野牡丹科－金毛狗属（Cibotium）孢粉带，以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72.9～85.3％），草本和蕨类均较少。木本花粉中以栲属为主（32.5～38.1％），其次有石柯属、桃金娘科（Myrtaceae），夜香树属（Cestrum）、胡椒科、棕榈科等热带、南亚热带科属（13）。据此可知，由于当时的气候为热湿环境，植物形态应为常绿阔叶林带。
处于大暖期鼎盛时期的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由于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喜热湿植物的分布相当广泛，而喜凉、干的植物少见或基本不见。鲤鱼嘴遗址附近的植物形态中，亚热带植物应占主要，植被覆盖程度要高于现代，植被种类应与珠江三角洲番禺地区属栲属－栗属－野牡丹科－金毛狗属（Cibotium）孢粉带相近。
（三）、鲤鱼嘴遗址史前动物形态分析
在对鲤鱼嘴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均发现较多的动物遗骸。由于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动物类型尚未公布，我们暂且以第一次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为基础作以分析。
在第一次发掘中，鲤鱼嘴遗址出土了较多的水、陆生动物遗骸（除人体骨架外），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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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
T2 | |
| 上文化层 | 黑鼠右上颌骨、水鹿右上M1臼齿、猕猴化石残片、鱼咽喉齿化石、鳖化石残片、鼠牙化石、猕猴上犬齿、狐狸左下颌骨带一列臼齿、鹿下颌骨化石（带P3－P4前臼齿）、螃蟹化石、鹿蹄化石、野猪颌骨化石 | 猪前臼齿P3（乳齿）、羊M1、下臼齿、野猪臼齿、颌骨化石、鹿牙化石 |
| 下文化层 | 牛牙化石残片、鹿角化石、野牛P4前臼齿、犀牛牙化石、牛牙化石、鹿牙化石、羚羊角化石、虎犬齿化石、水鹿上（M2）、鹿牙化石（P4－M1）、啮齿类动物牙齿化石、鹿牙化石带颌骨、野兔颌骨化石（带牙齿）、水鹿下第二前臼齿化石、猪獾犬齿化石、鳖骨片化石、豪猪M1、猪牙化石、猪门齿化石、蟹化石、猕猴左下颌骨带P2－P4前臼齿、咬洞竹鼠左下颌骨化石（带牙齿） | 猞猁牙齿及颌骨化石、野兔牙齿化石（带颌骨） |
经过鉴定，出土的陆生动物遗骸共有17个种属，具体如下：
灵长目：猕猴
兔形目：野兔
啮齿目：咬洞竹鼠、黑鼠、无颈鬃豪猪
食肉目：狐狸、熊、猪獾、虎、猞猁
奇蹄目：犀牛
偶蹄目：南方猪、麂、斑鹿、水鹿、羚羊、牛
此外，还有一些爬行类和鱼类的骨头，如鳖的背甲，鲤科鱼的咽喉齿等。（14）
在鲤鱼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中，除了犀牛目前在广西区域内不存在外，其它种属还均能发现，这些动物的生活环境为：鹿栖息于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附近；牛栖息于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或稀疏草地中；猪喜欢生活在灌木丛或较低湿的草地和阔叶林中；豪猪则居住在山坡草地或密林中；竹鼠多居住于竹林中；大蜗牛生活山地、丛林中；龟鳖、蚌、螃蟹等则生活在河湖中；螺类生活在湖泊、河流、池塘、河沟内等；犀牛生活在热带雨林或热带草原；猕猴生活在山地或平原的树林中；野兔生活在稀疏灌木丛和草地中。鲤鱼嘴遗址的四周为石灰岩山环绕，山上树木葱郁，遗址前面为大龙潭，潭水经遗址前向西北流去，汇入柳江河。另外，鲤鱼嘴遗址附近又比较广阔的草地等，这些都为鲤鱼嘴遗址动物群的生活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通过对鲤鱼嘴遗址出土陆生动物遗骸的观察和分析，还未发现此时已存在动物驯养的现象，即均为野生种属的特征。如果真有动物驯养的开始，也是处于原始阶段（15）。鲤鱼嘴遗址动物形态的分析不仅能了解鲤鱼嘴遗址史前动物的种类，也可以了解当时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和种类，同时对研究鲤鱼嘴史前人类的饮食结构也有一定意义。
二、鲤鱼嘴遗址器物类型分析
器物类型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一个遗址文化组成，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提取该遗址文化堆积中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其中包括技术水平、文化组成等。鲤鱼嘴遗址器物的类型分析主要为了解其石器组合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文化进程等关系。
鲤鱼嘴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燧石石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穿孔石器、砺石、石核、石片、陶片、骨针、骨锥、骨刀、蚌器等文化遗物。
鲤鱼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工作人员对所有发掘出土的原生堆积用5mm孔径的网筛进行筛选，并使用浮选仪对筛选后的土样进行浮选，获得了诸如陶片、石器、骨器、石核、石片等文化遗物千余件。同时，又根据遗址的地层迭压关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器，其中以燧石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未见陶器及其它质地的文化遗物，燧石石器主要为石片石器，石核石器较少，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和切割器等。第二期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仍以细小的燧石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唯一重要的变化是该期发现了陶器，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器形以敞口、束颈的圜底（釜）罐类器物为主。第三期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仍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部分陶片可见轮修痕迹，器壁较薄，火候较高，器形仍以圜底（釜）罐类器物为主，燧石质细小石器和砾石打制石器基本不见，只见少量磨制石器。
从鲤鱼嘴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的特征来看，第一、二、三期的文化堆积基本是连续的，这表明该遗址从被人类使用时起到最后的废弃基本也应是连续的，也就是说，鲤鱼嘴遗址自晚更新世末期（Late in Lower Pleistocene）至中全新世早期（Early in Middle Holocene），人类就一直在此活动并将该处作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居所，在这里史前人类利用鲤鱼嘴遗址周围的自然资源生息、繁衍、发展。
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器物类型分析
从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出土的器物看，以燧石器为主，其中主要为石片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和切割器等；砾石石器包括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本期未发现陶器。
燧石属于硅质岩石料，石质硬而脆。经人工打击而产生的石片一般不是很大，形状多呈贝壳状，有比较锋利的边缘，是史前人类用来屠宰牲畜、切割肉类的理想工具。其用法是将加工好燧石器和木棒或木棍绑在一起制成复合工具。这种现象在欧洲和近东等硅质岩料丰富地区的史前遗址中最为常见，同时在我国华北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史前遗址中也经常发现。对于燧石器的功用，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同细石器一样是用来剥离加工兽皮，切割肉类，其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关。由此来讲鲤鱼嘴遗址出土的燧石器与狩猎类型的生产活动有很大关系。大量出土的燧石器也说明当时狩猎在该遗址中占据重要位置。
另外，鲤鱼嘴遗址出土的砾石石器，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砍砸器的用途主要为砍伐和砸击，尖状器为挖掘植物的根、块茎，刮削器则是以刮、削为主，它们的功能体现的是挖掘、采集类型的生产模式。同时，该期出土的一定数量的水生动物遗骸，这表明捕捞水生动物也是当时人类的取食方式之一。
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器物类型分析
本期出土的器物中仍然以细小的燧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但燧石器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砾石石器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一现象表明，狩猎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中虽然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所占的比重已有所下降，以砾石石器为代表的采集、挖掘等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开始上升。
本期出土的更重要的器物则是陶器的出现，陶器为泥条盘筑法制成，工艺水平原始，火候较低，陶胎夹杂颗粒较大的石英颗粒或方解石颗粒，器形为圜底釜（罐）类。从制作水平等方面看，本期发现的陶器与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和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出土的同类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6），均为制作粗糙，质地疏松、火候低、属圜底釜（罐）类器物。对于该地区陶器的用途，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史前人类为采食螺、蚌类水生动物而产生的。同时，该期文化堆积中大量螺壳也说明，捕捞业已成为当时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当然，狩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时在该遗址活动的人类的主要生存手段。
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器物类型分析
在该期出土的器物类型中，砾石石器成为主要器形，燧石器基本不见。磨制石器、穿孔石器出现。这一现象表明，作为屠宰牲畜、切割肉类理想工具的燧石器退出当时工具的使用范畴，而代表采集生产方式的磨制石器、穿孔石器进入人类的使用领域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另外，本期发现的陶器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且制作水平有较大改进，陶器形制比较规整，出现轮制技术，陶胎变薄，烧制火候较高等。这也表明当时人类对陶器制作、使用比较重视，陶器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逐步提高。
器物类型的变化说明，当时人类生产方式的转变，促使某些类型的器物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降低并逐渐消失，同时一些适应社会生产模式的新类型器物开始出现并占主要地位。
依据本期出土器物的种类和器物类型的种类和它们的消长关系等，该时期鲤鱼嘴遗址的生产模式与第一、二期有较大区别。本期的生产模式应以采集、捕捞为主，狩猎可能已处于当时生产活动次要地位或已退出当时人类生产类型。
三、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分析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载体，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环境往往制约甚至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生产方式。即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常常存在着不同经济类型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居住方式等（17）。
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研究同样是基于对鲤鱼嘴遗址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植物形态、动物形态和器物形态等方面的分析。不同的史前遗址在不同的气候环境、动、植物资源的自然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
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的经济形态
鲤鱼嘴遗址本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应以狩猎经济为主，同时辅以采集和捕捞经济类型。鲤鱼嘴遗址遗址第一期的气候环境表明，此时期气温较现代要低许多，植物类型也以喜干、凉或干、冷的栎属、冷杉、云杉、松柏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同时周边的植被多为落叶阔叶林、灌木等。这样生态环境比较适应鹿、羚羊、牛、熊、狐狸等喜欢凉、干环境的动物。此时期虽然供人类采集的食物资源也许比较匮乏，但较多动物资源可供史前人类捕获。陈胜前先生通过一个俭约的模式在对狩猎采集者可能适应行为的变化研究中发现，在我国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有较丰富的动物资源和可使用的植物资源，但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却不多，而在动植物资源相对较少且偏干燥的北部、西部地区更适合于狩猎采集者。（18）
在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出土的器物中以细小的燧石石器为主，燧石石器是屠宰牲畜和切割的理想工具。这种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明它是为适应当时的狩猎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而产生的。同时，遗址出土的砾石石器表明采集经济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螺类等介壳类动物遗骸也说明捕捞经济同样是此时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一部分。
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文化的经济形态
鲤鱼嘴遗址第二期已开始进入全球气温的升温期，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来临。气温的升高，降水量增多促使植被的复苏、繁荣，进而带来动物资源的发展，初级生产力略有提高。该期虽然已进入全新世升温阶段，但气候还不是很稳定，偶然的气候波动都会给刚刚复苏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此时期的植物形态以针、阔叶稀树草地为主，但遗址附近存在亚热带植物和灌木。丰富的动物资源使史前人类继续以狩猎经济为主，燧石器继续成为人类屠宰牲畜和切割肉类的工具。同时，多样的植物形态也为史前人类的采集经济形态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采集类型的砾石石器数量增多，食物采集开始成为该时期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全球气温回升也促进水生动物的生长、繁殖，捕捞水生介壳类动物也成为史前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
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的经济形态
该期属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较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国。鲤鱼嘴遗址的气候环境也基本是亚热带温暖湿热的状态，植物形态以亚热带植物为主，植被覆盖程度要高于现代。根据陈胜前先生的研究，初级生产力很高的自然环境中，实际可食用的食物资源很有限，动物资源更甚。在这样的食物资源环境中，对以狩猎经济形态为主的社会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挑战。生活在鲤鱼嘴遗址的史前人类只有转变生产模式才能适应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鲤鱼嘴遗址中以狩猎经济为代表的燧石器逐渐衰落并消失。同时，鲤鱼嘴遗址丰富的植物资源促使采集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以砾石石器为代表采集经济逐渐上升并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
另外，本时期温暖的气候环境也促使包括水生动物在内生物空前繁荣。捕捞介壳类、鱼类、龟鳖类、贝类等水生动物逐渐成为鲤鱼嘴遗址史前人类获取肉类食物的主要形式，并以此取代早期以狩猎来获取肉食资源的形式。为更好的获取肉类食物，陶器制作技术的改进成为关系史前人类生活状况的迫切需要。在经过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多次实践后，陶器制作技术不断进步，陶器的器壁变薄，泥条盘筑逐渐向轮制技术转变。
四、结 语
鲤鱼嘴遗址作为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堆积，在时代上经历了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发展序列。通过对这三个文化时期的气候环境、植物形态、动物形态和器物类型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对鲤鱼嘴遗址三个文化阶段的经济形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鲤鱼嘴遗址三个时期经济形态与晚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中期的气候环境有重要的关系，这三个时期的气候变化直接导致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的转变。
2、鲤鱼嘴遗址三个文化堆积的经济形态基本成为一个发展序列，即第一期以狩猎经济为主，采集和捕捞经济为辅；第二期以狩猎经济为主，采集和捕捞经济为辅，但狩猎经济的地位已有所降低，而采集和捕捞经济呈现上升趋势；第三期以采集经济为主，同时捕捞经济在社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狩猎经济已成为社会生产的辅助手段或退出社会生产的范围。
3、鲤鱼嘴遗址三个时期的器物组合变化是该遗址经济形态变化的直接反映，其中燧石石器、砾石石器和陶器的变化是该遗址经济形态变化的重要标志。
总之，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探究对了解该遗址史前社会形态有着重要的关系，使研究其社会形态的基础。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研究对了解该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此外，鲤鱼嘴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磨制石斧和蚌刀的出现是否预示着本期可能存在早期农业的痕迹，这一问题有待以后的发现和研究。
本文在写作过程得到柳州博物馆刘文副研究员的指导及诸多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1、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遗址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2、傅宪国、蓝日勇等：《柳州鲤鱼嘴遗址再度发掘》，《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4日，第一版。
3、黎国兴等：《柳州大龙潭贝丘遗址年代及与其邻近地区对比》，《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
4、6、8、施雅风、孔昭宸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5、10、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4年。
7、13、李平日、方国祥、黄光倾：《珠江三角洲全新世气候变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9、林强：《广西史前生态环境》，《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
11、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15、刘文、张镇洪：《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动物群研究》，《纪念黄岩洞遗址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17、钱耀鹏：《史前城址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
18、陈胜前：《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人类学报》，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