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董作宾先生受命前往河南安阳小屯，开启殷墟发掘的序幕。今年是殷墟发掘80周年，2008年10月29日至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人民政府、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师范学院、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单位在河南安阳共同举办“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考古与文化遗产论坛”，以纪念殷墟发掘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的历史性事件。

    参加此次纪念会的学者达200余人。其中来自海外的学者58人。会议以学术研讨为核心，同时穿插了洹北商城宫城城墙及新揭露的洹北商城2号建筑基址发掘现场参观，并邀请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胡厚宣等参加过1930年代殷墟发掘的前辈学者的后人，在小屯村北原史语所的发掘工地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

    殷墟8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殷墟遗址研究、保护工作的一次严肃的检验。以下诸项成绩受到与会者一致认可：

1、  殷墟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围绕保护遗址开展的专项立法、遗迹展示、博物馆建设等工作均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2、  殷墟布局研究进展显著。标志有三。一是洹北商城的发现，包括城内大型宫庙区的确认、宫城的勘探。二是殷墟的区域调查揭示了洹河流域的商代聚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大带众小”的“二级结构”，为进一步理解商代社会结构打下了基础。三是传统意义的殷墟范围内发现一批道路和排水设施等，并且有学者对小屯基址区部分建筑进行了合理复原，辨析出若干庭院式建筑。

3、  殷墟手工业生产方面的研究进展显著。通过发掘孝民屯铸铜作坊等遗址的发掘以及相关遗物(如陶范)的分析，目前学术界对殷墟铜器铸造的工艺流程有了清晰把握。新的研究手段的应用(例如陶器岩相学)，拓宽了研究领域，获得许多新知。

4、  商代社会结构的研究有重要进展。尤其表现在“族”结构研究的深入。

5、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发现与研究，逐渐展示出商朝诸王族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直接涉及到商王武丁及武丁配偶妇好。

    会议收到论文92篇。是历年殷墟纪念会中收到论文最多的一次。这些文章按内容大致可分7个专题。本文依专题对文章内容略作概 括，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刊出，以便不曾赴会的学者们了解殷墟研究的最新成果。

殷墟是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点，了解殷墟考古成就有益于推进中国文明探源工作。

 

    藏振华先生《李济与殷墟发掘：一个学术史的透视与省思》一文回顾了李济先生投身考古、领导考古事业、培养考古人才，以及其学术遗产等方面，对李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作了全面的回顾，并由此来评价今天的考古工作水平。

    王巍的《殷墟考古的几个问题》讨论了殷墟考古工作的现状和未来方向。提出今后的殷墟研究应该注意多层次、多角度。应强调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强调考古发掘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还特别提到了加强海峡两岸以及同国外学术界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殷玮璋的《探索研究必需按科学规程操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则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例子，反思了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强烈主张学术研究应该按科学规律进行。

    杨宝成《殷墟80年来的学术成就》回顾了殷墟80年来考古工作的人才队伍优势，同时指出，当前的殷墟研究应进一步“完善与细化殷墟文化的分期与断代”，并“加强殷墟的生态环境考察与研究”以及“制陶工艺的探讨”。

    张松林《殷墟与中国考古学》和石蘭梅的《安陽發掘對疑古運動的影響》则讨论了殷墟的考古工作对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学术思潮的影响。

    宋豫秦的《先秦宋地之哲学大成及其与殷墟文化的渊源关系》是一篇在思路上有明显开拓性的问题。他所讨论的是宋地哲学与殷墟文化的关系，无论观点如何，该文首次将中国古代的哲学渊源与殷墟联系了起来，这种探讨足以引起人们进一步深思。

    杨晓能的《商时期考古学亟待研究的几个问题》建议殷墟研究、以及包括殷墟在内的商代考古学研究应关注若干大型课题。例如都邑间的关系、对商代最重要的社会单位“族”的描述、各地青铜文化关系的描述和理解等。

    张坚提交了《董作宾生平事略》一文。此前他刚刚在董作宾之子董玉京先生的协助下，整理出版董作宾《萍庐影谱》一书。张坚从董作宾从事考古工作的时代背景出发，简略回顾了董先生的学术岁月，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事迹。

    石蘭梅《安阳发掘对疑古运动的影响》一文，认为殷墟对于中国学术史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重拾了学术界对古代文献的信心，使得当时学术界的疑古氛围不得不有所修正。

    李弘祺的《宋人的古史观：从欧阳修与洪迈论[史记]说起》看似与殷墟无关，但由于谈的是宋人的古史观，仍然透出与殷墟文化的联系。

 

    王立新《从商文化的分布与聚落形态看商王朝的国家形态》一文，通过分析早商时期(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一期至殷墟大司空村一期以前)商文化分布格局的变化，推论商王朝在其扩张时，既有直接隶属的以“直辖邑”为代表的控制区，也有一部分平等结盟的“邦伯”属地。因此商王朝“兼具中央集权与方国联盟性质”，是一种既有中央权力的领土国家，但在势力强大时有远及邦畿的政体。

    方辉《二里岗期中型墓的性质与早商国家的形成》一文通过研究墓葬的葬俗，注意到郑州商城、盘龙城、台西、老牛坡、大辛庄等地的二里岗期中型墓在葬制、葬俗方面存在着高度的共同性，这包括葬式、殉牲、使用朱砂、随葬品组合等，反映了高度商化的特征。但各地墓主人头向却有差异。郑州商城中型墓头向北，而郑州以外的中型墓大都朝向郑州方向。作者由此推测：郑州的中型墓可能代表商王室或都城高级贵族墓葬，而周边地区中型墓的主人应该是为商王朝征战疆场或出于各种目的而派赴各地的官员及其后裔。作为商王室的代表，他们在地方上具有贵族身份，死后仍与都城贵族在埋葬方式上保持了高度一致，并显示出对王室的忠诚与对故土的眷恋。

    徐义华《商代分封制的产生与发展》，认为最初的分封制是商朝产生的。商王朝在尽有夏王朝之地的情况下，为控制新近征服的地区，采取了分封的措施。商人的分封集中于豫西、晋南地区，建立了许多带有军事性质的据点，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很可能即商人早期建立的武装戍守中心，是商王朝带有封建性质的地方诸侯。文章还认为，商王朝的分封制尚有一定原始性，还没有成为系统成熟的制度。

    牛世山《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模式与阶段初探：从夏商周时期的都城规划谈起》一文对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遗址布局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夏商周时期主要都城城址进行分类排比，然后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讨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模式。

    张国硕《商文化阶段划分探索》一文回顾了历年来学术界有关商文化大分期的研究成果，认为当前学术界通行的早商、中商、晚商三分法存在问题，建议将商文化划分为以郑州二里岗文化和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的两大阶段，分别称作“商代前期文化”和“商代后期文化”。商代前期与商代后期以盘庚迁殷为界，商代前期文化包括二里岗文化一至四期，年代始于商汤，止于盘庚迁殷之前；商代后期文化包括殷墟文化一至四期，年代始于盘庚迁殷，止于商纣亡国。洹北花园庄遗存早段、晚段以及洹北商城遗址归入殷墟一期文化，可称作“新殷墟一期文化”；包括洹北商城、小屯殷墟在内的安阳殷都是盘庚迁殷之后商王朝的政治中心。

    江雨德(Rod Cambell)《国之大事：商代晚期中的礼制改良》讨论了商王朝礼制的发展变化。文章根据殷墟占卜过程中贞人越来越少、卜问事项越来越单调，与此同时殷墟晚期墓葬的随葬品出现冥器化现象、祭祀简单化等变化，认为这种变化所关联的是商王朝作为一个系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

 

    近年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的发掘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李维明提交了《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初析》一文分析的正是这批材料。作者通过陶器形态学对比，论证刘庄墓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并认为该墓地是一处具有初步规划的“族墓地”，其文化属性大体接近先商文化辉卫型。

    李素婷《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聚落的布局及其特征》一文讨论的也是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主要是向与会代表介绍近年由她主持发掘的关帝庙晚商聚落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认为这是一处集环状围沟、居住区、祭祀区、墓葬区、制陶手工业为一体的聚落。

    李龙海《早商晚段至殷墟时期商人与东夷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一文讨论的是商代东方地区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商文化交流的问题。

    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一文先观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以前诸考古学文化的态势，进而讨论了二里冈下层阶段商文化的西进过程、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商文化在西方的稳定，以及相当于殷墟二至四期阶段商文化在西方的退缩。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商代历史与晋西南的关系问题。

    宋建忠、吉琨璋《晋南地区商代至周初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则着重于山西地区的商文化。该文提出山西地区的商文化可以分为早商、晚商两个阶段，但晚商时期商文化势力明显减退。文章中提到了一些较新的考古材料。

    韓国学者宋鎬晸提供了《从商代周代青铜礼器看到的箕子朝鲜和古朝鲜》一文。文章通过讨论发现于大凌河流域的商周两代靑銅礼器的年代和铭文内容(包括铭文中的“箕”、“孤竹”)，认为箕子集团可能主要分布在山东莒县一带，虽有一支可能迁徙到辽宁喀左地域，但这仅仅是箕国的一支，或为附属于“燕”的附属小国。不能设想它在辽西地区建立了独自的国家。

    讨论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只有向桃初《从殷墟出土铜铙看南方铜铙的年代》一文。作者分别观察了殷墟铜铙和南方铜铙的形态特征和纹饰特征，认为最早的南方铜铙约相当于殷墟三期可稍晚。经过发展在商末周初进入鼎盛时期，最终在西周中晚期终结。并认为地域上早期南方铙分布于鄂东南赣西北，中期铙分布于湘江流域和江浙地区，晚期铙仅在湘江流域存在。

    徐良高的《“殷材周用”与周原凤雏甲骨性质初识》，根据文献及周原出土的甲骨材料，认为周原凤雏甲骨卜辞很可能是归降周人商朝贵族家族在周王室担任高级史官，负责为周王占卜、记事所留下的。

    印群的《试析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商式与周式陶簋》一文选择陶簋这样一种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和墓葬之中的陶器，讨论了商、周两种文化因素的消长。认为商式陶簋的存在既揭示出当地居民在吸收周文化因素的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自身的特色。

    王青《山东东营市南河崖西周煮盐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介绍了一批新材料。钱益汇《周代东夷文化的变迁》讨论了西周时期周人占领山东地区后“东夷文化”与齐、鲁两封国所代表的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唐际根、荆志淳、刘忠伏的《近年来洹北商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及其成果―兼论洹北商城的布局与主要遗迹的年代》一文综合了洹北商城发现以来的主要成果，包括首次报道洹北商城宫城的发现与试掘。文章首次从一线考古工作者的角度，系统讨论洹北商城主要遗迹的年代。认为洹北商城遗址首先形成的是宫殿宗庙区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包括一号基址)，以及同时在宫殿宗庙区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形成的部分居民点；经过一段时间后，宫殿宗庙区的外围筑建了宫城；又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在整个遗址的外围夯筑外城，但外城建造过程中，宫殿宗庙区内的大部分建筑几乎同时遭到焚毁破坏，外城也突然停工，仅东、北、西三面城墙的基槽夯筑至地表，南墙甚至连基槽也未筑起。推测商王朝中期历史上应发生了一次史无所载的重要事件，导致宫殿被毁、外城停建。

    孟宪武、谢世平《安阳洹北商城考古学文化年代辩析》一文认为，洹北商城的考古资料基本确定了它是一座商王朝中期所建的都城。认为该城可能是商王盘庚所迁之“殷”。

    杜金鹏《殷墟乙十一组基址研究》一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该文面对博杂而且发掘基础并不好的材料，讨论了殷墟宫殿宗庙区一批夯土基址的布局、年代与性质。文章最重要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a.所谓乙十一基址并非一个单体建筑，而是多座建筑的重叠。根据夯土形状、层位，柱础石的布列组合、方向，祭祀坑的位置、层位和内涵，该基址大致分为早、晚两期建筑(但不同于早年石璋如在报告中所划分的乙十一前期和乙十一后期)。早期建筑以夯土Fn为主殿，以夯土A为西耳庑，以贴近乙十二的（包括夯土C西部、夯土D以西）夯土为西庑，以贴近乙十三的（包括夯土D和Fs）夯土为南庑，围成一个四合院。晚期以夯土G为主殿，以夯土B为耳庑，以乙十二为西厢，乙十三为南庑，它们也组成一个四合院的西半部分。这两个四合院在方位上大体重合，早期者位置偏北而规模稍小，晚期者位置偏南而规模扩大，且方向更偏西南。从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分析，乙十一前期基址建造年代上限为殷墟二期早段，即不早于武丁晚期。后期基址晚于前期基址，具体年代不晚于殷墟二期早段。整个乙十一组宫殿建筑的始建、重建和补建，都是在武丁晚期完成的。对乙十一基址的性质，文章推定为商王理政的处所，即所谓“朝”。并认为如果它与乙五组宫殿同时并存了一个阶段，则它可称之为“外朝”；如果乙二十组宫殿建成之后它还在使用中，则变而为“中朝”。而作为西庑的乙十二基址，则可能属“廪台”(文章同时认为类似建筑基址在殷墟还有，如甲一、甲五、乙十八早期、丙九、丙十、丙十二、丙十三基址等)。

    b.乙十四基址能是四面有墙的四角攒尖式建筑。房门朝南。建造年代不早于殷墟二期早段即不早于武丁晚期。

    c.十五基址可能是属于乙十三与乙二十之间的过廊建筑遗迹。属武丁时期建筑。

    d.乙十七基址是平地起建的方形地面建筑，从具有白灰墙皮推知它有土墙。房顶形态难以断定。房门应该朝南的。可能系住人之用。年代与乙十一四合院基址年代相同。

    e. 乙二十一基址可能两层一体。下层为方形单室，上层为坐西朝东的楼阁建筑，四面坡或南北两面坡屋顶。年代为殷墟二期遗存，约当商王武丁晚。乙二十一基址位置分析，它也应该是与乙四基址类同的建筑，属于乙十三南面具有瞭望警卫、礼仪标志等作用。

    f. 乙十一基址前后两期建筑之间的关系，可看作是一个宫殿院落的两次建设，即推倒旧宫殿重建新宫殿。旧宫殿规模稍小，位置偏北；新宫殿规模扩大，并略微向南推展。至于乙十四、乙十七、乙二十一，虽然与乙十一等基址不相连接，但从整体布局看，均应从属于上述宫殿建筑组群。笔者把这些基址的组合体，统称为乙十一组宫殿建筑。

    g.在殷墟宫殿区建筑群落中，乙区建筑是核心。乙十一组宫殿建筑位居中间，与由乙五基址为主体的北组宫殿以及由乙二十基址组成的南组宫殿构成一个整体。

    郑振香《论安阳殷墟围沟的发现及其意义》，所讨论的也是殷墟布局的问题。

    李永迪《史语所安阳大连坑发掘所见的王室手工业生产活动及其相关问题》一文通过1929年第3次发掘时清理的“大连坑”中出土的种类丰富的遗物，认为“大连坑”反映了殷墟时期较为复杂的手工业活动。包括青铜铸造、大理石器制作、石刀制作、蚌器制作等手工业。或证明不同材质的手工业作坊可能就在相互邻近的位置，而且在技术工艺上可能有相互配合。

    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提交了《殷墟都邑布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从洹北商城与殷统意义上的“殷墟”遗址各自的位置、布局，简单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早期时洹北商城的四面城基槽实际上就是壕沟，呈环状壕，根本就没有城墙。文章根据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所知的宫殿区与整个遗址之间的比例关系，认为殷墟的宫庙区的范围应该大于目前所指部分。文章还根据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宫城中都发现有规模较大的池苑，再结合近年在殷墟宫庙区内的钻探资料，认为殷墟宫庙区内也应有池苑类遗存，其位置即在乙组基址西侧、丙组基址西北。文章还归纳了殷墟发现的道路遗迹，指出宫庙区乙组基址南部可能存在一个大型广场。文章而且讨论了殷墟的“都邑模式”。

    谷飞先生《关于殷墟宫庙区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所讨论的重点同样的殷墟宫庙区的布局问题。文章认为，岳洪彬等参照二里头、偃师商城遗址宫庙区与遗址整体面积的比例来推断殷墟宫庙区范围应该扩大，从方法论上并不适宜。文章认为殷墟宫庙区的范围不仅不应该扩大，反而应该缩小至乙组、丙组建筑的范围。文章对殷墟宫庙区内发现的夯土基址的复原也作出了不同于杜金鹏先生不同的讨论。

    荆志淳《商代用玉的物质性》一文基于殷墟遗址历年出土的玉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物质性”(materiality)的角度，讨论商人对玉器质地物性的认同、辨识和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玉器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文章还简要讨论了殷墟玉器的产地问题，认为殷墟玉器的产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目前远未解决。

    许清海，李月丛，曹现勇，王学丽《安阳洹河流域全新世以来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沉积记录》一文根据其在安阳市附近采集的表土样品开展孢粉学研究。表明约12000-11400 a B.P.期间，安阳市附近生长着茂密的落叶阔叶林，11400-10000 a B.P.期间，森林植被经历了收缩-扩张-收缩的急剧变化，反映了新仙女木（the Younger Dryas）气候变化对森林植被的影响，这一结果与周卫健等人研究一致(Zhou et al., 1999; Li et al.）。新仙女木（the Younger Dryas）事件后，森林植被迅速扩张，并逐渐演变为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混交林。此时，安阳市附近已有人类定居，约5000 a B.P.后，安阳市附近的人类活动已居相当规模，人类的毁林开荒和生活用材，使安阳市附近的森林面积迅速减少，3300 a B.P.后，殷商在安阳建都，殷商先人为了满足城市建设和生活需要，对周边的森林造成了严重破坏。

    陈星灿《殷墟的水牛是家养的吗》一文综合殷墟出土牛骨骼样品的鉴定、器物上牛的图像学分析以及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认为长期以来认为商代安阳有家养水牛是一种误解。对于商人来说，水牛是一种类似猛兽的野生动物。

    王震中《从殷墟都城的族氏结构看内服与外服及复合型国家结构》一文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证据，讨论了殷墟资料所反映了族氏以及在此基础上反应的内服与外服国家结构

    何毓灵《试论殷墟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的性质及相关问题》通过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整体特征的分析，对比殷墟遗址的房基建筑，认为这种房屋建筑形式在殷墟遗址不是当时的主要建筑形式。半地穴式房基生活遗迹与遗物表现出的与殷墟文化的不同，说明其房屋的主人与殷人有所不同。虽然这种建筑方式可能是殷商自身的传统，但在殷墟遗址内，大量聚集出现的这种形式建筑群，结合分析出土陶器特征，认为其主人最大可能是来自于西北方或西方的不同族群。

    孟宪武、李贵昌《安阳殷墟边缘区域考古概述(续篇)》一文总结近十年来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殷墟边缘区域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涉及殷墟东部边缘高楼庄村东、市机床厂、邵家棚村东等地点的殷代遗址和墓葬；殷墟南部刘家庄村北、刘家庄村南、刘家庄村东及北徐家桥村北等地点的殷代遗址和墓葬。殷墟西部的西八庄村北、北辛村旧址、北辛庄村村东、孝民屯村等地点的商代遗址和墓葬区，以及殷墟东北部边缘洹北商城遗址南部郭家湾新村的商代遗址和墓葬。文章还简略讨论了殷墟与洹北商城的关系以及殷墟周边族氏与中心遗址的关系。

    郭妍利《乳钉雷纹簋类型及其相关问题》一文采用类型学方法，对商代的乳钉雷纹簋先行进行研究，据乳钉雷纹簋的造型、纹饰、铭文、以及出土单位信息，可以将乳钉雷纹簋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商式，其特征是卷沿敞口束颈鼓腹，乳钉纹多为圆突形，铭文多为日名、族徽。第二类为周式，特征为折沿直腹或敞口直腹壁，乳钉头端较尖，主要见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宝鸡、长安的先周墓葬和西周初期文化中，大多没有铭文，或者有人名类，故称为周式。第三类为商周交混式，同时具有商、周文化特征，在殷墟、陕西等地都有出土。商式乳钉雷纹簋、商周交混式、周式三者依次从早到晚依次流行。乳钉雷纹簋的使用主体是中等贵族。

    孔德明《殷墟墓葬中青铜生产工具组合的初步研究》重点考察了殷墟墓葬出土青铜工具的种类、数量及组合方面情况，揭示出殷墟青铜工具组合是以木工工具为主的组合。文章还讨论了青铜工具在殷墟墓葬器物组合中的特殊意义。

    曹淑琴《小议“八角星”图形》讨论的是我国史前时期比较广泛地流行的“八角星”图案。这种图案过去曾有学者认为是最原始的洛书图像。文章发现，此种图案在商代铜器中也比较常见，其形态略有差异，以图形中央的图案看，分别有圆形、菱形、长方形、日字形Ｘ形、Ｓ形等，显然不是古人随意之作。文章认为这些差异应有特殊含义，应予重视。其中有的图形或与古人的阴阳观念有关。

    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一文所讨论的也是殷墟布局问题。该文首先观察了史前时期以来整个洹河流域商代居民点的分布规律，指出无论是洹北商城时期还是殷墟时期，洹河流域的邑聚都呈现一种一大带众小的“二级结构”特征。文章根据考古发现，指出一处典型的商代邑聚，其构成包括房址、道路、灰坑、取土筑房形成的蓄水坑、取水井、作坊、墓地等。而作为由众多规模不同的“邑”组成的“大邑商”，则是通过一些大型人工工程，例如水利工程、大型作坊等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文章的还首次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认为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小屯宫庙区西部和南部的“大灰沟”需要存疑。它很可能是若干类似取土－蓄水坑所构成的遗迹群。文章给出了3条支持此论点的理由：

    a.小屯宫庙区西部、南部的大灰沟主要是经过钻探确认的，仅局部发掘过。局部清理的结果仅仅证明这条沟纵贯4个探方，计长20米，南北两端均压在探方外。除此之外，有关这条所谓“大灰沟”的资料全部由钻探获取。以这样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来确认这样一条关系到整个“大邑商”布局的壕沟是不严谨的。

    b.这条大灰沟呈正南北向。对于商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方向。在过去80年的考古发掘中，所见殷墟建筑、墓葬，大都呈东北、西南方向。据学者研究，殷人定向的基准坐标轴与今天的正南北向不同，商我心目中的正方向与现在的方位相比，顺时针偏转了10度左右。我们不妨将1930年代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的方向与“大灰沟”的方向对比一下。由此很容易发现，大灰沟的方向完全不符合商人的基本方向。如果这条灰沟确系商人有意识挖掘的起防御作用的“防御沟”，其方向应与宫殿宗庙区内诸建筑的方向相一致。

    c.1987年，学术界曾在花园庄村西南部开探方发掘。发掘的布方地点，正是预期的“大灰沟”拐弯处。发掘目的之一正是希望截获“大灰沟”的西南拐角。但发掘结果并未如预期发现所谓的大灰沟拐角，反而清理出一条由东向西通行的商代道路。道路压在大量骨料堆成的路基上，路面还有清晰的车辙。此次发掘，揭露面积其实并不小，但相对大灰沟而言，并不足以否定其存在。发掘者出于慎重，在简报中没有就大灰沟一事加以议论。但其发掘结果局部否定了大灰沟。1997年，学术界也曾组织人在“大灰沟”中段偏南处开挖一条探沟，试图获得大灰沟东西截面的剖面。发掘清理出所谓“大灰沟”的东部边缘，证实它实际应是一处坑状堆积的剖面。2004年，为配合小屯南路整治，我们掘开了一条贯穿整个小屯村直至安阳工作站西围墙的探沟。整条探沟长达200余米，东西向垂直穿过所谓“大灰沟”。可以肯定，如果大灰沟确实存在，2004年度的探沟定然可以将其垂直截断，获得其剖面。然而发掘结果不仅未发现这一截面，反而清理出一条东西道路纵贯本应是大灰沟穿过的位置。这一发掘，再次在局部否定了大灰沟的存在。

    文章推测，过去所谓的“大灰沟”，实际上很可能是若干类似“取土－蓄水坑”的遗迹相互连结的取土－蓄水坑群。据钻探和局部发掘资料，这条沟宽窄不一，最宽21米、最窄处只有7米左右。灰沟的深度也不相等，最深处达10米上下，最浅处只有3米左右。无论是其宽度不审深度，均适合理解成若干连结而成的“取土－蓄水坑”。大灰沟两侧的壁作斜坡状，由西向东倾下，也是坑的形状。再看“大灰沟”内的堆积，据钻探，沟内填土各段并不相同。南段为灰土，中段为灰褐土、北段为淤土。似也为不同大坑内的填充物。

    王树芝等《洹北商城和同乐花园出土木材初步研究》一文主要公布了对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和刘家庄北地同乐花园出土木炭在扫描电镜和光学显微镜下分析鉴定的结果。结果表明，洹北商城宫殿区木炭分别为松属、麻栎属等，刘家庄北地出土木炭分别为侧柏、硬木松、麻栎和苦木。同乐花园H238木构水井的12个木材样本全部为圆柏属。结果似乎暗示商代中期的洹北商城宫庙区大型建筑主要用松木，同乐花园等地的水井发现的主要是柏木。

    范毓周将《殷墟王陵年代探论》一文提交给了会议，虽然未在会上宣读，但其所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殷墟王陵自1934年、1935年对殷墟王陵区发掘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其相互关系和相对年代进行过探讨，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但是各家意见分歧颇大，迄今尚无一致看法。范文在前人看法基础上，综合各家所长，就殷墟王陵的年代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各大墓的年代顺序为：  HPKM1129→HPKM1443→50WGKM1→HPKM1001→HPKM1550→HPKM1400→HPKM1004→HPKM1002→HPKM1500→HPKM1217→HPKM1003→HPKM1567（未葬假大墓），它们可能分别是商代后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己、祖庚、祖甲、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和帝辛各王的陵墓。

 

    张昌平《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墟文化：中国青铜时代繁荣阶段的形成》一文从青铜礼器组合所代表的礼制传统、铜器铸造技术两个方面讨论了从二里头阶段发展到青铜时代繁荣时期的殷墟时期的阶段性。指出早商时期的铜器铸造尚有比较明显的技术障碍，中商时期在技术上具有过渡性质，初步运用了分铸技术和自带泥芯技术，晚商时期则具备了严密合范技术、先铸后铸法的出现、垫片的使用以及水平分范技术。

    刘煜和岳占伟的《复杂化生产：晚商青铜器陶范铸造工艺流程》一文，通过殷墟新近发掘的铸铜作坊遗址及遗址内出土的大量陶范的观察，复原了殷墟铜器铸造工艺的完整流程。并认为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均已经规范化。殷墟铸造业规模的扩大、铜器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基础上的。

    岳占伟和内田纯子的《殷墟陶范的施纹方法》一文结合近年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和陶模，较为全面地谈谈殷墟陶范的施纹方法问题。认为殷墟陶范的施纹方法有3种：陶模翻制法、陶范施纹法、模范结合法。殷墟时期平面花纹或浅浮雕花纹多采用陶模翻制法，翻印后还需要在陶范上进行刻划和修整。少数施平面纹饰和较为简单纹饰的陶范采用陶范施纹法。模范结合法是殷墟陶范最常见的施纹方法。一般情况下，陶范上的主体纹饰（含地纹）是由陶模翻印下来的，而那些简单、不易或无法翻印的纹饰是在陶范上直接制作的，在范上制作纹饰经常使用刻划、堆塑、压印、戳印、镶嵌等几种手法。

    英国学者尼克鲁(Lukas Nickel)《关于安阳青铜容器制造的问题》一文讨论了涉及陶范制造、青铜浇铸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日本学者铃木舞《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年代的再探讨》则主要分析了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的年代，认为该遗址是目前安阳地区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铸铜作坊。

    日本学者丹羽崇史提交了一篇论文，讨论了商代铜器铸造的工艺流程等问题。

    除铜器铸造外，制陶、制骨等手工业生产也受到学者关注。

    美国学者吉姆·斯托门(James Stoltman)《殷墟商代陶器生产》(Ceramic Making Practices of Shang Artisans at Yinxu)一文运用岩相学方法，对殷墟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发现一部分殷墟陶器从原料上即可断定为本地生产，而另有一部分陶器则显然采用了非本地的材料。该研究结果与传统的器物形态学观察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深入讨论商代的陶器生产技术，甚至可以与商代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解决更多的科研问题。

    内田纯子《西北岡1001號大墓出土的三種骨製酒器》是一篇精细的文章。该文将殷墟西北冈1001號王陵大墓出土的骨制品与婦好墓的象牙杯及類似的收藏品來比較，结果发现这批破碎的骨制品实际上包括了3种爵、觚、斛三种酒器。其中有的酒器所用骨材甚至比妇好墓所出象牙器还要大，可能是大象骨骼。同时认为，殷墟第二期以後所见青銅觚上的某些花紋(如顾首龙)是承續骨製觚形器傳統而來的。

 

    高嶋謙一《商代、西周早期几个地区文字语言发展的推论》讨论了作为商王朝王畿的安阳和西周王朝早期王畿之地周原的文字语言发展程度。资料涉及到2003年山东大辛庄发现了七片商代晚期的刻字甲骨（其中的四片可以拼接在一起）。1977年在陕西歧山风雏发现了大量的商末周初刻字甲骨。1953年河南郑州二里冈发掘中发现的早商时代四片刻字的牛肋骨和肱骨。2003和2004年在陕西歧山周公庙发现的卜辞。文章认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西周早期陕西周原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字语言的中心性。该文还讨论了商王朝、西周王朝早期周边地区如何影响王畿地区高度发达的文字语言。

    此次会议有关甲骨缀合的成果较多。其中有黄天树《甲骨缀合二例及其考释》、蔡哲茂《甲骨新綴合十組》、王蕴智《殷墟甲骨新缀合五组》等。这是学术界重视材料的反映。上述几项缀合成果，均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为商代考古提供了新的材料。例如黄天树先生的缀合成果中，有一项涉及武丁配偶妇鼠生育的。由商王武丁亲自卜问，是否以妇鼠所生之子为子。这条卜辞可与最近新出版的《洹宝斋所藏甲骨》第238片卜辞记载妇鼠怀孕，卜问能否生双胞胎的内容联系起来，记录了商王朝宫廷内生活的一些细节。蔡哲茂先生则奉献新缀合的甲骨片十组，其中包括记有干支表的卜辞。

    艾兰《商周时期的“上帝” 與“天”》一文未在会上宣读，但讨论了一个很少有学者关注的问题。她认为殷人的上帝原本是北极星神。北极星是比十个太阳地位更高的一个天体，而商人则把自己的先祖和这十个太阳连结起来。天是上帝和其它祖先神的居所。这样，天演变成了一个比较宽泛的词语，用来指代上帝；再宽泛一点，它就成为一个指代上帝和受上帝支配的所有天象及神灵的词语。商和周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上帝为商人所独有，而在于商统治者把自己和十个太阳扯上了关系。商周都承认，上帝，作为北极星神，是最高的神；天，作为天空，主要被理解为诸天体的居所。天是和时间模式有关连的一种神力，因为天体的运动昭示时间模式。因此，“天命”的本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其字面意思，即一种天象。

    葛英会《外祭卜辞重读与上古先王觅踪》一文从殷墟发现的外祭卜辞中发现了一些有关商人古先王的新线索。

    罗琨《商代的寝官》一文是讨论商代“寝官”的文章。甲骨文中有 ，从宀、从帚，隶定为“ ”，金文同，或加又，作 ，是寝字的初文。“寝”字通常解为“王居之所”或“妇人所居之室”。但小屯南地甲骨的整理表明，寝并非专指王居之所，祭祀之所的宗庙也有“寝”。又有学者认为“寝官也是带兵作战的武官”。罗琨先生的文章即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讨论了“寝官”的职责，认为商代的寝官并非一般的管理宫寝之事者，而是拥有相当的军事指挥权、负责王宫守卫的武官，其主要职能之一构成包括王宫守卫、王畿守卫和封疆警卫的防卫系统。

    宋鎮豪《從殷墟甲骨文看殷商的音樂歌舞與器樂》是作者长期以来关注商代社会生活的延续。文章归纳出殷墟甲骨文中一批名為 、商、美、戚、新、各、嘉的祭樂。指出“商奏”或“奏商”的“商”，是類似于《商頌》融歌辭、舞蹈、樂曲三者一體的祭樂。文章还认为，殷商舞蹈亦有其名，甲骨文有一批稱為“万舞”、“羽舞”、“林舞”、“圍舞”、“ 舞”的武舞或文舞名。殷金文也有所謂“帶九律帶”，可能指一種有多重音樂伴奏且以鍾樂為主旋律的宮庭文舞。花東甲骨文中還記有學 舞、羌舞等散樂及夷樂。殷商樂器品類眾多，傳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樂器主要有銅鼓、皮鼓、石磬、玉磬、編鐃、鍾、鏞、鎛、鐸、銅鈴、陶鈴、塤等，甲骨文中所見有鼓、鞀、庸、豐、竽、熹、磬、玉、龢、言、等19種樂器名。

    常耀华《圆体类、劣体类卜辞之再检讨》一文展开的研究是基于1936年发掘的殷墟YH127坑中的两种不同字体的卜辞而展开的。文章分析了二类卜辞的异同(包括共同的祭祀对象、相关联的人与事)，认为两种卜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辞主。这两个辞主关系密切，很可能是同一家族的两个不同分支。主时代而论，二者与王卜辞的宾组、历组，非王卜辞的子组以及花东卜辞都有共时关系。

    甲骨卜辞中出现过“梦父”的记载。研究者通常认为“梦父”可能就是文献中的“傅说”。李雪山、郭胜强《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傅説及其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分析》根据卜辞中的记录，结合文献材料，对傅说其人进行了分析。

    郭旭东《甲骨文所见商代的朝觐之礼》整理了甲骨卜辞中有关朝觐的资料，分析了朝觐的形式和礼仪。

    高江涛《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对1973年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的一批铜器(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所见“ ”字进行了重新考释，认为该字过去释为“索”是错误的，而应释为“糿”字。“糿”与商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族的一支，居于糿地。地望当在今山东泗水流域的兖州一带。

    郭静云《試探商周祭禮中一些顏色的象徵意義》對一些商周祭禮中的顏色進行研究，着重讨论了「玄」、「幽」、「青」、「黃」、「白」等色彩及其相關觀念。

    韩江苏《论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自西祭”》的材料基础是1991年发现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花东》甲骨第170、4、214、355版4版龟甲。认为“自西祭”与宗庙中祖先神主位的排列有关。

    殷墟卜辞中有一个重要的田猎地“衣”。过去的学者往往将其地望指在今河南沁阳一带。朱彦民《殷卜辞田猎地“衣”之地望考：兼论衣、殷、邺之地理纠葛》一文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考证“衣”地不在沁阳地区，而在靠近殷墟的漳河流域。并且认为“殷”、“衣”，“殷”地之得名，当从“衣”而来。此地既是殷先公上甲微所居之故地（邺），又是后来盘庚迁都的所在（殷）。后世所以有“殷”、“邺”不分，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谭步云《祖庚祖甲至帝乙帝辛期甲骨文时间修饰语研究》分析了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不同时期的卜辞上所见时间修饰语的差异，总结了其规律。认为“时间修饰语”可以成为甲骨分期断代的利器，对某些时代不明的甲骨文加以断代。

    李钟淑《[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的整理与研究》一文介绍了《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一书整理所用的分类、断代(分期)法。

    孙亚冰《说甲骨文中的“今来干支”、“今干支”》所讨论的是屡见于卜辞的“今来+干支”的用语。文章认为“今来干支”与“今干支”相同，“今”是“今旬（或十天）”的省称，“来”是来日的意思，“今干支”省掉了“来”字。

    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一次发掘殷墟，在西北冈M1001大墓“翻葬坑”中出土了一件“白色黄斑大理石虎首人身虎爪形立雕”。同年第十二次发掘殷墟，又在西北冈M1550大墓“翻葬坑”中又出土一件造型姿态相同的“灰白色大理石虎首人身虎爪形立雕”。过去曾以此种造型的动物为“饕餮”，并据其背槽推测为镶嵌木柱之用。刘源撰《“虎首人身”石雕像和“彊良”》一文，认为殷墟西北冈大墓出土的虎首人身像，很可能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名叫“彊良”的神。

    岳洪彬、岳占伟《殷墟的镞与甲骨金文中的“矢”和“射”字》是通过考古材料分析甲骨文字的一篇很有见地也很有趣的文章。该文通过考古发现的不同形态的骨簇实物，对照甲骨文中“矢”字和“射”字在表现镞头方面的细微差异，认为殷商时期不同形态的镞可能有专门的群体使用，并可能有严格的区分。推测殷商时期已普遍存在弋射活动。

 

    开辟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专题在围绕殷墟开展的学术研讨会上属首次。

    段振美、周伟等《80年来殷墟遗址保护的回顾与展望—纪念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一文回顾了殷墟科学发掘80年来的考古工作，以及伴随着时代发展取得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的成就。文章认为，殷墟的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工作、殷墟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已经受到社会高度肯定。文章还展望了今后的保护与管理工作。

    皮特斯通(Peter Stone)应会务组的邀请，专题作了《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报告。报告中回顾了1882年英国公布古迹保护法案以来的历史。讨论了130年以后的今天，面对日益复杂的现状，英国议会即将重新讨论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报告提到，当前有一部分人士认为，为现代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专项立法未必是最好的办法，建议将遗产的保护置于公共法律的保护之下。文章最后将就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做一些国际方面的横向比较

    阙维民《论世界遗产扩展项目的新形式》一文也是应会务组的要求提交的。文章呼吁增加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它将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形式。文章认为，世界遗产项目扩展的现有形式限于遗产项目地点数量的扩展和地域范围的扩展不能满足遗产保护的需要，建议增加世界遗产项目扩展的新形式，即包括遗产项目所符标准的扩展和遗产项目已有内容的扩展。文章分析了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增加新形式的理由。以殷墟为例，殷墟是作为历史文明古遗址于2006年申报并成功入录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符合世界遗产的（ii）（iii）（iv）（vi）四条标准，说明其现有的遗产价值还有扩展的余地；殷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从青铜的冶炼、青铜器的制作与使用几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工业文明的辉煌，即使以工业遗产项目为名，也足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从工业遗产的视角看，殷墟在历史文化古遗址基础上，可以在适当时候，提出以传统工业遗产为内容与价值的扩展项目。

    王宇信《殷墟的保护利用与管理》一文回顾了多年特别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殷墟保护工作所作的努力，认为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多方努力的结果。

    汪涛《殷墟的发掘与中国的‘公众考古学’》一文认为，殷墟的考古发掘，从一开始便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公众’的视野。文章举了两个例子，证明‘公众’参与与影响殷墟考古发掘的过程。最早在殷墟发掘种下的种子，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王载飞《保护性科学利用殷墟——我们重要而紧迫的责任》一文从安阳的实际出发，分析了殷墟遗址保护工作的得失，认为殷墟应该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利用。但当前的殷墟保护工作中也存在保护与利用脱节、管理体制滞后、展示不充分等问题。认为今后的殷墟保护工作统一思想、统筹发展、理顺体制。

    王文华《郑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与实践》一文基于郑州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了郑州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该文在探讨保护工作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例如文章认为，大遗址的保护应注意科学保护历史遗址，促进城市功能调整；应当实施开放式保护；应当突出重点与精彩；应当激活湮灭的历史；应当资金筹措多元化；走法制化的道路。

    林永珍《韩国古代都城的保存和运用》一文提供的是韩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例子。韩国的古代都城所在，今天同样是人口密集的聚居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口集中的地区，因此这些区域内原有的古代文化遗址也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现代社会对于古遗址的破坏的程度和速度都远较以往任何时代为甚，因此对于古代都城的保存和运用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该文对现存的韩国古代都城中百济初期汉城时代的两座古城风纳土城和梦村土城的保存现状进行比较，探讨了韩国现存的古代都城的保存和运用中所遇到的问题及与之相应的对策。对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意大利学者Luca Zan提交的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同样从外国学者的角度谈到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作者根据自己在中国洛阳的调研，从洛阳的文物管理机构的设置、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的建设、天子驾六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总结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