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共同关心和热议的课题。各界人士大多接受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发展道路，在重视各地区尤其是西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还是在黄河中游地区即传统上认为狭义的中原地区，具体说是豫西晋南地区。

    我十年前致力于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近七年主要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有一些初步认识。多年来我一直被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所困扰，那就是，黄河中游地区在文明核心形成的关键期即龙山时代晚期之前，其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复杂化程度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中国文明的核心却在中原地区形成，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学术界一直没有比较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是满意的答案。

    苏秉琦先生对此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明确的答案，然而我们可以从他的相关论述中寻找揭开谜底的钥匙。苏公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尤其是，已可从几处典型地点归纳出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头一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变。举中原古文化为例，……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第三种形式是融合。……以上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进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曲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①]

    近几年我在研究陶寺文化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苏公上述那段高屋建瓴的论述暗藏天大的玄机：中国文明核心最终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主要取决于中原文化与北方地区古文化的碰撞、裂变与融合[②]，正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在东北起自西辽河、西南终于关中西部的“Y”形文化带上的互动与结合，决定的中国文明的核心最终形成于黄河中游地区。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比如中心与边地理论、边地效应理论、环境正反馈理论、环境负反馈理论等。新近许宏先生提出“文化杂交优势”解释，不无道理。“文化杂交优势”是“文化多元化发展优势”的直白表述。文化多元化发展优势的概念源自生物的多样性理论。生物的多样性不仅是保持生物物种的丰富与基因的遗传延续以及实现生物功能的互补，而且能够通过适当的杂交产生新的优势品种。生态的多样性往往造就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多元与多样的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互动、互补，激发出更高水平的发展优势。

    回到决定中国文明核心在中原形成命运的“Y”形文化带来看，大致是中国植被带中“禾草、杂草类草原”与“三年两熟作物、或一年两熟和暖温带落叶果树”交接带[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牧交错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律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④]。农业和牧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造就的迥异的文化，在“Y”形农牧交错带上从物质文化到思想意识的碰撞、融合，催生了中国文明核心在黄河中游的形成。西方一直有少部分学者主张“农业与牧业文化的碰撞产生文明”的理论解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提出能够对这一理论解说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释，以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

这次参加“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互动”学术考察活动，参观和考察的红山文化、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家店下层时期的重要遗址和标本、鄂尔多斯青铜器、宁城青铜器群等等，对我原来十分陌生的北方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关键时期的古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而且比较深刻。再重温苏公所说“以上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更如醍醐灌顶，“农牧文化碰撞产生文明”的理论解释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这一理论至少在解释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文明核心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然，这一理论需要更完善更深入的论述和阐释。

    考古资料显示，从龙山时代到夏商周三代这段关系到中国文明核心形成阶段，中原与北方文化的互动一直十分频繁，对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两地区间文化互动主流趋向不同，这一时段的文化互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 前一个阶段是龙山时代，主要特征是中原文化裂变后的北上与北方文化的南下在晋南地区发生碰撞进而融合，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早期国家，以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为代表。此时，北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巨大，为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和文明核心的形成做出巨大的贡献。正如苏公所总结的那样：“从中原区系的酉瓶和河曲地区的三袋足斝的又一次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所留下的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到陶寺一直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区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⑤]”

    从文化因素具体分析看，陶寺文化早期大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陶鼓和斝腹部装饰网状绳纹泥条的装饰风格，显然受到北方地区内蒙中西部老虎山文化老虎山类型的影响。老虎山文化永兴店类型和游邀类型的斝式鬲、双耳罐、敛口瓮、甗、盉、陶抹子、有领陶环、细石器镞[⑥]等对陶寺文化中期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陶玲、卜骨则对陶寺文化的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稍后朱开沟文化早期的鬶式单把鬲、双耳罐、三足瓮、小口折肩罐等对陶寺文化中晚期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陶寺文化具有特色的大孔玉石璧和环，其形制源头很可能来自内蒙东部小河沿文化。

    陶寺文化的铜器更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互动结晶的最好例证。陶寺文化目前发现铜器四件，包括铃、齿轮形器、环和圆形大器口沿（容器口沿或大镜口沿？）。经科学监测，其中除齿轮形器确定为砷青铜外，其余三件皆为红铜，但是圆形大器口沿含砷，环含铅，铃监测较早，没有注意是否含砷或铅。那么至少已知陶寺铜器中50%是含砷的。据李水城先生研究，“无论红铜还是砷铜，它们最早都出现在近东地区，并从那里向外扩散传播开来”[⑦]。我相信，陶寺文化的冶铜业总体上说源自西北地区甚至间接远至中亚，砷铜料或含砷铜锭作为陶寺冶铜业的主要原料很可能也来自西北地区。毋庸置疑，假如没有中亚冶铜业经新疆西北、哈密、河西走廊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最后波及中原，中原地区的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也不会发展起来。冶铜业由中亚向中原传播，生活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作为传播中介功不可没[⑧]。

    诚然，从中亚到中原，冶铜业传播至此，“其影响势力已属强弩之末”[⑨]，由于边缘效应，中原冶铜业虽然最初接受了西来碰撞而迸发出冶铜业的火花，但是比较容易地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因而陶寺铜器同时也显现出一系列迥异于西北或中亚冶铜业的、中原史前时期冶铜业的代表性特征：一是以熔化进口粗铜料来铸件为主，基本自己不冶炼铜矿直接生产粗铜这类初级加工产品；二是以红铜范铸技术为主，很少使用冷锻工艺；三是铸件多是宗教礼仪用品，如铃、齿轮形器，甚至容器，基本不见工具，很少见装饰品。陶寺的铜环直径约4厘米，铸件无接缝，很可能也不是耳环类普通装饰品，而是巫觋法衣上珍贵的缀饰，为宗教服务。这意味着，陶寺文化的冶铜业技术渊源和铜料来源来自西北地区，但是已经走上了形成自身特色、为自身社会复杂化服务的本土化道路。

    伴随着冶铜业由西向东从西北影响中原的过程中，子安贝的使用习俗和价值观也由西北影响中原。西北地区海贝最早见于青海柳湾墓地马家窑文化墓葬。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大致与陶寺文化同时，此时子安贝的使用开始传入中原，最早的标本见于陶寺中期王级大墓IIM22棺内[⑩]和中期贵族中型墓棺内[11]。石灰质的仿真贝见于陶寺文化下靳普通贵族墓葬[12]。大贵族使用真子安贝，普通贵族则只能使用仿真贝，普通居民则根本无权使用任何种类的贝，陶寺文化子安贝的使用已经建立了比较严格的相关等级制度，在权力与财富两方面为彰显社会整个等级制度服务。

    不论是冶铜业还是子安贝的使用，均在高层次即意识形态领域里为中原的文明出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后一个阶段是中原夏商周三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明核心不仅在黄河中游地区站稳脚跟，而且发展壮大，对北方地区实施文明化影响，在两地互动中成为主流趋势。最突出的表现为内蒙东部、辽西、冀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突飞猛进，大甸子[13]这类的中心土城址与三座店、城子山这类军事城堡类的石寨山城并存，城乡差别初露端倪[14]。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中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礼器陶爵、鬶，礼乐器石磬等，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15]。显然，这个时期，中原王朝对北方地区礼制教化的影响和渗透，在聚落等级制和宗教礼制方面得到显著成效，是推动当地文明社会形成的主要动力。

当然，这一时期，北方地区也完全被动地接受中原影响，而是反过来对中原回馈影响。比如黄金制品使用的习俗和价值观、鄂尔多斯系统的青铜器、子安贝的使用、马与马车的推广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通过这次考察，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文明核心之所以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的互动是其中决定性的原因。如果要深刻洞悉形成这一历史原因的深远背景，我们就不得不将研究的视野放宽到广袤的欧亚草原，去探究来自中亚的诸如绵羊、小麦、马及马车、冶铜业、子安贝使用、黄金制品的使用等等，怎样对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于中原地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

---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页118～124。

[②] 何驽：《中国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197。

[③]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下册），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116～120。

[④]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页41。

[⑤]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页127。

[⑥] 韩建业：《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127～134。

[⑦]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影响》，《考古学报》2005年3期，页271。

[⑧]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 (1995),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⑨]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影响》，《考古学报》2005年3期，页267。

[⑩] 何驽、严志斌、宋建忠：《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9期，页3～6。

[11] 何驽、王晓毅、严志斌：《2004～2005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0期，2005年8月，页58～64。

[12] 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2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

[14] 刘素侠：《试谈西辽河上游地区早期城市的形成》，《赤峰博物馆文物考古文集》，远方出版社，2007年。页95～103。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