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互动”学术考察，东起内蒙古鄂尔多斯，向西穿越大草原经赤峰而至辽宁朝阳。参观的遗址及出土标本，由史前至商周。在这样的时空中穿行，视野自然也开阔了许多。一路的考察与交流，收获良多。在此，仅就西岔遗址出土的陶范谈一点认识。

    5月13日考察组参观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老虎山工作站，在那里观摩了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据了解，从上世纪90年代发掘至今的西岔遗址，时代从仰韶时期一直到商周。其中，相当于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广泛、内涵丰富，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石城墙、房址、灰坑、墓葬、窑址等。出土的陶器包含有来自西北地区和中原的文化因素，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斧、戈、铃、环首刀、泡、耳环等，具有北方青铜器的特征。

    在西岔遗址出土的这些考古材料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铜器铸范。在工作站所看到的铸范中，比较完整的有一块管銎斧外范和一件竖銎斧内范，此外还有短剑等兵器范和工具范的残件，以及坩锅残片等。有意义的是，西岔遗址出土的这批铸范都是陶范。我们同时看到的还有一批与陶范一起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管銎斧、竖銎斧、铃、戈、剑等。这些青铜器明显具有当地特色，属于北方草原文化。西岔遗址的陶范和青铜器又是大体可以对应的，尤其是管銎斧、竖銎斧和剑等，陶范和青铜器基本一致。由此可见，这些陶范也应属于当地文化。据介绍，西岔遗址的陶范和青铜器，时代可能相当于商代晚期。

    在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中，陶范只见于中原，而且目前只发现于二里头、郑州商城以及殷墟等王朝的都城遗址中。但在周边地区，则只有铸造青铜兵器和工具的石范。比如在广大的南方地区，无论是在赣江流域、湘江流域还是在成都平原，虽然都出土了大批商时期的青铜器，但在所发现的考古材料中，至今仍没有使用陶范的确凿证据。正如此，南方上述地区的许多青铜器虽然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但它们的铸造地点仍值得探索。在北方地区也同样如此。过去在内蒙古，也只发现有铸造斧、刀、铃等的石范。这类石范，我们此行也曾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标本室和内蒙古博物院等处见到多例。

    根据上述铸范的出土情况，我们推测在中国的早期青铜文化中，陶范铸造技术是由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实行专控的。石范可以铸造兵器和工具，但不能铸造容器。因此，中原王朝利用专控的陶范铸造技术制造出青铜容器，将它们作为维系等级制度的礼器，并通过对这些礼器的逐级分配而对都城以外的其他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陶范铸造技术的发明和对这种技术的控制，对于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等级制度的运行具有重要作用。这种对陶范铸造技术进行的控制，甚至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除社会意义之外，从技术的角度看，陶范铸造也被认为是中原地区早期青铜铸造技术的一大特点。

    但西岔遗址却出土有陶范。如果这些范的时代可以早到商代，那么这就表明，在商时期，陶范铸造技术并不只见于中原，在内蒙古的中南部地区也有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以及中原与西方、北方的文化交流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传播通道。

    对于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从世界范围看，青铜冶铸技术最早在西亚一带出现，之后向东传播，经北方草原地区进入中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鄂尔多斯进行学术座谈时也讨论到，青铜器、绵羊和小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从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器看，如陶寺遗址出土的铜环、齿轮形器、铃和容器残片4件铜器，据何努先生介绍，都用陶范铸成，而且经检测的3件都含有砷。含砷量高，这与我国西部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的特点相符。对于陶范铸造技术，过去一直认为只存在于中原地区，而且是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特点，但现在看来，在北方草原地区也存在陶范。据梅建军先生介绍，在新疆和四坝文化中，也发现有陶范。这样，陶范似乎并不为中原所独有。

    总之，对于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视野当然不能只限于中原，也不能限于北方地区，而应看得更远。正如此，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作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该地区及该地出土的考古材料都显得格外重要了。这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包括数量丰富、风格独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对它们的来源也可以和中原青铜器的起源结合起来考虑。而西岔遗址出土的陶范，尽管其数量较少、时代偏晚，但它们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信息。

 

 

城子山考察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