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墓葬本身就是建筑，也是礼仪实施的场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无论是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建筑，还是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现，都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视觉材料，还能探讨社会历史的变迁。

 

　　关键词：墓葬建筑，壁画，石椁

 

　　墓葬体现着死者的理想追求和生者的人道情怀。古人认为丧葬可以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故“事死如事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1]。对于死者的去向，汉代曾有“既下新宫，不复故庭”、“永归幽庐”之句，用新宫、幽庐等语言形容人生的归宿，表明墓葬要展现阴间与阳间无法割舍的关联。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有用棺椁作为葬具，商周时代棺椁实行多重制度，每重棺椁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棺椁一般是用木质材料加工，既耗大量木材又容易腐朽，大约从西汉中期开始，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开始建造砖室墓。这一变化不仅是建筑材料的更替，也是人们思想观念、丧葬行为的改变。到了东汉, 砖结构墓已成为墓葬的主流，同时石材使用也比较普遍，如画像石墓，有的墓葬还在地上建筑祠堂等。

 

　　“椁墓”时代的西汉马王堆一号墓[2]（图1），对椁室进行了分割，每个空间放置的物品不同，至少是在借鉴建筑中的格局。如果说“椁墓”时代的墓葬与建筑的关系还很模糊，“室墓”出现后，模拟建筑的情景便清楚了。

 图1 马王堆一号墓棺椁（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

 

　　“室墓”可以是挖土洞，也可以用砖石建造，还可以依山开凿。“室墓”经常有多个墓室，尽管形状多变，但都是模拟或象征现实中的建筑。河北保定的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3]（图2），是规模宏大的墓葬，全长约52m，最宽处约38m，最高处约7m，由墓道、车马房（南耳室）、库房（北耳室）、前堂和后室组成，宽宏富丽，举世罕见。
 

图2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

 

　　墓葬内部布局完全模仿宫殿，前堂是一个修在岩洞里的瓦顶木结构建筑，象征墓主人生前宴饮作乐的大厅。后室又分石门、门道、主室和侧室。主室为内寝，由汉白玉石铺成棺床，上置棺椁。主室南侧的小侧室象征盥洗室。墓道先用石块填满，然后在墓道外口砌两道土坯墙，其间浇灌铁水加以严封。整个墓葬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刘胜墓是凿山而成，山洞内分成不同的墓室，再加盖木构建筑。徐州驮蓝山西汉楚王墓[4]（图3），仿地上建筑的情况更为清晰，共13间墓室，均坐北朝南，由耳室、前堂、后殿、侧室、浴室及厕间组成。石壁已经雕凿平整，并以澄泥遍涂3~5层，再以红色平敷，进行了精细的室内装修。还有完备的排水设备。最大一间为前堂，高3m，长约9.5m，宽3.7m。各个墓室的顶部有四角攒尖顶、平顶、盝顶、两面坡顶等，汉代几乎所有的房顶样式在这里都可见到。

图3 江苏徐州驮篮山M1西汉楚王墓（图片来源：参考文献[4]）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5]（图4），也是依山开凿，由墓道、甬道、主体墓室、附属墓室等部分组成，计有墓室19间、小龛7间和走廊1条。墓道口至后室全长77m，墓室内面积430m2。主墓室顶分别凿成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附属墓室在墓道东侧，以块石垒砌，室顶以条石搭建成两面坡式，上覆封土。附属墓室分4进11间，有乐舞厅、仓厨、庭院、水井、柴房、厕所等。这是一组按贵族生活场景建造的大型建筑群。

图4 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图片来源：参考文献[5]）

 

　　墓葬是死者的地下家园，被称为“阴宅”，汉代地面建筑几乎没有保存，这些大墓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模拟，不仅再现了当时的居住状态，也反映人们认为死亡是有限人生的终结，却是另一段永恒岁月的开始。人们希望延续生前的舒适，保持煊赫的排场，因此如此殚精竭虑地营造了地下世界，既直接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建筑样式，又有细致入微、奇幻丰富的创造。

 

　　然而，墓葬毕竟在“阴间”，设计、材料、环境上有局限，生活的琐碎无法全部复制，于是，另一种手段可作为补充，即在墓中绘制壁画。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东汉壁画墓[6]（图5），有前、中、后室及3个耳室，壁画分布在墓室的券顶和壁面上，共约200m2。墓室中心位置的中室南北壁上分别描绘着各长7m余、宽0.7m左右的车骑出行和观赏百戏图，上、下方画捧物侍者立像，中室券顶绘有由莲花、方格、卷草与菱形纹组成的藻井。3个耳室壁上分别描绘庖厨、宴饮、庭院等家居生活场景，包括劳作家仆及禽兽、家用品、炊饮具等。中室北壁上的“观赏百戏图”，画面左边有一庑殿式幄幕，后列四旗，前设大案，旁立侍者，踞坐其中的大约是墓主，中部至右边是宾客，观赏中间的百戏表演。

图5 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东汉壁画墓（图片来源：参考文献[6]）

 

　　如果说刘胜和楚王墓的各个墓室分别具有厅堂、仓厨、庭院、水井、柴房、厕所等的指向还不十分明确，用壁画表现却能一目了然。绘画不仅可以细致地展示生活情节，还能看到人们的理想追求，对死后的奢望，利用图像表达更为直接，也使人们的生死观念体现得更加明确。在幽深黑暗的地底，墓室穹顶上绘日月星辰永恒照耀，神仙异兽在墓壁云气中恣意遨游，体现着人们对死后处境的某些设想。汉代墓葬壁画那些生产活动、墓主仕宦经历、歌舞宴饮、天象和神话故事，即便是纷繁复杂的想象世界，经常伴随的建筑却是现实的反映。

 

　　汉代王陵规模宏大，建筑格局复杂，普通人的墓葬也有前堂、后室、庖厨、仓廪等，地下墓室的宅第化成为普遍的做法。墓葬的宅第化, 虚拟了生活的空间，使生命的终结凸显了特殊意义。除了模仿现实，也融入丧葬礼仪的功能。为了保证死者的安宁，下葬时要有仪式活动，战国时期就有椁内一侧专门放置供献祭祀类的器物和食品的现象，西汉时椁内出现了祭祀空间和埋葬空间分离的趋势。经过漫长的演化，东汉中晚期首都洛阳的砖墓刻意营建了横前堂，即亡者的灵柩葬在后室，横前堂是摆放物品举行祭奠仪式的场所。

 

　　魏晋时期，墓葬形制迎来了新的转变。其原因是东汉末年陷入了持续激烈的军事冲突，无休止的争战导致经济凋敝，战乱中的各方势力为应对战争、筹措军饷，开始疯狂盗墓以获取财宝。汉末权臣董卓下令手下大将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7]。曹操也曾对尊显的梁孝王陵“帅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8]，甚至还设“摸金校尉”的挖墓官[9]。这些恶劣行为，令人感触极深。魏将郝昭遗令中说，“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10]人们对墓葬能否成为死后的安稳之地以及厚葬产生质疑。

 

　　曾经参与过盗墓的曹操提出了“不封不树”的薄葬主张，而且以身作则。曹操的高陵已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被发现[11]（图6）。平面为甲字形，墓室为双室砖券构筑，还有4个侧室。墓葬规模很大，却未发现封土，随葬品中的圭、璧采用一般的石料制成，少量玉珠、水晶珠、玛瑙珠也只是衣服或器物上的装饰，铁甲、铁剑或为生前用物，陶器多为明器。与东汉大量墓葬相比，贵为王公的曹操墓显得简陋寒酸，与曹操死前遗令自己身后要薄葬相吻合。接下来魏文帝曹丕的态度更为鲜明, 他把墓葬遭盗掘之事归咎于封树之故：“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12] 甚至将其父曹操依东汉礼制“立陵上祭殿”，也以“古不墓祭，皆设于庙”[13] 为由毁掉。曹丕死前还在诏令中申明了自己的认识，“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14]。接下来的西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主张并无二致，都采用了薄葬。

图6 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曹操的高陵

 

　　魏晋的薄葬主张，并非单纯的倡导节俭，而是要移风易俗。薄葬出现，墓葬的形式就要相应改变。这种丧葬制度的变革并非随心所欲，是因为战乱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厚葬无益于死者”“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开始对传统的丧葬观念、习俗、礼仪、制度产生了怀疑，具体做法随之改变。付诸于改造后的墓葬，地面取消了石刻、建筑等，地下的多室墓向单室墓过渡。曹魏西晋尚有双室墓葬，是对东汉旧俗的延续，但很快单室墓逐渐成为主流。西晋重臣王祥生前的遗令说道，“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15] “勿作前堂”正是要对以往墓室设有前堂做法进行改变。

 

　　魏晋以后的墓葬在与时沉浮中创造了新的形式，既遵循了“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又适应了新的观念。单室墓看似简略，却重新定义了墓葬空间中的功用。表现形式是在棺前有限的空间加设了小祭台，下葬时生人和死者在这个平台上通过祭祀活动来实现幽明两界的沟通。尽管墓室只有一个，也仍然模拟地上建筑。东晋墓兴起了在墓室墙壁上砌放置灯的壁龛，龛下设直棂窗，有的在石墓门门拱上设有浮雕仿木结构的人字架[16-18]，石墓门拱上浮雕仿木结构人字架和斗拱在北方地区北魏墓中也有[19]（图7）。墓砖的砌建方法，通常平竖搭配，三横一竖最为常见，这是出于建筑结构上坚固的需要。墓砖上还发现一些文字，有些是烧砖窑主或工匠的姓氏，有些是不同砖型的符号[20]，表明当时建造墓葬要预定制作不同类的砖，有墓葬设计图纸之类，修建时工匠才能根据刻字找到不同部位需要的砖。这种用灯龛、直棂窗、人字架和斗拱象征建筑的单室墓，南北朝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图7 山西大同北魏宋绍祖

 

　　墓葬面貌的改变，并未触及人们生死观中认为墓葬是死者能延续世间生活永恒地下家宅的基本看法，只是针对现实，逐渐理性地通过墓葬建造方式上的变通，重新表现阴间的建筑。

 

　　北方地区北朝到隋唐也盛行绘制壁画，起到暗示建筑空间和功能的作用。北朝时常见墓主夫妇宴饮的场面，两边绘制歌舞来象征厅堂之类（图8）。到了唐代，大型墓室流行天井、小龛（图9），尽管看上去与现实建筑相去较远，但每个小龛中放置不同的随葬品，表明各有象征意义，文献中称之为“便房”。壁画中出现影作木构画，即用绘画表现建筑格局，有梁柱、斗拱、人字拱，每个开间中还要画属吏男女侍或持物的屏风画（图10）。有的甚至画出高大的门阙（图11）。影作木构画似乎把整个墓葬象征为一组大庭院，而门阙虽然属艺术表现，但表达的建筑却基本依照现实。

图8 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

图9 陕西先唐懿德太子墓（上图图片来源：贺西林，李清泉.《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下图图片来源：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图10 山西太原金胜村M7壁画


图11 陕西西安李寿墓壁画

 

　　此外，北朝隋唐墓还有石椁，更是直接模拟建筑，这与出土的镇墓瓶上常写有“生人自有宅舍，死人自有棺椁”的词句相吻合，人们已把棺椁当做阴间的宅舍。早在公元2世纪~3世纪的墓葬中便出现房形石棺，北朝时期山西大同宋绍祖、智家堡的石椁，河南宁懋石室等墓都是仿木构建筑的代表。宋绍祖墓的石椁，外观呈木构三开间单檐悬山顶式殿堂建筑，南接前廊，由百余件雕凿精细的青石构件拼装组合而成。石椁内部的东、西、北三面均有绘画，内容为舞蹈、奏乐人物，椁内正壁为抚琴图[21]。智家堡北魏墓地有4座石椁墓，其中一具石椁为抬梁式承重墙结构，单檐人字坡悬山式顶。彩色壁画分别绘在石椁内四壁、顶部，北壁画面中央绘夫妇二人并坐于榻上[22]（图12）。宁懋石室为横长方形悬山式建筑，分屋顶、围墙、基台3部分。屋顶正脊，两端微翘，露出瓦当。正面中间设一门，无门框和门扉。采用线刻手法代替绘画[23,24]。

图12 山西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及壁画

 

　　北朝殿堂式石椁表现的木质建筑，在隋唐时期仍在延续。隋代的李静训墓石椁（图13），为九脊殿堂形式，面阔三间。石椁西壁明间刻有大门，两边有侍女二人相对而立。次间刻有直棂窗。南壁也刻有大门，两侧各刻男侍一人。石棺内壁绘有壁画，主要有花卉、侍女、房屋、人物、禽鸟、树木等纹样[25]。李静训死时只有9岁，但曾祖为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李贤。父李敏，隋左光禄大夫。外祖母是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可见使用大型的石椁是极高的等级。

图13 陕西西安隋代李静训墓石椁

 

　　唐代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石质棺椁或石室[26]，然而考古发现却有不少的实例（图14），他们大多数是陪葬帝陵或是高等级的功臣密戚墓，应该是特许的一种恩典[27]。这些石椁通常面阔三间，东壁外侧中间为门，两边站立侍女或门吏，两侧为窗。房屋顶部分为庑殿顶、歇山顶、拱顶。建筑屋顶代表着不同的等级，石椁仿建筑时也体现了阴间生活的等级差异[28]。

图14 陕西唐代金乡县主墓石椁

 

　　墓葬中的随葬品是对死者的奉养，看似与建筑无关，但摆放位置和组合讲究，象征着建筑组合中不同的空间。随葬品有实用器和明器两类，实用器是墓主生前用物或为他准备的物品。明器“备物而不可用”，又分两类，一是仿造实用器，二是“以事鬼神上帝”。明器中的建筑模型有时十分华美。河南焦作东汉墓出土了许多陶楼，高大，设计精巧。白庄6号墓的陶楼高达192cm，宽168cm。由院落、主楼、配楼和阁道4大部分共31件单体组合而成（图15）。院落三面围墙位于主楼之前，中间是可开启的长方形大门，内卧一陶狗，大门上方两端有对称的双阙。主楼为下大上小的七层，配楼为一高台式单檐四层建筑。阁道有两面坡式脊顶，横架在主楼与配楼第三层之间。河南焦作白庄121号墓的彩绘陶楼挺拔秀丽（图16），顶部为五脊庑殿顶，建筑细部的斗拱清晰，围栏梁柱用鲜艳的颜色描绘，表现出汉代富裕人家可建造如此高大而且结构复杂的楼阁。唐代也延续着这一做法，还做出成组的院落（图17）。

图15 河南焦作白庄6号墓的陶楼


图16 河南焦作白庄 121号墓的彩绘陶楼

图17 西安唐墓出土的三彩院落
 

　　墓葬本身就是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使人相信地下世界仍能如世间一般生活，阴间自然要与阳间比附，因此墓葬再现的建筑，以及用壁画、模型、石椁葬具等形式的表达，是研究现实建筑的重要视觉材料。

 

　　墓葬也是礼仪实施的场所，试图将死者生前理想挪入地下，体现活人和死人的情感和政治态度，不仅可以了解建筑的演变，更能探讨社会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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