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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都邑铸造作坊的空间规划

发布时间:2018-10-09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常怀颖

  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与城市功能定型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铜容器生产技术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中原腹心地带龙山晚期开始的筑城高潮,体现出中原腹心地区国家在长达近500年的整合中,区域性中心加速形成,社会成员阶层加速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乃至导致暴力冲突明显的时代特征。公元前1800年前后开始的相对稳定阶段,彰显着中原地区走向统一王朝的政治景象,逐渐形成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城市网络。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铜器铸造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出现并逐渐定型。青铜冶铸业的出现,适应了贵族阶层形成、成长的需要,对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该地区进入早期国家的关键性推动力量。一方面,铜容器的生产技术与模式,由龙山末期的探索,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时期初步形成,在殷墟时期最终定型。另一方面,铜器在夏商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除了实际的使用功能外,也逐渐成为等级身份区别、宗教信仰表征等社会功能的承载体,甚至往往承担起仪式煊赫、审美认同的任务。

  作为社会生产流程最长,技术难度相对较高,原料资源来源最多的生产品类,铜器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为官方所垄断控制的模式。铜器生产作坊的选址与其在城址中的布局,是与铜器生产水平与技术垄断程度密切相关的。先秦时期,除了因自然环境限制用水等环境因素的工业布局考量外,技术和产品垄断与否,决定了作坊在聚落中的空间设置位置;都邑中作坊生产产品和所有者的不同,也会造成铸造作坊的空间位置差别。

  综合对比曾或多或少发现铸铜生产活动遗存的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和殷墟6处夏商时期都邑遗址,从城内铸铜遗址的空间布局位置,自身面积、生产产品、与宫室建筑和其他手工业作坊的相对空间位置、作坊水源、作坊内是否留有居址和墓葬等方面信息,可以发现如下几点阶段性趋势:

  首先,夏商时期,铸铜遗址在都邑内的空间分布位置,有比较明显的阶段特性。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阶段特点是修筑围垣,单独划定闭合区域严格控制,将重要手工业作坊围护管理。围垣紧邻宫城,但空间上以建筑设施明确分割。重要作坊总体上临近宫室,但不在宫室区内,这体现了对核心手工业部门、核心手工业技术的防控甚至保密。从侧面反映出中原地区铸铜工业初兴之时,对技术、资源和产品的重视程度,但也因之显现出技术初创期产品和资源的珍贵与稀缺。

二里头铸铜遗址

  第二个阶段,是二里岗至洹北商城的早商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都邑流行多重城垣,因此铸铜遗址的选址多在大城以内,小城(或宫城)以外,一城内往往设立多个生产任务有区别的铸铜作坊,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多呈分散布局,但在宫殿区内可能会保留有一个铸造点。这反映出铸铜工业逐步发展,已不再需要用围垣来刻意保护,但可能在宫殿区设置王室直控的生产场所。

郑州商城铸铜遗址

  第三个阶段,是晚商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铸铜作坊相对远离宫室建筑,但同一都邑中往往有多个铸铜作坊,作坊间没有十分明确的产品分工,铸铜作坊的单体面积较前代增大。同一都邑中设定多个“手工业园区”,每个“园区”内集中多种作坊共同利用生产资源,但在宫殿区内可能仍留有直属作坊。这反映出铸铜工业的需求和生产能力都在逐步增大,技术与资源的管控逐步松弛,对铸铜工业的控制相对不再严密的发展格局。

  其次,铸铜作坊的内部生产,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无明确流程分工与产品区分。晚商时期,作坊空间的规划主观意识逐步明晰,初步形成了遗址内大致区分生产流程和生产功能,作坊内部有初步生产功能区空间区划分割,甚至有根据产品种类设定特定产品的专门作坊的态势,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发展在逐步增强。

  其三,殷墟时期,出现在都邑外围的卫星或次级聚落的铜器生产,体现了青铜铸造技术的下移与传播。说明晚商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非王室控制的家族或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的铸铜作坊。若结合早商时期以后,在垣曲商城、盘龙城、台家寺、补要村、老牛坡等地方中心出现的铸造作坊,说明铸造技术外传并已经可能已经有非王室控制的地方铜器生产了。

  其四,从生产水源看。夏商时期铸铜遗址的水源,由基本上依赖地下水,逐步发展到殷墟时期兼用人工地表径流、人工蓄水和地下水的情况。这体现了铸铜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的提高。

  其五,从都邑内的铸铜遗址单体面积看,伴随着对产品需求的增大、技术的发展和资源的控制能力加强,单个都邑内的铸铜遗址总面积在不断增加。每个都邑内,一定有一个面积超大的核心生产作坊,若宽泛些,可将之视为当时的“国企”或“龙头企业”。

  其六,夏商两代,发掘比较充分明确的铸铜作坊内,始终存在一定数量的同时期墓葬,不排除部分工匠或管理者在身故后就瘗埋于作坊内。这似乎体现了早期匠人尚未拥有其他地权性质的族墓地或公共墓地。在当时的社会中,作为匠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组织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其七,自小双桥遗址开始,部分铸铜活动显示出与祭祀活动关系逐渐密切,这说明铸铜生产活动的扩大与普及,已经为意识形态领域所关注,因之产生了针对生产的专门化祭祀行为。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经济行为与上层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小双桥铸铜遗址

  其八,殷墟开创的同一都邑内多品种手工业作坊组团成片,与相对宫室分离,在都邑周围的次级聚落中亦设立次级作坊的方式,深切影响到周代铸铜与其他手工业作坊在都邑内的选址布局。这也是中国王朝时期都邑内手工业作坊的主流模式,深切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模式与理念。

  总之,纵观夏商时期都邑内铸铜作坊的空间规划与分布位置,已不仅仅是城建规划问题。相反,它更多地显现出了城建规划的经济与政治考量。夏商都邑的铸铜遗址空间布局理念变化的阶段性,说明王室或政权对铸铜作坊的技术与生产的管控是逐步下降的,而生产的专门化和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与夏代晚期二里头城址内严密控制截然不同,在晚商时期,铜器生产的意义似乎下降到其仅仅是重要工业经济的一部分,为意识形态所倚重,为管理者所关注,但管理已非“军事化”。铸铜作坊在聚落中的宏观空间分布变化历程,是夏商时期铜器生产整体发展态势的映射,也是中国早期手工业经济发展历程的缩影。(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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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都邑铸造作坊的空间规划

发布时间:2018-10-09

  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与城市功能定型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铜容器生产技术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中原腹心地带龙山晚期开始的筑城高潮,体现出中原腹心地区国家在长达近500年的整合中,区域性中心加速形成,社会成员阶层加速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乃至导致暴力冲突明显的时代特征。公元前1800年前后开始的相对稳定阶段,彰显着中原地区走向统一王朝的政治景象,逐渐形成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城市网络。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铜器铸造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出现并逐渐定型。青铜冶铸业的出现,适应了贵族阶层形成、成长的需要,对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该地区进入早期国家的关键性推动力量。一方面,铜容器的生产技术与模式,由龙山末期的探索,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时期初步形成,在殷墟时期最终定型。另一方面,铜器在夏商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除了实际的使用功能外,也逐渐成为等级身份区别、宗教信仰表征等社会功能的承载体,甚至往往承担起仪式煊赫、审美认同的任务。

  作为社会生产流程最长,技术难度相对较高,原料资源来源最多的生产品类,铜器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为官方所垄断控制的模式。铜器生产作坊的选址与其在城址中的布局,是与铜器生产水平与技术垄断程度密切相关的。先秦时期,除了因自然环境限制用水等环境因素的工业布局考量外,技术和产品垄断与否,决定了作坊在聚落中的空间设置位置;都邑中作坊生产产品和所有者的不同,也会造成铸造作坊的空间位置差别。

  综合对比曾或多或少发现铸铜生产活动遗存的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和殷墟6处夏商时期都邑遗址,从城内铸铜遗址的空间布局位置,自身面积、生产产品、与宫室建筑和其他手工业作坊的相对空间位置、作坊水源、作坊内是否留有居址和墓葬等方面信息,可以发现如下几点阶段性趋势:

  首先,夏商时期,铸铜遗址在都邑内的空间分布位置,有比较明显的阶段特性。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阶段特点是修筑围垣,单独划定闭合区域严格控制,将重要手工业作坊围护管理。围垣紧邻宫城,但空间上以建筑设施明确分割。重要作坊总体上临近宫室,但不在宫室区内,这体现了对核心手工业部门、核心手工业技术的防控甚至保密。从侧面反映出中原地区铸铜工业初兴之时,对技术、资源和产品的重视程度,但也因之显现出技术初创期产品和资源的珍贵与稀缺。

二里头铸铜遗址

  第二个阶段,是二里岗至洹北商城的早商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都邑流行多重城垣,因此铸铜遗址的选址多在大城以内,小城(或宫城)以外,一城内往往设立多个生产任务有区别的铸铜作坊,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多呈分散布局,但在宫殿区内可能会保留有一个铸造点。这反映出铸铜工业逐步发展,已不再需要用围垣来刻意保护,但可能在宫殿区设置王室直控的生产场所。

郑州商城铸铜遗址

  第三个阶段,是晚商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铸铜作坊相对远离宫室建筑,但同一都邑中往往有多个铸铜作坊,作坊间没有十分明确的产品分工,铸铜作坊的单体面积较前代增大。同一都邑中设定多个“手工业园区”,每个“园区”内集中多种作坊共同利用生产资源,但在宫殿区内可能仍留有直属作坊。这反映出铸铜工业的需求和生产能力都在逐步增大,技术与资源的管控逐步松弛,对铸铜工业的控制相对不再严密的发展格局。

  其次,铸铜作坊的内部生产,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无明确流程分工与产品区分。晚商时期,作坊空间的规划主观意识逐步明晰,初步形成了遗址内大致区分生产流程和生产功能,作坊内部有初步生产功能区空间区划分割,甚至有根据产品种类设定特定产品的专门作坊的态势,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发展在逐步增强。

  其三,殷墟时期,出现在都邑外围的卫星或次级聚落的铜器生产,体现了青铜铸造技术的下移与传播。说明晚商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非王室控制的家族或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的铸铜作坊。若结合早商时期以后,在垣曲商城、盘龙城、台家寺、补要村、老牛坡等地方中心出现的铸造作坊,说明铸造技术外传并已经可能已经有非王室控制的地方铜器生产了。

  其四,从生产水源看。夏商时期铸铜遗址的水源,由基本上依赖地下水,逐步发展到殷墟时期兼用人工地表径流、人工蓄水和地下水的情况。这体现了铸铜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的提高。

  其五,从都邑内的铸铜遗址单体面积看,伴随着对产品需求的增大、技术的发展和资源的控制能力加强,单个都邑内的铸铜遗址总面积在不断增加。每个都邑内,一定有一个面积超大的核心生产作坊,若宽泛些,可将之视为当时的“国企”或“龙头企业”。

  其六,夏商两代,发掘比较充分明确的铸铜作坊内,始终存在一定数量的同时期墓葬,不排除部分工匠或管理者在身故后就瘗埋于作坊内。这似乎体现了早期匠人尚未拥有其他地权性质的族墓地或公共墓地。在当时的社会中,作为匠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组织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其七,自小双桥遗址开始,部分铸铜活动显示出与祭祀活动关系逐渐密切,这说明铸铜生产活动的扩大与普及,已经为意识形态领域所关注,因之产生了针对生产的专门化祭祀行为。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经济行为与上层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小双桥铸铜遗址

  其八,殷墟开创的同一都邑内多品种手工业作坊组团成片,与相对宫室分离,在都邑周围的次级聚落中亦设立次级作坊的方式,深切影响到周代铸铜与其他手工业作坊在都邑内的选址布局。这也是中国王朝时期都邑内手工业作坊的主流模式,深切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模式与理念。

  总之,纵观夏商时期都邑内铸铜作坊的空间规划与分布位置,已不仅仅是城建规划问题。相反,它更多地显现出了城建规划的经济与政治考量。夏商都邑的铸铜遗址空间布局理念变化的阶段性,说明王室或政权对铸铜作坊的技术与生产的管控是逐步下降的,而生产的专门化和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与夏代晚期二里头城址内严密控制截然不同,在晚商时期,铜器生产的意义似乎下降到其仅仅是重要工业经济的一部分,为意识形态所倚重,为管理者所关注,但管理已非“军事化”。铸铜作坊在聚落中的宏观空间分布变化历程,是夏商时期铜器生产整体发展态势的映射,也是中国早期手工业经济发展历程的缩影。(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常怀颖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