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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

发布时间:2018-12-06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王春雪

  2016年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上是较为重要的一年。重要考古遗址与材料的发现,丰硕研究成果的涌现,都为本学科的拓展与深化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与活力。2016年度发表于重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近百篇,经发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近百处。这些发现进一步填补着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时间与空间上的空白,完善着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序列,阐释着现代人演化、古文化交流与技术革新的历程与动因。

  一考古新发现与新发掘成果

  有关2016年度考古学者调查与发掘工作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河北泥河湾盆地、山西、辽宁、黑龙江等地区。

  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千米处。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2014年10月~2015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遗址地处古抚仙湖山间凹地,地层为湖滨沼泽相地层,发掘深度6米左右,底层沉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现了5个由粗变细的沉积旋回。该遗址出土石制品25153件,其中石核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192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23637件;出土骨制品28件及木制品十多件。此外,还出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初步鉴定大哺乳动物有猫、猕猴、剑齿虎、犀、猪、鹿、麂、牛等,还有少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很多动物化石上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痕迹和动物啃咬痕迹;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最为重要的是,该遗址还发现了一处用火遗迹。甘棠箐遗址石器工业面貌与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较为相似,与华南地区以大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木制品的发现充分证明了人类加工使用木器的历史较为悠久,对于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等具有较大意义(《中国文物报》3月25日)。

  河北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与材料在2016年度多有研究成果的报道。板井子旧石器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化稍营镇板井子村北约300米处的台地上。198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该遗址,并于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1年分别进行了五次发掘。2015年7~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河北省阳原县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发掘范围位于1988年发掘区西侧,实际揭露面积约为36平方米,地层剖面厚约5.4米。此次发掘共获标本3600余件,包括石制品1900余件,无人工痕迹的砾石700余件、动物牙齿320余件、鸵鸟蛋皮6件,以及数量较多的石质碎屑和碎骨等。试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其次为硅质灰岩、石英岩、石英、石英砂岩等。石制品类型主要有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屑等。剥片方法采用硬锤法,多以人工台面为台面进行剥片,也有少量修理台面者;存在一些典型的盘状石核。石器类型有边刮器、尖状器、凹缺刮器等,片状毛坯居多,主要采用硬锤锤击修理,修疤多规整细致。动物化石大多比较破碎,经初步鉴定,主要为马科、犀科等种类。此外,还发现了几件疑似打制骨器,其骨骼侧边的内外表面皆分布有连续的疤痕;部分动物化石表面可见人工切割痕迹。板井子遗址被认为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遗址。此次发掘的新材料在丰富遗址文化内涵的同时,明确遗址的技术特征,为探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存在与否及此时段中国北方石器技术的内涵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板井子遗址的新发现与研究也为完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及古人类的行为演化过程提供了材料(《中国文物报》6月17日)。

  南山边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缘、大田洼台地北缘,于2013年的旧石器调查中发现。随后的试掘中,出土石制品38件,动物化石3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残片、断块等,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制品为主的主工业类型。石制品位于泥河湾层中下部,根据地层对比,与大长梁地点、小长梁遗址、照坡遗址、葡萄园遗址等属于同一层位,时代相同,由此在台地北缘形成一处面积广阔、时代接近、分布集中的遗址区,为探讨早更新世古人类的活动范围、栖居模式、遗址功能分析等提供了有益线索(《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麻地沟遗址群(MDG)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早更新世遗址群,它位于泥河湾盆地岑家湾台地古人类活动集中区域,由包括E6和E7在内的9个地点组成。MDG-E6与MDG-E7地点发现于2007年,2012~2013年正式发掘,揭露面积分别为30平方米和20平方米,出土遗物分别有184件和174件。石制品原料主要取自遗址周边的燧石、白云岩和火山岩,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等,剥片和修理技术为硬锤直接打击法且简单随意,组合特征与非洲奥杜威工业(Oldowan)相似。动物化石均很破碎,难以鉴定动物种属。根据地层和初步古地磁测年资料,推测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年龄大致为1.07MaBP,为揭示早期人类在该区域的生存方式和过程提供了难得的理想材料(《人类学学报》35卷3期)。麻地沟E5旧石器地点位于泥河湾盆地东端岑家湾台地古人类活动集中区,埋藏于泥河湾层灰白色—灰黄色细砂和粉砂层内。遗址发现于2007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2014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2平方米,出土143件石制品、8件动物碎骨和235 件砾石。遗址成因(标本分布状况、原料与个体大小、风化磨蚀状况和标本空间聚集特征等)分析表明,遗址形成受到明显的水流搬运和改造。石制品原料均来自遗址周围1平方千米范围内,岩性以硅质白云岩、燧石和火山岩为主;锤击法剥片和修理石器,剥片和修理随意,石制品形态无定型,显示旧石器时代早期奥杜威(Oldowan)工业特点。初步古地磁年代测定显示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为1.20Ma。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址成因与古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枫林遗址位于吉林省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东约500米的山梁之上,分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所在山梁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遗址东北距头道松花江1千米,东距长白山主峰约43千米。2016年8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掘区共分东西两个部分,共出土石制品500余件。第Ⅰ发掘区出土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岩为主,偶见凝灰岩和燧石;石制品类型包括石片、石叶、细石叶石核、锤击石核、雕刻器、端刮器及大量碎屑等;石制品尺寸整体较小,多为石制品加工的副产品。第Ⅱ发掘区出土石制品原料同样以黑曜岩为主,但包括凝灰岩、火山碎屑岩、安山岩、燧石、石英岩等原料的数量明显增加;石制品类型包括西发掘区的所有类型,还发现了石叶石核、大型端刮器和尖状器等。枫林遗址的发现为研究石叶技术所代表的技术类型及人群扩散提供了重要材料(《中国文物报》10月21日)。

  富康东山旧石器地点位于吉林省扶余市社里乡富康村东山的湖岸台地上,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扶余市博物馆的同志于2012 年4月在社里乡调查时发现,万晨晨等对发现的148件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原料以玛瑙居多,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钻器、锛形器和断块。属东北地区典型的细石器工业类型,富康东山地点的石器工业为探究旧石器时代晚期吉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旧石器文化内涵、古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人类行为模式以及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北方文物》2期)。

  2016年7~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阿尔泰山南麓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400多件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陶片、铜器等遗物,初步发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等不同史前时期的文化堆积,这是新疆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石器原料多为硅质岩和石英岩,其石制品风格与同类型的莫斯特文化石制品风格一致,呈现出较明显的旧大路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文化特征,这一发现在中国旧石器考古中较为罕见(《中国文物报》12月23日)。

  桃山遗址发现于2011年,2013年6~7月对遗址展开试掘,发掘面积24平方米;共获得石制品982件、陶片46件、装饰品2件,未见动物骨骼。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锯齿刃器、凹缺器、钻具、石镞、细石核、细石叶、石叶等,类型较为丰富。石制品原料以凝灰岩、玛瑙、白云岩、玄武岩和燧石为主,原料较为多样。石制品的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压制法也有使用;工具的修理方面主要采用锤击法,同时具有压制法修理的石镞和刮削器等工具。该遗址所处年代位于晚更新世末期向全新世早期转变的时期,环境变化剧烈;遗址石制品的文化内涵丰富,性质较为独特,总体呈现出从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面貌,层序清楚,对研究我国东北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演变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并为探讨这一阶段东北亚与北美地区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等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人类学学报》35卷2期)。

  丹江口库区双河一号旧石器地点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双河镇,埋藏于丹江左岸第三级阶地棕红色黏土层中。20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委托,对该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25件。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裂片等。古人类选择河卵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岩性以石英岩为主;硬锤锤击法为剥片的主要技术;石制品总体以中小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砾石为毛坯,砍砸器是主要类型;石器多在砾石一端采用锤击法加工而成。石制品特点显示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因素,同时石制品组合中出现了片状毛坯加工的尖状器。地貌和地层对比显示该地点形成于中更新世(《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丹江口库区双河二号旧石器地点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双河镇,埋藏于丹江左岸第三级阶地棕红色黏土层中。20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对该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02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裂片等。古人类选择河卵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且以石英岩为主;剥片工艺包括硬锤锤击法和砸击法;石制品总体以中小型居多;发现2件石器,刮削器和端刮器各1件,都以石片为毛坯;石制品特点中显示含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因素。地层地貌对比表明,该地点可能形成于中更新世(《江汉考古》5期)。

  余嘴遗址位于湖北省郧县安阳镇余嘴村,地处汉江二级阶地的后部,199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调查时发现了余嘴遗址,并于2004年复查时加以确认。2009年8~10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建设,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余嘴遗址及其东部约300米远的余嘴2号旧石器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245件,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手斧和断块,其中剥片和工具修理均主要采用锤击法。遗址年代推测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初期,这一遗址丰富了对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面貌的认识,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早期人类在汉江流域的行为活动与适应策略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8期)。

  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东至县尧渡镇汪村村一处名为梅源山的石灰岩山体上,最初被命名为“梅源山旧石器地点”。2006 年,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韩立刚主持,对华龙洞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1枚直立人下颌第二臼齿、2片可拼接在一起的直立人额骨化石、120 件石制品,以及大量动物化石,部分动物骨骼化石表面有切割砍砸痕迹。2014年10~11 月、2015年10~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联合东至县文物管理所,又对华龙洞遗址开展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2014年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包括3枚牙齿、1件颞骨、1件额骨残片、4件头骨碎片;2015年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包括1 件保存有眼眶和部分面部的头骨、1 件保存有眼眶上缘(眉脊部分)的头骨残片、3件下颌骨残段(附带4 枚牙齿)、1件上颌骨残段(附带1枚牙齿)、3枚单个牙齿、若干头骨碎片,联合考古队正式将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命名为“东至人”。发现石制品10余件,以石英和燧石质的石片和使用石片为主;发现动物化石6000余件,初步鉴定包括巴氏大熊猫、谷氏大额牛、东方剑齿象、陆龟、巨貘、肿骨大角鹿、中国鬣狗等中更新世典型动物种属,一些动物化石表面具有典型的人工切割、砍砸痕迹。华龙洞遗址是继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安徽和县、南京汤山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包含有头骨化石的直立人化石地点,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大众考古》4期)。

  2010年春季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对山西省广灵县进行调查时,在洗马庄遗址采集到一批石制品,标本数量共计300余件。李君等对所获得的301件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原料均为燧石,器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断块和碎屑,通过分析对洗马庄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基本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遗物的发现不仅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佐证(《考古与文物》3期)。

  20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丈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进行复查,后河洞遗址即为其中一处。由于遗址受破坏程度较大,对后河洞进行了10平方米的试掘。任海云对该遗址的调查石制品和扰乱层所过筛拣选出的石制品进行了初步观察与分析。这批标本主要为黑色燧石,以断块、断片和碎屑的数量最多,石片和石器数量相当,石器主要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另有一类三棱小尖状器,颇具特色。锤击法是打片和修整石器最主要的方法。后河洞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文物》1期)。

  柿子滩遗址S5地点于2009年调查时发现,2010年4~5月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发掘深度4米,共发现四个文化层。此次发掘共清理人类用火遗迹3处,出土石制品和化石等遗物1813件,其中包括人类牙齿化石1枚。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还有少量石英和石英岩,类型主要有石核、石片、细石核、细石叶、断片(块)、碎屑和石器,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和雕刻器,锤击法为主要剥片方法,偶用砸击法,工具多采用压制法加工。多数化石已破碎,风化严重,保存不好,多为偶蹄目鹿科和奇蹄目马科动物化石。通过对文化层中出土化石和木炭的AMS14C年代测定,第一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0430~10288年,而第二到第四文化层的年代距今约20000年(《考古》4期)。

  麻吉洞遗址地处太行山西麓南段,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西瑶泉村西北约1.5千米处。2012年9~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丈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对麻吉洞遗址进行了小面积试掘。此次试掘共出土石制品929件,所用石料质地有燧石、石灰岩、石英岩、石英等。其中燧石所占比例为77.4%;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剥片方式和石器加工方法最常采用的是锤击法,不见砸击技术,偶尔可能用到压制法,对石片的二次加工一般从腹面向背面进行。化石既有极破碎的碎骨,也有较长的骨片。遗址中还清理出用火遗迹面和烧骨。通过对遗址出土的3件化石标本所做的14C测年,麻吉洞遗址的年代当为距今3.5万年左右,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5期)。

  穿洞遗址位于重庆市奉节县与湖北省利川县交界区域,2008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在三峡生态环境与古人类资源考察中,于洞穴内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制品,出土遗物有蚌刀1件和石制品20件。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锤、砍砸器、尖刃器、手镐、刮削器和断块。该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绝大部分为现生种,如藏酋猴、小麝鼩、斯氏缺齿鼩鼱、马铁菊头蝠、白腹管鼻蝠、西南鼠耳蝠、大马蹄蝠等。另有最后斑鬣狗、梅氏犀、华南巨貘3种属更新世的绝灭种动物。穿洞遗址的发现为讨论三峡地区远古人类活动规律、旧石器文化特征及生态环境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6期)。

  农大后山遗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沈阳农业大学后山果园和百草园黄土岗地上,该遗址发现于2012年4月,同年8~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旧石器联合考古队对其试掘。发掘面积49平方米,4个连续的旧石器文化层出土石器211件,原料以石英居多,另有少量石英岩、石英砂岩、角岩等,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和断块,剥片方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2种,以锤击法为主,工具多以石片为毛坯,以硬锤修理,加工方向以单向为主。综合各方数据,对各地层年代认识如下:第2层为距今3万~1.5万年,第3层为距今5万~3万年,第4层为距今7万~5万年,第5层为距今10万~7万年,第6层为距今11万年,第7层为距今12万年以前;第2、3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4~6层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第7层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农大后山旧石器遗址的发掘系沈阳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填补了沈阳地区有确切层位的旧石器遗址的空白,并为揭示东北亚地区古人类的迁徙、演变及文化传播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考古》11期)。

  后大屯二岭山地点位于沈阳市法库县卧牛石乡大屯村后大屯二岭山的Ⅱ级阶地上,是一处具有地域特点的旧石器地点。在地表共采集石器183件,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断块和工具。原料以玛瑙为主,还有蛋白石、石英斑岩、石英、板岩、燧石、安山岩等。石片数量最多,断块其次。其中,三类工具在工具中的比重最大。石器以微型为主,属于北方典型的细石叶工业类型。年代推测属于旧石器晚期(《北方文物》2期)。

  营坊旧石器地点于2005年4月发现,2005年5月又对其进行了复查。该地点位于天津蓟县东北部渔阳镇营坊村西北的黄土台地中。在其黄色细粉砂层及亚黏土层和地表发现石制品279 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古人类主要选择燧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硬锤锤击法为剥片的主要技术,石制品总体以小型和微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刮削器是主要类型,石器多由古人类在石片的一侧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而成。地貌与地层对比则显示遗址的时代大致属于晚更新世晚期之末,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文物》3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2014年灵井许昌人遗址出土的遗存进行了整理研究,在考古发掘36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的人类文化遗物,主要研究内容为T14第11层出土的石制品和骨器,其中石制品1571件,原料以脉石英为主,器形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器、锯齿刃器、琢背小刀等,剥片和工具修理均以锤击法为主,部分细石器采用压制修理;骨器的类型包括骨刮削器、骨尖状器、骨尖刃器和骨雕刻器。这些遗物对了解10 万年前人类的行为能力非常重要(《华夏考古》1期)。

  二对已有材料的整理与研究

  1.对遗址调查或发掘所获材料的整理分析

  周口店第一地点再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遗址西剖面的保护状态与水平,同时也为东亚直立人演化方面某些焦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提供机遇与可能。张双权等对2009~2010年在西剖面最顶部堆积(即第3层)的野外发掘中共计出土的800 件大中型动物化石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埋藏学研究表明,西剖面第3层中葛氏斑鹿[Cervus(Sika)grayi]等动物属种的骨骼富集并非古人类生存行为的结果;石制品以及古人类化石材料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结合发掘过程中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洞穴坍塌事件的证据,可初步认为,至少在第3层堆积形成时期,第一地点西剖面位置处的洞穴形态并不适合于古人类的栖居活动;葛氏斑鹿等骨骼材料则是当时在遗址附近活动的各种动物因意外因素陷落于其中而得以聚集的。这一研究有望为未来北京猿人化石材料的发现及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潜力与可能(《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周口店第1地点古人类用火证据是该遗址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同类遗存中最早的记录及其分析论证结果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但随着少数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争议,其后开展的埋藏学和地球化学分析又得出进一步否定的结论。但周口店遗址的洞穴地层十分复杂,目前残存的堆积与古人类生存时期的状态有重大差别,与当初大规模发掘时见证的遗物遗迹的分布与埋藏状况也有很大不同,在剖面表层做局部有限的采样分析并不足以推翻以前的系统性研究结论,何况很多否定性的意见源自学术理论思潮的转变和缺乏具体分析的常规性推理。从以前的发掘记录和各种分析结果看,周口店遗址埋藏着丰富的古人类用火证据,这些证据不是孤立的,是可以相互验证和支持的。2009 年以来在遗址开展的新的发掘与研究获得重要进展,揭示出具有结构的火塘、烧骨、石灰化的灰岩块等原地用火产生的遗物与遗迹,对相关材料的现代科技分析进一步确定这些遗存的人类用火性质。这样,遗址上文化层的用火证据变得明确无误,相关争议终可尘埃落定。对于下部地层中的用火证据,尚需做同样的发掘、分析和研究工作(《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卫奇等对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2006年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该遗址是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的时代较古老的一处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根据磁性地层学资料判断,遗址位于Matsuyama反极性时的Olduvai正极性亚时阶段,其年龄为1.77~1.95Ma。文化层厚1.33米,由4个自然层组成;在大约7.6立方米的堆积中,出土遗物20585件,包括石制品20489件、哺乳动物骨牙碎片96件。石制品中,石核、石片、断块和器物分别占0.36%、97.90%、1.00%和0.74%,在石片中竟有87.74%的数量是碎屑。器物中出现旧石器晚期常见的圆盘状刮削器。石制品保存新鲜,发现拼合标本3组。石制品绝大部分属于微型和小型标本。砸击制品在地层中的密度较大,而且含有似棱柱状石核和似石叶薄长石片。该遗址为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葡萄园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端河北省阳原县官厅村北小长梁更新世早期旧石器遗址东侧的后石山基部,石制品和化石发现在由下更新统湖滨相冲—洪积砾石层构成的文化层中,层位与小长梁文化层大致相当,位于Matsuyama 负极性时的Jaramillo正极性亚时层段之下,而靠近Olduvai正极性亚时层段顶面,推断其年龄为150万~160万年。卫奇等对这批遗存进行了整理研究,文化遗物较为丰富,出土的石制品,多半是各种类型的石片,石器约占1/4,其中有1件石锤;哺乳动物化石不少,但多为破碎骨骼残块和牙齿碎片,可以鉴定的有象类(elephants)、马类(equus)和犀类(rhinocerods)(《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刘扬等对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2010年第2次试掘和2011~2012年正式发掘出土石制品中的136件经过修理的工具进行了研究。这些修理工具的类型以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为主,比例均在20%以上。其他如钻具、尖状器、石镞、琢背石刀、雕刻器、鸟喙状器等器形的比例偏少。原料以等级较好的石英岩为主(92%)。毛坯以石片为主(99%),且以完整石片居多(74%)。多数修理工具的个体较小。修理主要采用锤击法修理;修理方式以单面修理为主(91%),其中又以正向修理为多(80%)。刃缘多为直刃,修疤层数多为一层,修疤进深偏短,修理长度指数较高。这批修理工具的整体特点,特别是修铤的出现反映出遗址古人类在狩猎、屠宰等方面的明显需求。这一研究为把握乌兰木伦遗址在中国旧石器文化演变当中的位置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2002年7月,考古队员在盆地东部岑家湾台地北缘发现了二道梁遗址,随即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1平方米,出土包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及骨制品等文化遗物2000余件。遗址埋藏于桑干河右岸第三级基座阶地上部,上覆黄土状堆积,文化层厚约0.2米,属水动力较弱的河流堆积。石制品原料多为采自附近阶地的砾石层或桑干河及洞沟河漫滩上的燧石;打片技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石核和石片全部使用锤击法,间接打片技术主要表现在船形石核的制备和细石叶的剥取上;石器类型包括雕刻器、刮削器及琢背刀。石器组合特征显示该遗址文化面貌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工业。骨化石 14C测年结果为18085±235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二道梁遗址是泥河湾盆地中首次发现的以船形石核作为主要技术类型,且以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遗存,对研究泥河湾盆地乃至中国北方细石器工业不同技术类型,以及所蕴含的人类扩散与技术交流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李万博等对吉林省延边和龙大洞遗址2007年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遗址位于图们江三级阶地上,共出土石制品71件,原料除1件角岩外均为黑曜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片、刮削器、雕刻器、残器和断块,工具多以压制法进行修理,属东北地区典型的细石叶工业类型,14C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距今21350±120年,大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为探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细石器工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边疆考古研究》(第20辑),科学出版社]。

  石晶等对2011年在本溪养树圈西南上地点调查发现的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该地点位于太子河的三级阶地上,共发现石制品57件,除少部分为砂岩外均为角岩,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断块,在剥片和工具修理过程中广泛采用锤击法,工具修理方式多为正向加工,从工具组合和器形大小来看,该地点属典型的东北地区大石器工业类型,与庙后山遗址有一定相似性。养树圈西南山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为探讨庙后山遗址周边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及生计方式提供了参考资料[《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6~20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旧石器考古调查队,在沈阳市康平县发现了老山头旧石器地点,该地点位于辽河的Ⅲ级阶地上,共发现石制品26件,原料以石英为主,少量石英砂岩、石英岩和板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钻器,属于北方大石器工业类型,推测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发现为沈阳地区史前人类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

  张金凤通过对河南省许昌人遗址第5层出土遗物的研究表明,当时的许昌人不仅能够制造精美的细石器,还掌握了钻孔、磨光、制陶技术,出现了审美意识、自然崇拜等现象,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性,而催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采集渔猎经济迅速发展中产生的这种新文化,虽然还不成熟,比较弱小,却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经过长达数万年的孕育、萌芽,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尤其是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中原文物》3期)。

  考古发掘中揭露的遗址,在其使用、废弃以及埋藏阶段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自然营力的影响。对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成为判断遗址完整程度以及解释人类行为与活动的基础。李浩等从所在区域的地质地貌特征、地层沉积物性质、石制品风化磨蚀程度、空间分布方式、分布密度、尺寸范围以及石制品拼合等方面对丹江口库区果茶场Ⅱ旧石器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并进而判断人类行为以及自然营力对遗址形成的影响(《江汉考古》1期)。

  盘状石核是旧石器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重要石器类型,是该期的特征之一。尤其是东亚,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存在数量较多的盘状石核,但罕见勒瓦娄哇石核,这一现象的成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陈宥成等从盘状石核的概念入手,探讨了盘状石核的技术特征与分类,以及中国盘状石核的文化地位等问题,为东亚盘状石核的起源和时空分布特征等问题的研究梳理了思路(《考古》2期)。

  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一直是史前考古学中的重要课题,林壹从旧石器考古学的角度,以华北地区为例,通过梳理长时段的相关考古材料,来考察更新世末至全新世早期的文化变迁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从中提取出关键性的特征,并对其变化原因作初步探讨。从长时段看,华北地区从晚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文化变迁,在生计方式和工具技术上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旧石器晚期晚段和新石器早期的聚落之间,反映的是社会组织从游团到部落的跃进。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提供了一个农业起源之外的观察旧新过渡的视角(《文物春秋》2期)。

  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的文化内涵具有典型的中国华北细石器工业传统的特征,王小庆等对这一地点出土的细石器制品和年代进行了研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和石英为主,在制作技术上直接法和间接法并用,具有十分成熟的间接打制和压制修整技术。经14C年代测定和释光年代测定,其年代为26000~21000aBP,为论证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是本地起源的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南方文物》4期)。

  2.区域性材料整理与分析

  任海云梳理了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概况,总结了山西旧石器考古发展的特点,初步分析了制约山西旧石器考古发展的因素,指出今后必须加强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联合全国同行的力量,除了继续在原有工作区域开展阶段性、立体式工作外,还需在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以及中条山南麓等旧石器考古与研究的薄弱地区展开调查、发掘和系统研究工作(《文物春秋》4期)。

  黑龙江省中部山区由南部的张广才岭山脉和北部的小兴安岭山脉组成,二者以松花江相隔。中部山区以西为开阔的松嫩平原,向东为平坦的三江平原,往北为相连的大兴安岭,面南为绵延的长白山山脉。以往中部山区报道的旧石器遗址有阿城交界和嘉荫常兴屯遗址,李有骞结合最近几年新发现的材料对该地区在旧石器考古工作中的新进展进行了介绍,涉及的遗址包括中部的杨林西山、杨林南山、秦家东山、炮台山、龙头山和满城南山遗址以及北部的小龙山、利民和桦阳遗址,通过比较发现,黑龙江省中部山区旧石器遗存与谢列姆贾文化和乌斯季诺夫卡文化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主要技术特征十分相似,因此中部山区发现的这些旧石器遗存大体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草原文物》1期)。

  王社江等对秦岭地区更新世黄土地层中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梳理,多年来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地层年代学研究结果证实,距今1.15(1.63/1.62)~0.6Ma,秦岭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以砾石砍砸器、石核、石片和简单修理的石片工具为主,属旧大陆模式Ⅰ石器工业的范畴;距今0.4~0.25Ma时段的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则继承了当地前期旷野模式Ⅰ旧石器遗存的特点,文化面貌以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距今250~50ka,秦岭地区出现了大量模式Ⅱ(阿舍利类型)石器工业遗存,两面修理的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等工具普遍被发现,说明该地区的石器工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到晚更新世晚期与全新世之交,秦岭南北麓可能还存在小石片石器工业类型的遗存。秦岭地区不同阶段的旧石器组合展示了更新世期间人类生活与石器技术行为发展演化的历程(《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7期)。

  栾福明等运用最近邻指数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旧石器时期至近现代新疆432处文化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文化遗址属于聚集分布模式,集中分布在以12个聚集区为主的丝绸之路南道、中道、北道和塔城—阿勒泰地区4个带。中道和北道的遗址数量约占总量的80.11%。(2)新疆文化遗址可划分为旧石器—商朝、西周—秦朝、汉代—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近现代6个时期,不同时期遗址分布重心经历了塔城—阿勒泰→丝绸之路南道和中道→丝绸之路中道和北道→丝绸之路中道的演变。(3)文化遗址的格局演化与历史时期新疆自然和人文因素等有很好的耦合关系,文化遗址的快速发展期(如西汉、隋唐)与气候的相对凉湿期、中原政权的强盛、屯垦的高潮期、丝绸之路的繁荣期相对应。(4)文化遗址空间分布主要受控于自然因素,而时间变迁更多的是受人文因素的影响。早期自然因素的影响大,而后期人文力量起主导作用,是新疆文化遗址变迁与自然和人文耦合关系的总规律(《中国沙漠》36卷5期)。

  张涛经过对云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在空间分布、地理特点、石器的原料、石器打制技术与方法、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的特性进行比较研究,将云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为三种区域性文化类型,即呈贡—路南文化类型、木家桥文化类型和橄榄坝文化类型。这三种文化类型从整体来看,呈贡—路南文化类型以石片石器传统为主,另两种文化类型都是以砾石石器为主的旧石器工业,但各有特点。从成因来看,应是受到地理环境因素、原料、技术方法、相邻文化传播以及本地域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影响所致(《四川文物》1期)。

  三专题研究与理论阐述

  1.专题研究

  (1)骨制品及动物考古学研究

  邹松林等对2014~2015年在江西萍乡上栗县长平乡杨家湾哺乳动物化石点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整理研究,该地点出土化石最为丰富多样;目前已在杨家湾1号洞发现数千件哺乳动物牙齿化石,初步鉴定出40个属种;在化石数量上,野猪占绝对优势,其他常见种类还有鹿类、豪猪、黑熊、小型食肉类、鬣羚、水牛、犀牛及猴类等,而长鼻类及貘相对较少;在本地区同时代化石点中,猴类化石最丰富,食肉类属种也更多样。灭绝种类有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鬣狗、德氏狸、剑齿象及巨貘等。从动物群组合来看,杨家湾1号洞与湖南道县福岩洞古人类化石点最为相似,其时代也应当属于晚更新世。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南方地区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奇和洞遗址是福建境内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发现的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洞口沉积物系列从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出土的69件骨制品中,旧石器时代3件,新石器时代早期66件。范雪春对骨制品进行的统计、观察表明:制作骨制品一般都要根据所需工具的要求选择不同厚度和不同位置的骨骼做原料,经过敲击(或劈裂骨骼)、取坯(挑选适合的坯件)、整形、磨制等工序;时代越晚,骨制品数量越多,制作工艺水平也从粗糙、简单逐渐发展到成熟、规整、美观。骨制品的出现是人类工具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在获取食物资源方面有了更多的手段(《东南文化》2期)。

  马鞍山遗址出土的这批骨角制品来源于遗址上部堆积的多个层位,其中相对较早的第6、第5层出现的工具类型包括骨锥、骨矛头及楔形器等,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骨角制品(14C校正年龄为3.5万~3.4万年);相对较晚的遗址第3层(14C校正年龄为2.3万~1.8万年)则以鱼镖、箭头等骨质工具为其代表。在埋藏学及动物考古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合作团队以“操作链”的动态视角较为系统地观察、探讨了上述骨角制品的选料、取坯、制作、使用、维护及废弃等工艺流程及其所透射出来的古人类技术水平与认知能力。这一发现为探讨骨角器在非洲与欧亚大陆的起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相对于早期阶段而言,马鞍山遗址较晚阶段的骨角制品中开始出现了新的工具类型,表明古人类的生存模式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为重要的改变,开始将小型哺乳动物以及鱼类资源更为频繁地纳入他们的食谱范围,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广谱型食物获取趋势及生存模式(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65卷)。

  在全球气候变化频繁的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在生存行为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张双权等对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水洞沟遗址与南方马鞍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古人类的食物广谱化过程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源强化现象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记录中是客观存在的:相对于此前以大中型有蹄类动物为主要猎捕对象的狩猎策略而言,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在其食谱范围中更多纳入了体形相对更小的动物类别(尤其是快速型的小动物);与此同时,古人类在大中型猎物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强趋势。然而,在古人类广谱适应事件的潜在驱动力方面,这两个遗址之间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差别(《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8期)。

  朱生辉等收集有关出土骨针的各类文章,包括发掘简报、考古报告、研究文章等,阐述国内出土的从旧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的骨针的发现情况。从手工业考古的角度,对出土骨针进行分类,尝试归纳总结骨针不同类型、不同形制,分析骨针形制的功能、特点(《文物鉴定与鉴赏》7期)。

  (2)石器功能与实验研究

  赵海龙等通过分析雕刻器技术及制作过程,提出雕刻器的斜棱刃应作为主要使用部位的假设。结合我国长白山地区吉林大洞遗址出土的黑曜岩斜刃雕刻器材料,运用微痕观察,发现斜棱刃上存在三种不同特征的痕迹及痕迹组合。随后,通过模拟雕刻器技术打制雕刻器标本,并用其斜棱刃对不同材质的加工对象进行横向“刮刨”的动作,结果产生与考古标本上一致的特征,证实假设成立。根据对部分被加工的骨角器表面情况分析,推测斜刃雕刻器的主体功能是“微加工”,达到器物表面逐渐光滑的结果,为探讨磨制骨器技术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3)石器原料研究

  2016年4月,为了进一步揭示灵井许昌人遗址原理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颍河流域开展了系统的野外调查。调查范围从颍河上游白沙水库向下至襄城县颍河镇颍河河段。考察队在距离遗址不同直线距离的地方选取剖面,并对石料进行了初步观察,初步认为灵井古人类应在距离遗址较近的河滩获取原料,属就近取材行为。由于该河段脉石英砾径较小,古人类能够将原料而非半成品直接携带入遗址并进行后续的加工修理。从目前颍河河道距离遗址的直线距离(约10千米)来看,古人类生活时期的河道可能与遗址有一定的距离,导致古人类获取原料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增加。作为应对策略,古人类对个体较小脉石英原料的利用效率会相应提高。遗址中出土较多的利用率较高的盘状石核、多面体石核,以及加工精致的工具能够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推论。另外,认为古人类对优质水源的需求大于石料的需求,体现了搬运石料的合理性。该阶段的古人类已经能够摆脱石料质地和尺寸的限制,根据当地可获得原料的性质发挥相应的石器技术,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石英与生存策略(《中国文物报》8月26日)。

  石料是石器制作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石料本身的力学性能不仅与古人类的原料利用方式密切相关,还会影响到石器打制方法、器物组合,甚至石器工业面貌。长期以来,旧石器考古学界对于石料力学性能的判断多基于简单的岩石矿物硬度和结构特征,实际上岩石的力学性能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其硬度和结构的范畴。周振宇等首次使用力学研究的方法,通过科学手段对石料的单轴抗压强度测试,了解不同原料的力学性能,并将其与遗址出土石制品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岩石本身力学性能与石制品面貌之间的关系,为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与方向(《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柿子滩遗址位于山西吉县清水河流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石制品以燧石为主,但石英岩占据一定比例,对石英岩石料的产地研究成为了解人类行为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质勘查结果显示,柿子滩遗址的石英岩石料采集于当年的黄河河漫滩,而这些石英岩砾石的地质来源为清水河入黄河口处上游的上三叠统须家河组顶部、下侏罗统珍珠冲组和中下侏罗统自流井组底部地层。对现代黄河河漫滩砾石的地质采样分析认为,燧石石料的稀缺使得石英岩成为石制品制作中必要的石料补充(《华夏考古》3期)。

  (4)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

  装饰品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一类较特殊的遗存,作为早期人类现代行为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学术意义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魏屹等从装饰品的定义与分类、发现与研究现状、功能与作用、出现原因及研究意义的探讨等方面入手,对西方学术界对装饰品的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梳理,对我国发现的相关材料与研究进展做了简要介绍与评述,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与思路(《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5)旧石器遗址测绘技术研究

  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建立遗址的三维模型,在旧石器遗址发掘面的应用中,输出的影像可以精确到毫米。输出的各种通用格式的文件,通过类似ARCGIS、Global Mapper等软件,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遗址信息并加以分析和研究,几乎可以完全取代旧石器遗址发掘中传统的野外测量工作。周振宇通过野外实例证明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应用于旧石器遗址发掘,其精度与全站仪测量相当。易操作、低成本、高精度的三维重建技术应能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考古》7期)。

  2.理论阐述

  史前艺术遗存研究是探索古代社会生活面貌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精神领域,有关其研究方法的探讨非常重要,但国内学者鲜有涉足。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所涉及的方法中最有代表性的为结构主义与萨满教假说,以及其他一系列所应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涉及不同层次、视角与应用范围,它们可以相互结合,融入我们称为“关联的方法”的框架中,陈继玲等提出一个结合不同方法在内的关联的方法,并证明这一方法在通过遗存研究达到深入了解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中有一定的可行性(《东南文化》3期)。

  现代人行为起源及演化研究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热点,石叶技术作为现代人行为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认为是现代人所独有的石器技术。新的研究表明石叶技术与现代人群并不能完全对应,然而,石叶技术的规范性与多样性、时间分布的不连续性和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使其在讨论古人类的生存适应方式、技术扩散和人群迁移等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李峰等通过梳理中国境内主要的石叶遗存,指出中国北方主要存在两种石叶技术: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与棱柱状石叶技术。距今4万~3万年,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与棱柱状石叶技术相结合形成旧石器晚期初段的石器技术特征,该类遗址主要存在于中国的西北、东北和青藏高原等地,技术上与西伯利亚、蒙古等地的同类发现相似,空间上与之相连且与中国北方石片技术遗存的分布具有明确的界限,可能指示了人群的迁入;距今2.9万~2.5万年,棱柱状石叶技术与细石叶技术相结合,分布范围深入到了中国北方的腹地,但其代表人群的迁移或仅代表适应方式的扩散还未有定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8期)。

  战世佳等从考古学学术史的角度对北京猿人遗址之争重新梳理和剖析,以宾福德对北京猿人遗址的观点和争论为出发点,回顾宾福德是如何应答中外学者针对其观点所提出的质疑,其观点的立足点又在何处,存在哪些局限,将当时人的观点置于整个学术发展的大环境中,提示我们系统地、关联地、整体地看待所出土的考古材料,拓展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边疆考古研究》(第20辑),科学出版社]。

  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转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不仅涉及现代人类的出现,也表现在技术工具、社会形态和思想认知的明显进步。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巴尔•约瑟夫模仿柴尔德将农业起源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将文明起源称为城市革命的方式,将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转变用革命来形容。他认为,旧石器晚期革命发生在距今4万年前或稍晚,这时欧洲尼人还没有绝灭。这一时段新的物质文化特点表明了有别于尼人的现代技术工具、社会结构、远程交换和认知能力的出现,是现代觅食社会的先声。进而讨论了相关术语的模糊性,年代学和地理学的一些问题,以及促成这一革命的原因。中国的旧石器时期晚期材料与非洲、西欧与近东有相当差异,特别是华南地区。然而,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是与此革命进程有关的世界性事件,这一文化特点和观察视角,应该成为我国旧石器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南方文物》1期)。

  按水平层发掘是国内外旧石器考古发掘的传统方法,在我国这一传统方法因为后岗三叠层的发现而受到了挑战,林壹通过对考古学科发展史的回顾,探讨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掘方法与后段考古学发掘之间的异同,以及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进而认为在旧石器考古发掘中,按水平层和按自然层发掘的方法应该互相借鉴,在发掘中应根据发掘对象的特点和研究目的来决定采用何种发掘方法(《考古》3期)。

  四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吴新智等通过中国13万年来的旧石器和西亚的旧石器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人牙化石对中国古老型人类在中国现代人起源中的作用的三种假说:多地区进化说、取代说和2010年后兴盛的同化说,进行研究和探讨。考古学研究表明从13万年前以来中国旧石器主流仍旧是第1模式,没有发生按照取代说和同化说都必然会导致的在大约6万年前或更早时发生石器技术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而2015年公布的道县12万~8万年前人牙化石表明中国的现代人形态不是如DNA研究所主张的在6万年前才从境外移入的。这些证据显然不支持中国原住民被非洲移民完全取代的夏娃假说,也与主张中国古老型人类被非洲经过西亚来的移民大部取代的同化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与参与多地区进化说的推论一致(《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釉面横纹的数目可用于推断个体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在生长发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王翠斌运用数码体视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了云南石灰坝禄丰古猿(简称禄丰古猿)30枚齿冠完整的前部牙齿,通过分析禄丰古猿唇侧面釉面横纹估算其牙冠形成时间,并对其进行差异性检验,可知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在上下颌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犬齿牙冠形成时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侧门齿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中门齿无显著性的性别差异;中门齿和侧门齿的牙冠形成时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犬齿与中门齿和侧门齿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与齿冠高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此外将禄丰古猿与其他古猿和现生大猿以及人属成员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其前部牙齿齿冠形成时间长于原康修尔猿、南方古猿、傍人、人属成员和尼人,接近于蝴蝶古猿和大猩猩,而明显小于黑猩猩、华南化石猩猩及现生猩猩(《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吴秀杰等采用高分辨率CT技术对蓝田直立人的颞骨岩部进行了扫描,对骨性内耳迷路进行了3D虚拟复原,通过与和县直立人、欧洲古老型智人、早期人属成员、南方古猿非洲种、粗壮傍人和现代人内耳迷路的21项测量项目的对比和分析,结果显示蓝田人内耳迷路的测量数据与南方古猿非洲种最接近,其次为现代人和欧洲古老型智人,而与早期人属成员和粗壮傍人相差较大。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蓝田人内耳迷路与早期人属成员、欧洲古老型智人、南方古猿非洲种及现代人都有重叠区域,距离最近的是南方古猿非洲种Sts5,其次为和县直立人和南方古猿非洲种Sts19,而与粗壮傍人距离较远。这一研究提供了中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内耳迷路的形态数据,为进一步探讨蓝田人体质特征演化上的意义提供了参考资料(《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自2002年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大约4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以来,相继在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等地点发现了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些化石发现证实大约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最近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12万~8万年前在华南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而在这个时间段的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人类化石形态仍较原始,其演化尚未进入早期现代人阶段。这些研究发现提示,在中国地区,华南是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现代人以及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华北地区扩散。现有的化石形态证据显示,更新世晚期华南地区人类具有较大的演化变异,可能同时生存有几种不同的演化类群。智人洞属于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的过渡类型,而道县则代表着演化进入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刘武等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柳江、资阳、丽江、田园洞等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特征比较进步,在演化上属于与道县相似的现代类型人类(《人类学学报》35卷2期)。

  2008年12月在贵州毕节团结乡首次发现麻窝口洞化石点,经2009年、2012年和2013年3次发掘,在麻窝口洞上部砂质黏土地层中共发现了四千余件哺乳动物牙齿化石。2013年7月发现的3枚古人类牙齿,分别为左上犬齿、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人类牙齿尺寸偏小,臼齿咬合面沟纹简单,没有复杂的咬合面皱纹和附尖齿带结构,牙根短而不显粗壮,上述特点有别于我国已经发现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可归入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与人类相伴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共计8目20科43属53种,动物群组合反映出亚热带森林生态环境。根据动物群的时代特点,地貌地层及堆积物的光释光年代测定,指示毕节麻窝口洞古人类的时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晚期,或者晚更新世早期,毕节古人类牙齿的发现为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及演化增添了新的证据(《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境内生存有古老型智人、早期现代人以及一些分类尚待确定的古人类。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古人类经过当地连续演化,同时接受其他地区古人类基因流的影响,最终演化为现代中国人群。刘武等基于对部分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及晚更新世人类化石的研究及数据分析,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1)10万年前或更早,具有现代人标志性特征的早期现代人在华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2)在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晚更新世早期人类仍保留较原始的化石形态,其演化尚未进入早期现代人阶段;(3)近20万年以来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特征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原始与现代类型并存,这种情况既出现在不同地区古人类之间,也呈现于同一地区古人类内部;(4)部分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呈现有可能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5)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不同地区古人类之间在化石形态上的差异与生存时代不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部分古人类化石呈现的原始及特殊特征提示在一些地区存在相对隔离人群,其演化地位有待深入研究。基于这些发现,认为早期现代人可能首先在中国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北扩散。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是否存在基因交流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来证实(《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7期)。

  盛桂莲等以第二代测序技术问世之后古DNA研究流程为主线,系统回顾了古DNA各阶段的进展以及近年来取得的突破,阐明古DNA数据的应用领域,并基于现有研究实例对古DNA将来可能的发展前景提出展望(《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12期)。

  五古环境与年代学研究

  木炭作为重要的植物遗存,是重建植被历史、恢复古气候、探讨早期人类活动的理想材料,已成为地质学和考古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有着一整套系统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孙楠等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提供了在木炭的鉴别,样品的采集、鉴定和统计等方面的完整研究方法和手段,对我国的木炭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末次盛冰期(LGM)以来的增温期和全新世高温期是人类古文化进步的重要时期。黄土高原北部沙漠—黄土过渡带两个自然剖面高分辨率花粉分析结果显示,该区LGM以来为草原植被景观,但优势群落和伴生植物随气候变化而有所不同,温度和降水变化对植被演替有着重要的控制作用。气候干冷时,以耐干旱的草本植物种属为主,群落成分单一,植被盖度低;增温期和高温期,出现少量暖温带乔木植物如胡桃科、栎属等,植被盖度高,群落发育良好。全新世暖期是植被发育良好、植被盖度高的适宜期。本研究为黄土高原地区未来增温下植被响应的分析提供了历史相似型(《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顺山集遗址(8500~7000aBP)是淮河中游地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杨玉璋等选择该遗址出土的代表性石器圆形石球、石磨盘及石锤等石制工具17件及陶釜残片29件进行了淀粉粒残留物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器物表面的古代淀粉粒主要来源于禾本科薏苡(Coix lacrymajobi)、小麦族(Triticeae)、水稻(Oryza sativa.)、葫芦科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根以及1种未知的植物种属。研究结果表明,淮河中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同样依靠采集和农业种植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但与淮河上游地区不同的是,该区域的农业模式为稻作农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属来源的淀粉粒在石器和陶器表面的出现频率分析结果表明,薏苡可能是顺山集先民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而水稻在当时的利用程度并不高。圆形石磨球、磨盘及长柱状石锤使用面上不同种类淀粉粒的发现表明这两类石器都曾被用于加工多种植物性食物,而石斧刃端发现丰富的植物淀粉粒,表明该类工具在当时除了用于砍斫工具以外,可能也曾被用来加工食物,其功能具有一器多用的特征。该研究结果对了解顺山集先民的生业形式与出土石器的使用功能,探明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的植物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7期)。

  侯家窑遗址是目前国内外综合研究水平较高的旧石器遗址之一。恢复和重建遗址形成时期的气候和环境背景,对还原侯家窑人生存条件,理解古人类进化过程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最新的地层学、年代学和古生物学综合研究显示:侯家窑人生活在距今24万~13万年,下文化层属牛轭湖相沉积,由泥河湾古湖退却和消亡过程中形成的冲沟或水道被随后发育的NNWSSE向古河流切割阻塞形成;上文化层对应于后期发育的古土壤层。距今13万~8万年,遗址区被冲洪积层掩埋。轨道参数引起的太阳辐射量变化是导致研究区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孢粉资料显示,研究区古气候、古环境经历了明显的冷暖交替过程,与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MIS7阶段气候相对温和,植被景观为稀树灌丛草原;MIS6阶段气候寒冷,年均温较现今下降3℃~4℃,发育典型的针叶林植被;MIS5阶段气候温暖,植被景观为针阔叶混交林—草原。侯家窑文化经历了由温和向寒冷的气候变化,表明寒冷的气候条件并未导致侯家窑人灭绝,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侯家窑文化的进步;MIS5阶段以来,河流作用破坏了侯家窑人原有的生存条件,是导致侯家窑文化中断的主要原因(《古生物学报》55卷1期)。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活动历史历来是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明显进展,提供了梳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和定居的过程与驱动机制的可能。张冬菊等通过整理和总结在青藏高原已开展的考古工作,提出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地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再进一步扩散到整个青藏高原,其扩散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末次冰消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5万~1.16万年)、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时代(距今11600~6000年)、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4000年)和全新世晚期的青铜时代(距今4000~2300年),而曾报道的青藏高原末次盛冰期及其以前的旧石器遗址的年代需要重新厘定。末次冰消期的人类扩散主要与盛冰期之后的气候转暖转湿事件和细石器文化的盛行有关,全新世早中期的扩散则受到温暖湿润气候条件的驱动和黄土高原粟作农业发展的压迫,这两个时段高原上的史前人类均以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为主;黄土高原粟作农业的传播推动史前人类于距今6000~4000年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从事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而麦作农业的传入推动史前人类距今3600年前开始长年定居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8期)。

  青藏高原是对人类生存最具挑战性的地区之一,研究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对认识和理解人类对高寒缺氧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具有重要价值。陈发虎等通过总结分析青藏高原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不同时代遗址动植物遗存的组合特征,以及可靠文化地层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精确测年结果,对比古气候记录,梳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和不同阶段人类的生计方式,研究结果显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旧石器人群在距今15000年之前到青藏高原季节性游猎;新石器人群距今5200年后大规模定居到青藏高原海拔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距今3600年后人类永久定居至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气候变化对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动有重要影响,而新石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农业发展与传播是促使人类向青藏高原大规模扩张和定居的最主要因素,为认识和理解古人类适应高寒缺氧环境的策略和藏族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自然杂志》48卷4期)。

  青藏高原是全球高寒自然环境最为典型的地区,同时它又是人类最早进入高原的重要通道,也是高原史前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侯光良分析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的特点,即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具有对极端环境适应的特殊性、其文化遗存保留的特殊性和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关系的密切性,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旧石器与细石器阶段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张,其历程明显分为由高原东北缘向高原腹地深入,表现为由低海拔向高海拔、由东向西和由高原边缘向腹心的三级跳扩张过程; 第二阶段为新石器—青铜时代人类在高原的活动,表现为农业活动在高原东部河谷地带的扩张,人类在高原定居聚落的诞生,调整种植结构、畜牧业的主导地位的确定等(《盐湖研究》24卷2期)。

  在当代考古研究中,埋藏学已经成为必要的构成。曲彤丽等对埋藏学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介绍当前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学的内涵和研究理念,并通过一些实例简要说明其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南方文物》2期)。

  泥河湾盆地是国际地质界公认的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对泥河湾进行地质古生物学考察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有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三位外国科学家。陈蜜等依据新发现的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并结合考察记和出版物,通过回顾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过程以及早期研究情况,梳理了泥河湾研究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考证了泥河湾地点线索提供人樊尚神父的重要作用,首次深入探讨了巴尔博与桑志华围绕泥河湾地点发现展开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了两人在泥河湾早期研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和做出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35卷3期)。

  六会议召开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暨中国第四纪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第6次年会于2016年8月21~25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会议开幕式由学会副理事长石金鸣院长主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院士、大庆市副市长常城及中科院古脊椎所副所长邓涛等领导应邀出席。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所、高校、文博系统90多家单位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内外代表260余位参加会议,论文集收录了30余篇文章,展示了各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新成果;近60位专家学者以及国外同行的精彩报告涵盖了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古环境学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在古生物研究中的应用。这次会议促进了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和古环境的研究以及更好地推动了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科学研究,促进了科普教育和科学传播(《化石》4期)。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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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

发布时间:2018-12-06

  2016年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上是较为重要的一年。重要考古遗址与材料的发现,丰硕研究成果的涌现,都为本学科的拓展与深化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与活力。2016年度发表于重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近百篇,经发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近百处。这些发现进一步填补着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时间与空间上的空白,完善着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序列,阐释着现代人演化、古文化交流与技术革新的历程与动因。

  一考古新发现与新发掘成果

  有关2016年度考古学者调查与发掘工作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河北泥河湾盆地、山西、辽宁、黑龙江等地区。

  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千米处。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2014年10月~2015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遗址地处古抚仙湖山间凹地,地层为湖滨沼泽相地层,发掘深度6米左右,底层沉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现了5个由粗变细的沉积旋回。该遗址出土石制品25153件,其中石核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192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23637件;出土骨制品28件及木制品十多件。此外,还出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初步鉴定大哺乳动物有猫、猕猴、剑齿虎、犀、猪、鹿、麂、牛等,还有少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很多动物化石上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痕迹和动物啃咬痕迹;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最为重要的是,该遗址还发现了一处用火遗迹。甘棠箐遗址石器工业面貌与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较为相似,与华南地区以大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木制品的发现充分证明了人类加工使用木器的历史较为悠久,对于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等具有较大意义(《中国文物报》3月25日)。

  河北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与材料在2016年度多有研究成果的报道。板井子旧石器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化稍营镇板井子村北约300米处的台地上。198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该遗址,并于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1年分别进行了五次发掘。2015年7~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河北省阳原县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发掘范围位于1988年发掘区西侧,实际揭露面积约为36平方米,地层剖面厚约5.4米。此次发掘共获标本3600余件,包括石制品1900余件,无人工痕迹的砾石700余件、动物牙齿320余件、鸵鸟蛋皮6件,以及数量较多的石质碎屑和碎骨等。试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其次为硅质灰岩、石英岩、石英、石英砂岩等。石制品类型主要有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屑等。剥片方法采用硬锤法,多以人工台面为台面进行剥片,也有少量修理台面者;存在一些典型的盘状石核。石器类型有边刮器、尖状器、凹缺刮器等,片状毛坯居多,主要采用硬锤锤击修理,修疤多规整细致。动物化石大多比较破碎,经初步鉴定,主要为马科、犀科等种类。此外,还发现了几件疑似打制骨器,其骨骼侧边的内外表面皆分布有连续的疤痕;部分动物化石表面可见人工切割痕迹。板井子遗址被认为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遗址。此次发掘的新材料在丰富遗址文化内涵的同时,明确遗址的技术特征,为探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存在与否及此时段中国北方石器技术的内涵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板井子遗址的新发现与研究也为完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及古人类的行为演化过程提供了材料(《中国文物报》6月17日)。

  南山边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缘、大田洼台地北缘,于2013年的旧石器调查中发现。随后的试掘中,出土石制品38件,动物化石3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残片、断块等,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制品为主的主工业类型。石制品位于泥河湾层中下部,根据地层对比,与大长梁地点、小长梁遗址、照坡遗址、葡萄园遗址等属于同一层位,时代相同,由此在台地北缘形成一处面积广阔、时代接近、分布集中的遗址区,为探讨早更新世古人类的活动范围、栖居模式、遗址功能分析等提供了有益线索(《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麻地沟遗址群(MDG)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早更新世遗址群,它位于泥河湾盆地岑家湾台地古人类活动集中区域,由包括E6和E7在内的9个地点组成。MDG-E6与MDG-E7地点发现于2007年,2012~2013年正式发掘,揭露面积分别为30平方米和20平方米,出土遗物分别有184件和174件。石制品原料主要取自遗址周边的燧石、白云岩和火山岩,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等,剥片和修理技术为硬锤直接打击法且简单随意,组合特征与非洲奥杜威工业(Oldowan)相似。动物化石均很破碎,难以鉴定动物种属。根据地层和初步古地磁测年资料,推测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年龄大致为1.07MaBP,为揭示早期人类在该区域的生存方式和过程提供了难得的理想材料(《人类学学报》35卷3期)。麻地沟E5旧石器地点位于泥河湾盆地东端岑家湾台地古人类活动集中区,埋藏于泥河湾层灰白色—灰黄色细砂和粉砂层内。遗址发现于2007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2014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2平方米,出土143件石制品、8件动物碎骨和235 件砾石。遗址成因(标本分布状况、原料与个体大小、风化磨蚀状况和标本空间聚集特征等)分析表明,遗址形成受到明显的水流搬运和改造。石制品原料均来自遗址周围1平方千米范围内,岩性以硅质白云岩、燧石和火山岩为主;锤击法剥片和修理石器,剥片和修理随意,石制品形态无定型,显示旧石器时代早期奥杜威(Oldowan)工业特点。初步古地磁年代测定显示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为1.20Ma。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址成因与古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枫林遗址位于吉林省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东约500米的山梁之上,分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所在山梁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遗址东北距头道松花江1千米,东距长白山主峰约43千米。2016年8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掘区共分东西两个部分,共出土石制品500余件。第Ⅰ发掘区出土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岩为主,偶见凝灰岩和燧石;石制品类型包括石片、石叶、细石叶石核、锤击石核、雕刻器、端刮器及大量碎屑等;石制品尺寸整体较小,多为石制品加工的副产品。第Ⅱ发掘区出土石制品原料同样以黑曜岩为主,但包括凝灰岩、火山碎屑岩、安山岩、燧石、石英岩等原料的数量明显增加;石制品类型包括西发掘区的所有类型,还发现了石叶石核、大型端刮器和尖状器等。枫林遗址的发现为研究石叶技术所代表的技术类型及人群扩散提供了重要材料(《中国文物报》10月21日)。

  富康东山旧石器地点位于吉林省扶余市社里乡富康村东山的湖岸台地上,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扶余市博物馆的同志于2012 年4月在社里乡调查时发现,万晨晨等对发现的148件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原料以玛瑙居多,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钻器、锛形器和断块。属东北地区典型的细石器工业类型,富康东山地点的石器工业为探究旧石器时代晚期吉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旧石器文化内涵、古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人类行为模式以及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北方文物》2期)。

  2016年7~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阿尔泰山南麓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400多件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陶片、铜器等遗物,初步发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等不同史前时期的文化堆积,这是新疆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石器原料多为硅质岩和石英岩,其石制品风格与同类型的莫斯特文化石制品风格一致,呈现出较明显的旧大路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文化特征,这一发现在中国旧石器考古中较为罕见(《中国文物报》12月23日)。

  桃山遗址发现于2011年,2013年6~7月对遗址展开试掘,发掘面积24平方米;共获得石制品982件、陶片46件、装饰品2件,未见动物骨骼。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锯齿刃器、凹缺器、钻具、石镞、细石核、细石叶、石叶等,类型较为丰富。石制品原料以凝灰岩、玛瑙、白云岩、玄武岩和燧石为主,原料较为多样。石制品的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压制法也有使用;工具的修理方面主要采用锤击法,同时具有压制法修理的石镞和刮削器等工具。该遗址所处年代位于晚更新世末期向全新世早期转变的时期,环境变化剧烈;遗址石制品的文化内涵丰富,性质较为独特,总体呈现出从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面貌,层序清楚,对研究我国东北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演变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并为探讨这一阶段东北亚与北美地区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等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人类学学报》35卷2期)。

  丹江口库区双河一号旧石器地点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双河镇,埋藏于丹江左岸第三级阶地棕红色黏土层中。20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委托,对该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25件。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裂片等。古人类选择河卵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岩性以石英岩为主;硬锤锤击法为剥片的主要技术;石制品总体以中小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砾石为毛坯,砍砸器是主要类型;石器多在砾石一端采用锤击法加工而成。石制品特点显示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因素,同时石制品组合中出现了片状毛坯加工的尖状器。地貌和地层对比显示该地点形成于中更新世(《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丹江口库区双河二号旧石器地点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双河镇,埋藏于丹江左岸第三级阶地棕红色黏土层中。20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对该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02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裂片等。古人类选择河卵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且以石英岩为主;剥片工艺包括硬锤锤击法和砸击法;石制品总体以中小型居多;发现2件石器,刮削器和端刮器各1件,都以石片为毛坯;石制品特点中显示含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因素。地层地貌对比表明,该地点可能形成于中更新世(《江汉考古》5期)。

  余嘴遗址位于湖北省郧县安阳镇余嘴村,地处汉江二级阶地的后部,199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调查时发现了余嘴遗址,并于2004年复查时加以确认。2009年8~10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建设,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余嘴遗址及其东部约300米远的余嘴2号旧石器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245件,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手斧和断块,其中剥片和工具修理均主要采用锤击法。遗址年代推测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初期,这一遗址丰富了对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面貌的认识,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早期人类在汉江流域的行为活动与适应策略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8期)。

  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东至县尧渡镇汪村村一处名为梅源山的石灰岩山体上,最初被命名为“梅源山旧石器地点”。2006 年,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韩立刚主持,对华龙洞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1枚直立人下颌第二臼齿、2片可拼接在一起的直立人额骨化石、120 件石制品,以及大量动物化石,部分动物骨骼化石表面有切割砍砸痕迹。2014年10~11 月、2015年10~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联合东至县文物管理所,又对华龙洞遗址开展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2014年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包括3枚牙齿、1件颞骨、1件额骨残片、4件头骨碎片;2015年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包括1 件保存有眼眶和部分面部的头骨、1 件保存有眼眶上缘(眉脊部分)的头骨残片、3件下颌骨残段(附带4 枚牙齿)、1件上颌骨残段(附带1枚牙齿)、3枚单个牙齿、若干头骨碎片,联合考古队正式将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命名为“东至人”。发现石制品10余件,以石英和燧石质的石片和使用石片为主;发现动物化石6000余件,初步鉴定包括巴氏大熊猫、谷氏大额牛、东方剑齿象、陆龟、巨貘、肿骨大角鹿、中国鬣狗等中更新世典型动物种属,一些动物化石表面具有典型的人工切割、砍砸痕迹。华龙洞遗址是继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安徽和县、南京汤山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包含有头骨化石的直立人化石地点,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大众考古》4期)。

  2010年春季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对山西省广灵县进行调查时,在洗马庄遗址采集到一批石制品,标本数量共计300余件。李君等对所获得的301件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原料均为燧石,器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断块和碎屑,通过分析对洗马庄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基本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遗物的发现不仅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佐证(《考古与文物》3期)。

  20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丈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进行复查,后河洞遗址即为其中一处。由于遗址受破坏程度较大,对后河洞进行了10平方米的试掘。任海云对该遗址的调查石制品和扰乱层所过筛拣选出的石制品进行了初步观察与分析。这批标本主要为黑色燧石,以断块、断片和碎屑的数量最多,石片和石器数量相当,石器主要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另有一类三棱小尖状器,颇具特色。锤击法是打片和修整石器最主要的方法。后河洞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文物》1期)。

  柿子滩遗址S5地点于2009年调查时发现,2010年4~5月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发掘深度4米,共发现四个文化层。此次发掘共清理人类用火遗迹3处,出土石制品和化石等遗物1813件,其中包括人类牙齿化石1枚。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还有少量石英和石英岩,类型主要有石核、石片、细石核、细石叶、断片(块)、碎屑和石器,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和雕刻器,锤击法为主要剥片方法,偶用砸击法,工具多采用压制法加工。多数化石已破碎,风化严重,保存不好,多为偶蹄目鹿科和奇蹄目马科动物化石。通过对文化层中出土化石和木炭的AMS14C年代测定,第一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0430~10288年,而第二到第四文化层的年代距今约20000年(《考古》4期)。

  麻吉洞遗址地处太行山西麓南段,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西瑶泉村西北约1.5千米处。2012年9~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丈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对麻吉洞遗址进行了小面积试掘。此次试掘共出土石制品929件,所用石料质地有燧石、石灰岩、石英岩、石英等。其中燧石所占比例为77.4%;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剥片方式和石器加工方法最常采用的是锤击法,不见砸击技术,偶尔可能用到压制法,对石片的二次加工一般从腹面向背面进行。化石既有极破碎的碎骨,也有较长的骨片。遗址中还清理出用火遗迹面和烧骨。通过对遗址出土的3件化石标本所做的14C测年,麻吉洞遗址的年代当为距今3.5万年左右,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5期)。

  穿洞遗址位于重庆市奉节县与湖北省利川县交界区域,2008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在三峡生态环境与古人类资源考察中,于洞穴内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制品,出土遗物有蚌刀1件和石制品20件。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锤、砍砸器、尖刃器、手镐、刮削器和断块。该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绝大部分为现生种,如藏酋猴、小麝鼩、斯氏缺齿鼩鼱、马铁菊头蝠、白腹管鼻蝠、西南鼠耳蝠、大马蹄蝠等。另有最后斑鬣狗、梅氏犀、华南巨貘3种属更新世的绝灭种动物。穿洞遗址的发现为讨论三峡地区远古人类活动规律、旧石器文化特征及生态环境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6期)。

  农大后山遗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沈阳农业大学后山果园和百草园黄土岗地上,该遗址发现于2012年4月,同年8~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旧石器联合考古队对其试掘。发掘面积49平方米,4个连续的旧石器文化层出土石器211件,原料以石英居多,另有少量石英岩、石英砂岩、角岩等,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和断块,剥片方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2种,以锤击法为主,工具多以石片为毛坯,以硬锤修理,加工方向以单向为主。综合各方数据,对各地层年代认识如下:第2层为距今3万~1.5万年,第3层为距今5万~3万年,第4层为距今7万~5万年,第5层为距今10万~7万年,第6层为距今11万年,第7层为距今12万年以前;第2、3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4~6层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第7层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农大后山旧石器遗址的发掘系沈阳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填补了沈阳地区有确切层位的旧石器遗址的空白,并为揭示东北亚地区古人类的迁徙、演变及文化传播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考古》11期)。

  后大屯二岭山地点位于沈阳市法库县卧牛石乡大屯村后大屯二岭山的Ⅱ级阶地上,是一处具有地域特点的旧石器地点。在地表共采集石器183件,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断块和工具。原料以玛瑙为主,还有蛋白石、石英斑岩、石英、板岩、燧石、安山岩等。石片数量最多,断块其次。其中,三类工具在工具中的比重最大。石器以微型为主,属于北方典型的细石叶工业类型。年代推测属于旧石器晚期(《北方文物》2期)。

  营坊旧石器地点于2005年4月发现,2005年5月又对其进行了复查。该地点位于天津蓟县东北部渔阳镇营坊村西北的黄土台地中。在其黄色细粉砂层及亚黏土层和地表发现石制品279 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古人类主要选择燧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硬锤锤击法为剥片的主要技术,石制品总体以小型和微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刮削器是主要类型,石器多由古人类在石片的一侧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而成。地貌与地层对比则显示遗址的时代大致属于晚更新世晚期之末,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文物》3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2014年灵井许昌人遗址出土的遗存进行了整理研究,在考古发掘36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的人类文化遗物,主要研究内容为T14第11层出土的石制品和骨器,其中石制品1571件,原料以脉石英为主,器形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器、锯齿刃器、琢背小刀等,剥片和工具修理均以锤击法为主,部分细石器采用压制修理;骨器的类型包括骨刮削器、骨尖状器、骨尖刃器和骨雕刻器。这些遗物对了解10 万年前人类的行为能力非常重要(《华夏考古》1期)。

  二对已有材料的整理与研究

  1.对遗址调查或发掘所获材料的整理分析

  周口店第一地点再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遗址西剖面的保护状态与水平,同时也为东亚直立人演化方面某些焦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提供机遇与可能。张双权等对2009~2010年在西剖面最顶部堆积(即第3层)的野外发掘中共计出土的800 件大中型动物化石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埋藏学研究表明,西剖面第3层中葛氏斑鹿[Cervus(Sika)grayi]等动物属种的骨骼富集并非古人类生存行为的结果;石制品以及古人类化石材料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结合发掘过程中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洞穴坍塌事件的证据,可初步认为,至少在第3层堆积形成时期,第一地点西剖面位置处的洞穴形态并不适合于古人类的栖居活动;葛氏斑鹿等骨骼材料则是当时在遗址附近活动的各种动物因意外因素陷落于其中而得以聚集的。这一研究有望为未来北京猿人化石材料的发现及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潜力与可能(《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周口店第1地点古人类用火证据是该遗址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同类遗存中最早的记录及其分析论证结果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但随着少数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争议,其后开展的埋藏学和地球化学分析又得出进一步否定的结论。但周口店遗址的洞穴地层十分复杂,目前残存的堆积与古人类生存时期的状态有重大差别,与当初大规模发掘时见证的遗物遗迹的分布与埋藏状况也有很大不同,在剖面表层做局部有限的采样分析并不足以推翻以前的系统性研究结论,何况很多否定性的意见源自学术理论思潮的转变和缺乏具体分析的常规性推理。从以前的发掘记录和各种分析结果看,周口店遗址埋藏着丰富的古人类用火证据,这些证据不是孤立的,是可以相互验证和支持的。2009 年以来在遗址开展的新的发掘与研究获得重要进展,揭示出具有结构的火塘、烧骨、石灰化的灰岩块等原地用火产生的遗物与遗迹,对相关材料的现代科技分析进一步确定这些遗存的人类用火性质。这样,遗址上文化层的用火证据变得明确无误,相关争议终可尘埃落定。对于下部地层中的用火证据,尚需做同样的发掘、分析和研究工作(《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卫奇等对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2006年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该遗址是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的时代较古老的一处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根据磁性地层学资料判断,遗址位于Matsuyama反极性时的Olduvai正极性亚时阶段,其年龄为1.77~1.95Ma。文化层厚1.33米,由4个自然层组成;在大约7.6立方米的堆积中,出土遗物20585件,包括石制品20489件、哺乳动物骨牙碎片96件。石制品中,石核、石片、断块和器物分别占0.36%、97.90%、1.00%和0.74%,在石片中竟有87.74%的数量是碎屑。器物中出现旧石器晚期常见的圆盘状刮削器。石制品保存新鲜,发现拼合标本3组。石制品绝大部分属于微型和小型标本。砸击制品在地层中的密度较大,而且含有似棱柱状石核和似石叶薄长石片。该遗址为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葡萄园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端河北省阳原县官厅村北小长梁更新世早期旧石器遗址东侧的后石山基部,石制品和化石发现在由下更新统湖滨相冲—洪积砾石层构成的文化层中,层位与小长梁文化层大致相当,位于Matsuyama 负极性时的Jaramillo正极性亚时层段之下,而靠近Olduvai正极性亚时层段顶面,推断其年龄为150万~160万年。卫奇等对这批遗存进行了整理研究,文化遗物较为丰富,出土的石制品,多半是各种类型的石片,石器约占1/4,其中有1件石锤;哺乳动物化石不少,但多为破碎骨骼残块和牙齿碎片,可以鉴定的有象类(elephants)、马类(equus)和犀类(rhinocerods)(《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刘扬等对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2010年第2次试掘和2011~2012年正式发掘出土石制品中的136件经过修理的工具进行了研究。这些修理工具的类型以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为主,比例均在20%以上。其他如钻具、尖状器、石镞、琢背石刀、雕刻器、鸟喙状器等器形的比例偏少。原料以等级较好的石英岩为主(92%)。毛坯以石片为主(99%),且以完整石片居多(74%)。多数修理工具的个体较小。修理主要采用锤击法修理;修理方式以单面修理为主(91%),其中又以正向修理为多(80%)。刃缘多为直刃,修疤层数多为一层,修疤进深偏短,修理长度指数较高。这批修理工具的整体特点,特别是修铤的出现反映出遗址古人类在狩猎、屠宰等方面的明显需求。这一研究为把握乌兰木伦遗址在中国旧石器文化演变当中的位置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2002年7月,考古队员在盆地东部岑家湾台地北缘发现了二道梁遗址,随即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1平方米,出土包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及骨制品等文化遗物2000余件。遗址埋藏于桑干河右岸第三级基座阶地上部,上覆黄土状堆积,文化层厚约0.2米,属水动力较弱的河流堆积。石制品原料多为采自附近阶地的砾石层或桑干河及洞沟河漫滩上的燧石;打片技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石核和石片全部使用锤击法,间接打片技术主要表现在船形石核的制备和细石叶的剥取上;石器类型包括雕刻器、刮削器及琢背刀。石器组合特征显示该遗址文化面貌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工业。骨化石 14C测年结果为18085±235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二道梁遗址是泥河湾盆地中首次发现的以船形石核作为主要技术类型,且以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遗存,对研究泥河湾盆地乃至中国北方细石器工业不同技术类型,以及所蕴含的人类扩散与技术交流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李万博等对吉林省延边和龙大洞遗址2007年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遗址位于图们江三级阶地上,共出土石制品71件,原料除1件角岩外均为黑曜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片、刮削器、雕刻器、残器和断块,工具多以压制法进行修理,属东北地区典型的细石叶工业类型,14C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距今21350±120年,大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为探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细石器工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边疆考古研究》(第20辑),科学出版社]。

  石晶等对2011年在本溪养树圈西南上地点调查发现的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该地点位于太子河的三级阶地上,共发现石制品57件,除少部分为砂岩外均为角岩,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断块,在剥片和工具修理过程中广泛采用锤击法,工具修理方式多为正向加工,从工具组合和器形大小来看,该地点属典型的东北地区大石器工业类型,与庙后山遗址有一定相似性。养树圈西南山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为探讨庙后山遗址周边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及生计方式提供了参考资料[《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6~20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旧石器考古调查队,在沈阳市康平县发现了老山头旧石器地点,该地点位于辽河的Ⅲ级阶地上,共发现石制品26件,原料以石英为主,少量石英砂岩、石英岩和板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钻器,属于北方大石器工业类型,推测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发现为沈阳地区史前人类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

  张金凤通过对河南省许昌人遗址第5层出土遗物的研究表明,当时的许昌人不仅能够制造精美的细石器,还掌握了钻孔、磨光、制陶技术,出现了审美意识、自然崇拜等现象,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性,而催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采集渔猎经济迅速发展中产生的这种新文化,虽然还不成熟,比较弱小,却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经过长达数万年的孕育、萌芽,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尤其是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中原文物》3期)。

  考古发掘中揭露的遗址,在其使用、废弃以及埋藏阶段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自然营力的影响。对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成为判断遗址完整程度以及解释人类行为与活动的基础。李浩等从所在区域的地质地貌特征、地层沉积物性质、石制品风化磨蚀程度、空间分布方式、分布密度、尺寸范围以及石制品拼合等方面对丹江口库区果茶场Ⅱ旧石器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并进而判断人类行为以及自然营力对遗址形成的影响(《江汉考古》1期)。

  盘状石核是旧石器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重要石器类型,是该期的特征之一。尤其是东亚,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存在数量较多的盘状石核,但罕见勒瓦娄哇石核,这一现象的成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陈宥成等从盘状石核的概念入手,探讨了盘状石核的技术特征与分类,以及中国盘状石核的文化地位等问题,为东亚盘状石核的起源和时空分布特征等问题的研究梳理了思路(《考古》2期)。

  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一直是史前考古学中的重要课题,林壹从旧石器考古学的角度,以华北地区为例,通过梳理长时段的相关考古材料,来考察更新世末至全新世早期的文化变迁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从中提取出关键性的特征,并对其变化原因作初步探讨。从长时段看,华北地区从晚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文化变迁,在生计方式和工具技术上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旧石器晚期晚段和新石器早期的聚落之间,反映的是社会组织从游团到部落的跃进。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提供了一个农业起源之外的观察旧新过渡的视角(《文物春秋》2期)。

  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的文化内涵具有典型的中国华北细石器工业传统的特征,王小庆等对这一地点出土的细石器制品和年代进行了研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和石英为主,在制作技术上直接法和间接法并用,具有十分成熟的间接打制和压制修整技术。经14C年代测定和释光年代测定,其年代为26000~21000aBP,为论证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是本地起源的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南方文物》4期)。

  2.区域性材料整理与分析

  任海云梳理了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概况,总结了山西旧石器考古发展的特点,初步分析了制约山西旧石器考古发展的因素,指出今后必须加强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联合全国同行的力量,除了继续在原有工作区域开展阶段性、立体式工作外,还需在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以及中条山南麓等旧石器考古与研究的薄弱地区展开调查、发掘和系统研究工作(《文物春秋》4期)。

  黑龙江省中部山区由南部的张广才岭山脉和北部的小兴安岭山脉组成,二者以松花江相隔。中部山区以西为开阔的松嫩平原,向东为平坦的三江平原,往北为相连的大兴安岭,面南为绵延的长白山山脉。以往中部山区报道的旧石器遗址有阿城交界和嘉荫常兴屯遗址,李有骞结合最近几年新发现的材料对该地区在旧石器考古工作中的新进展进行了介绍,涉及的遗址包括中部的杨林西山、杨林南山、秦家东山、炮台山、龙头山和满城南山遗址以及北部的小龙山、利民和桦阳遗址,通过比较发现,黑龙江省中部山区旧石器遗存与谢列姆贾文化和乌斯季诺夫卡文化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主要技术特征十分相似,因此中部山区发现的这些旧石器遗存大体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草原文物》1期)。

  王社江等对秦岭地区更新世黄土地层中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梳理,多年来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地层年代学研究结果证实,距今1.15(1.63/1.62)~0.6Ma,秦岭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以砾石砍砸器、石核、石片和简单修理的石片工具为主,属旧大陆模式Ⅰ石器工业的范畴;距今0.4~0.25Ma时段的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则继承了当地前期旷野模式Ⅰ旧石器遗存的特点,文化面貌以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距今250~50ka,秦岭地区出现了大量模式Ⅱ(阿舍利类型)石器工业遗存,两面修理的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等工具普遍被发现,说明该地区的石器工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到晚更新世晚期与全新世之交,秦岭南北麓可能还存在小石片石器工业类型的遗存。秦岭地区不同阶段的旧石器组合展示了更新世期间人类生活与石器技术行为发展演化的历程(《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7期)。

  栾福明等运用最近邻指数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旧石器时期至近现代新疆432处文化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文化遗址属于聚集分布模式,集中分布在以12个聚集区为主的丝绸之路南道、中道、北道和塔城—阿勒泰地区4个带。中道和北道的遗址数量约占总量的80.11%。(2)新疆文化遗址可划分为旧石器—商朝、西周—秦朝、汉代—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近现代6个时期,不同时期遗址分布重心经历了塔城—阿勒泰→丝绸之路南道和中道→丝绸之路中道和北道→丝绸之路中道的演变。(3)文化遗址的格局演化与历史时期新疆自然和人文因素等有很好的耦合关系,文化遗址的快速发展期(如西汉、隋唐)与气候的相对凉湿期、中原政权的强盛、屯垦的高潮期、丝绸之路的繁荣期相对应。(4)文化遗址空间分布主要受控于自然因素,而时间变迁更多的是受人文因素的影响。早期自然因素的影响大,而后期人文力量起主导作用,是新疆文化遗址变迁与自然和人文耦合关系的总规律(《中国沙漠》36卷5期)。

  张涛经过对云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在空间分布、地理特点、石器的原料、石器打制技术与方法、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的特性进行比较研究,将云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为三种区域性文化类型,即呈贡—路南文化类型、木家桥文化类型和橄榄坝文化类型。这三种文化类型从整体来看,呈贡—路南文化类型以石片石器传统为主,另两种文化类型都是以砾石石器为主的旧石器工业,但各有特点。从成因来看,应是受到地理环境因素、原料、技术方法、相邻文化传播以及本地域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影响所致(《四川文物》1期)。

  三专题研究与理论阐述

  1.专题研究

  (1)骨制品及动物考古学研究

  邹松林等对2014~2015年在江西萍乡上栗县长平乡杨家湾哺乳动物化石点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整理研究,该地点出土化石最为丰富多样;目前已在杨家湾1号洞发现数千件哺乳动物牙齿化石,初步鉴定出40个属种;在化石数量上,野猪占绝对优势,其他常见种类还有鹿类、豪猪、黑熊、小型食肉类、鬣羚、水牛、犀牛及猴类等,而长鼻类及貘相对较少;在本地区同时代化石点中,猴类化石最丰富,食肉类属种也更多样。灭绝种类有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鬣狗、德氏狸、剑齿象及巨貘等。从动物群组合来看,杨家湾1号洞与湖南道县福岩洞古人类化石点最为相似,其时代也应当属于晚更新世。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南方地区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奇和洞遗址是福建境内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发现的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洞口沉积物系列从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出土的69件骨制品中,旧石器时代3件,新石器时代早期66件。范雪春对骨制品进行的统计、观察表明:制作骨制品一般都要根据所需工具的要求选择不同厚度和不同位置的骨骼做原料,经过敲击(或劈裂骨骼)、取坯(挑选适合的坯件)、整形、磨制等工序;时代越晚,骨制品数量越多,制作工艺水平也从粗糙、简单逐渐发展到成熟、规整、美观。骨制品的出现是人类工具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在获取食物资源方面有了更多的手段(《东南文化》2期)。

  马鞍山遗址出土的这批骨角制品来源于遗址上部堆积的多个层位,其中相对较早的第6、第5层出现的工具类型包括骨锥、骨矛头及楔形器等,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骨角制品(14C校正年龄为3.5万~3.4万年);相对较晚的遗址第3层(14C校正年龄为2.3万~1.8万年)则以鱼镖、箭头等骨质工具为其代表。在埋藏学及动物考古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合作团队以“操作链”的动态视角较为系统地观察、探讨了上述骨角制品的选料、取坯、制作、使用、维护及废弃等工艺流程及其所透射出来的古人类技术水平与认知能力。这一发现为探讨骨角器在非洲与欧亚大陆的起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相对于早期阶段而言,马鞍山遗址较晚阶段的骨角制品中开始出现了新的工具类型,表明古人类的生存模式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为重要的改变,开始将小型哺乳动物以及鱼类资源更为频繁地纳入他们的食谱范围,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广谱型食物获取趋势及生存模式(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65卷)。

  在全球气候变化频繁的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在生存行为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张双权等对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水洞沟遗址与南方马鞍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古人类的食物广谱化过程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源强化现象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记录中是客观存在的:相对于此前以大中型有蹄类动物为主要猎捕对象的狩猎策略而言,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在其食谱范围中更多纳入了体形相对更小的动物类别(尤其是快速型的小动物);与此同时,古人类在大中型猎物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强趋势。然而,在古人类广谱适应事件的潜在驱动力方面,这两个遗址之间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差别(《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8期)。

  朱生辉等收集有关出土骨针的各类文章,包括发掘简报、考古报告、研究文章等,阐述国内出土的从旧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的骨针的发现情况。从手工业考古的角度,对出土骨针进行分类,尝试归纳总结骨针不同类型、不同形制,分析骨针形制的功能、特点(《文物鉴定与鉴赏》7期)。

  (2)石器功能与实验研究

  赵海龙等通过分析雕刻器技术及制作过程,提出雕刻器的斜棱刃应作为主要使用部位的假设。结合我国长白山地区吉林大洞遗址出土的黑曜岩斜刃雕刻器材料,运用微痕观察,发现斜棱刃上存在三种不同特征的痕迹及痕迹组合。随后,通过模拟雕刻器技术打制雕刻器标本,并用其斜棱刃对不同材质的加工对象进行横向“刮刨”的动作,结果产生与考古标本上一致的特征,证实假设成立。根据对部分被加工的骨角器表面情况分析,推测斜刃雕刻器的主体功能是“微加工”,达到器物表面逐渐光滑的结果,为探讨磨制骨器技术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人类学学报》35卷4期)。

  (3)石器原料研究

  2016年4月,为了进一步揭示灵井许昌人遗址原理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颍河流域开展了系统的野外调查。调查范围从颍河上游白沙水库向下至襄城县颍河镇颍河河段。考察队在距离遗址不同直线距离的地方选取剖面,并对石料进行了初步观察,初步认为灵井古人类应在距离遗址较近的河滩获取原料,属就近取材行为。由于该河段脉石英砾径较小,古人类能够将原料而非半成品直接携带入遗址并进行后续的加工修理。从目前颍河河道距离遗址的直线距离(约10千米)来看,古人类生活时期的河道可能与遗址有一定的距离,导致古人类获取原料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增加。作为应对策略,古人类对个体较小脉石英原料的利用效率会相应提高。遗址中出土较多的利用率较高的盘状石核、多面体石核,以及加工精致的工具能够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推论。另外,认为古人类对优质水源的需求大于石料的需求,体现了搬运石料的合理性。该阶段的古人类已经能够摆脱石料质地和尺寸的限制,根据当地可获得原料的性质发挥相应的石器技术,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石英与生存策略(《中国文物报》8月26日)。

  石料是石器制作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石料本身的力学性能不仅与古人类的原料利用方式密切相关,还会影响到石器打制方法、器物组合,甚至石器工业面貌。长期以来,旧石器考古学界对于石料力学性能的判断多基于简单的岩石矿物硬度和结构特征,实际上岩石的力学性能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其硬度和结构的范畴。周振宇等首次使用力学研究的方法,通过科学手段对石料的单轴抗压强度测试,了解不同原料的力学性能,并将其与遗址出土石制品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岩石本身力学性能与石制品面貌之间的关系,为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与方向(《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柿子滩遗址位于山西吉县清水河流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石制品以燧石为主,但石英岩占据一定比例,对石英岩石料的产地研究成为了解人类行为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质勘查结果显示,柿子滩遗址的石英岩石料采集于当年的黄河河漫滩,而这些石英岩砾石的地质来源为清水河入黄河口处上游的上三叠统须家河组顶部、下侏罗统珍珠冲组和中下侏罗统自流井组底部地层。对现代黄河河漫滩砾石的地质采样分析认为,燧石石料的稀缺使得石英岩成为石制品制作中必要的石料补充(《华夏考古》3期)。

  (4)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

  装饰品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一类较特殊的遗存,作为早期人类现代行为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学术意义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魏屹等从装饰品的定义与分类、发现与研究现状、功能与作用、出现原因及研究意义的探讨等方面入手,对西方学术界对装饰品的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梳理,对我国发现的相关材料与研究进展做了简要介绍与评述,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与思路(《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5)旧石器遗址测绘技术研究

  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建立遗址的三维模型,在旧石器遗址发掘面的应用中,输出的影像可以精确到毫米。输出的各种通用格式的文件,通过类似ARCGIS、Global Mapper等软件,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遗址信息并加以分析和研究,几乎可以完全取代旧石器遗址发掘中传统的野外测量工作。周振宇通过野外实例证明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应用于旧石器遗址发掘,其精度与全站仪测量相当。易操作、低成本、高精度的三维重建技术应能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考古》7期)。

  2.理论阐述

  史前艺术遗存研究是探索古代社会生活面貌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精神领域,有关其研究方法的探讨非常重要,但国内学者鲜有涉足。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所涉及的方法中最有代表性的为结构主义与萨满教假说,以及其他一系列所应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涉及不同层次、视角与应用范围,它们可以相互结合,融入我们称为“关联的方法”的框架中,陈继玲等提出一个结合不同方法在内的关联的方法,并证明这一方法在通过遗存研究达到深入了解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中有一定的可行性(《东南文化》3期)。

  现代人行为起源及演化研究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热点,石叶技术作为现代人行为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认为是现代人所独有的石器技术。新的研究表明石叶技术与现代人群并不能完全对应,然而,石叶技术的规范性与多样性、时间分布的不连续性和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使其在讨论古人类的生存适应方式、技术扩散和人群迁移等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李峰等通过梳理中国境内主要的石叶遗存,指出中国北方主要存在两种石叶技术: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与棱柱状石叶技术。距今4万~3万年,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与棱柱状石叶技术相结合形成旧石器晚期初段的石器技术特征,该类遗址主要存在于中国的西北、东北和青藏高原等地,技术上与西伯利亚、蒙古等地的同类发现相似,空间上与之相连且与中国北方石片技术遗存的分布具有明确的界限,可能指示了人群的迁入;距今2.9万~2.5万年,棱柱状石叶技术与细石叶技术相结合,分布范围深入到了中国北方的腹地,但其代表人群的迁移或仅代表适应方式的扩散还未有定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8期)。

  战世佳等从考古学学术史的角度对北京猿人遗址之争重新梳理和剖析,以宾福德对北京猿人遗址的观点和争论为出发点,回顾宾福德是如何应答中外学者针对其观点所提出的质疑,其观点的立足点又在何处,存在哪些局限,将当时人的观点置于整个学术发展的大环境中,提示我们系统地、关联地、整体地看待所出土的考古材料,拓展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边疆考古研究》(第20辑),科学出版社]。

  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转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不仅涉及现代人类的出现,也表现在技术工具、社会形态和思想认知的明显进步。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巴尔•约瑟夫模仿柴尔德将农业起源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将文明起源称为城市革命的方式,将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转变用革命来形容。他认为,旧石器晚期革命发生在距今4万年前或稍晚,这时欧洲尼人还没有绝灭。这一时段新的物质文化特点表明了有别于尼人的现代技术工具、社会结构、远程交换和认知能力的出现,是现代觅食社会的先声。进而讨论了相关术语的模糊性,年代学和地理学的一些问题,以及促成这一革命的原因。中国的旧石器时期晚期材料与非洲、西欧与近东有相当差异,特别是华南地区。然而,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是与此革命进程有关的世界性事件,这一文化特点和观察视角,应该成为我国旧石器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南方文物》1期)。

  按水平层发掘是国内外旧石器考古发掘的传统方法,在我国这一传统方法因为后岗三叠层的发现而受到了挑战,林壹通过对考古学科发展史的回顾,探讨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掘方法与后段考古学发掘之间的异同,以及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进而认为在旧石器考古发掘中,按水平层和按自然层发掘的方法应该互相借鉴,在发掘中应根据发掘对象的特点和研究目的来决定采用何种发掘方法(《考古》3期)。

  四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吴新智等通过中国13万年来的旧石器和西亚的旧石器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人牙化石对中国古老型人类在中国现代人起源中的作用的三种假说:多地区进化说、取代说和2010年后兴盛的同化说,进行研究和探讨。考古学研究表明从13万年前以来中国旧石器主流仍旧是第1模式,没有发生按照取代说和同化说都必然会导致的在大约6万年前或更早时发生石器技术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而2015年公布的道县12万~8万年前人牙化石表明中国的现代人形态不是如DNA研究所主张的在6万年前才从境外移入的。这些证据显然不支持中国原住民被非洲移民完全取代的夏娃假说,也与主张中国古老型人类被非洲经过西亚来的移民大部取代的同化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与参与多地区进化说的推论一致(《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釉面横纹的数目可用于推断个体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在生长发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王翠斌运用数码体视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了云南石灰坝禄丰古猿(简称禄丰古猿)30枚齿冠完整的前部牙齿,通过分析禄丰古猿唇侧面釉面横纹估算其牙冠形成时间,并对其进行差异性检验,可知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在上下颌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犬齿牙冠形成时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侧门齿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中门齿无显著性的性别差异;中门齿和侧门齿的牙冠形成时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犬齿与中门齿和侧门齿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与齿冠高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此外将禄丰古猿与其他古猿和现生大猿以及人属成员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其前部牙齿齿冠形成时间长于原康修尔猿、南方古猿、傍人、人属成员和尼人,接近于蝴蝶古猿和大猩猩,而明显小于黑猩猩、华南化石猩猩及现生猩猩(《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吴秀杰等采用高分辨率CT技术对蓝田直立人的颞骨岩部进行了扫描,对骨性内耳迷路进行了3D虚拟复原,通过与和县直立人、欧洲古老型智人、早期人属成员、南方古猿非洲种、粗壮傍人和现代人内耳迷路的21项测量项目的对比和分析,结果显示蓝田人内耳迷路的测量数据与南方古猿非洲种最接近,其次为现代人和欧洲古老型智人,而与早期人属成员和粗壮傍人相差较大。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蓝田人内耳迷路与早期人属成员、欧洲古老型智人、南方古猿非洲种及现代人都有重叠区域,距离最近的是南方古猿非洲种Sts5,其次为和县直立人和南方古猿非洲种Sts19,而与粗壮傍人距离较远。这一研究提供了中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内耳迷路的形态数据,为进一步探讨蓝田人体质特征演化上的意义提供了参考资料(《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自2002年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大约4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以来,相继在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等地点发现了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些化石发现证实大约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最近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12万~8万年前在华南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而在这个时间段的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人类化石形态仍较原始,其演化尚未进入早期现代人阶段。这些研究发现提示,在中国地区,华南是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现代人以及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华北地区扩散。现有的化石形态证据显示,更新世晚期华南地区人类具有较大的演化变异,可能同时生存有几种不同的演化类群。智人洞属于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的过渡类型,而道县则代表着演化进入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刘武等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柳江、资阳、丽江、田园洞等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特征比较进步,在演化上属于与道县相似的现代类型人类(《人类学学报》35卷2期)。

  2008年12月在贵州毕节团结乡首次发现麻窝口洞化石点,经2009年、2012年和2013年3次发掘,在麻窝口洞上部砂质黏土地层中共发现了四千余件哺乳动物牙齿化石。2013年7月发现的3枚古人类牙齿,分别为左上犬齿、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人类牙齿尺寸偏小,臼齿咬合面沟纹简单,没有复杂的咬合面皱纹和附尖齿带结构,牙根短而不显粗壮,上述特点有别于我国已经发现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可归入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与人类相伴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共计8目20科43属53种,动物群组合反映出亚热带森林生态环境。根据动物群的时代特点,地貌地层及堆积物的光释光年代测定,指示毕节麻窝口洞古人类的时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晚期,或者晚更新世早期,毕节古人类牙齿的发现为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及演化增添了新的证据(《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境内生存有古老型智人、早期现代人以及一些分类尚待确定的古人类。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古人类经过当地连续演化,同时接受其他地区古人类基因流的影响,最终演化为现代中国人群。刘武等基于对部分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及晚更新世人类化石的研究及数据分析,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1)10万年前或更早,具有现代人标志性特征的早期现代人在华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2)在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晚更新世早期人类仍保留较原始的化石形态,其演化尚未进入早期现代人阶段;(3)近20万年以来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特征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原始与现代类型并存,这种情况既出现在不同地区古人类之间,也呈现于同一地区古人类内部;(4)部分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呈现有可能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5)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不同地区古人类之间在化石形态上的差异与生存时代不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部分古人类化石呈现的原始及特殊特征提示在一些地区存在相对隔离人群,其演化地位有待深入研究。基于这些发现,认为早期现代人可能首先在中国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北扩散。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是否存在基因交流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来证实(《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7期)。

  盛桂莲等以第二代测序技术问世之后古DNA研究流程为主线,系统回顾了古DNA各阶段的进展以及近年来取得的突破,阐明古DNA数据的应用领域,并基于现有研究实例对古DNA将来可能的发展前景提出展望(《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12期)。

  五古环境与年代学研究

  木炭作为重要的植物遗存,是重建植被历史、恢复古气候、探讨早期人类活动的理想材料,已成为地质学和考古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有着一整套系统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孙楠等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提供了在木炭的鉴别,样品的采集、鉴定和统计等方面的完整研究方法和手段,对我国的木炭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人类学学报》35卷1期)。

  末次盛冰期(LGM)以来的增温期和全新世高温期是人类古文化进步的重要时期。黄土高原北部沙漠—黄土过渡带两个自然剖面高分辨率花粉分析结果显示,该区LGM以来为草原植被景观,但优势群落和伴生植物随气候变化而有所不同,温度和降水变化对植被演替有着重要的控制作用。气候干冷时,以耐干旱的草本植物种属为主,群落成分单一,植被盖度低;增温期和高温期,出现少量暖温带乔木植物如胡桃科、栎属等,植被盖度高,群落发育良好。全新世暖期是植被发育良好、植被盖度高的适宜期。本研究为黄土高原地区未来增温下植被响应的分析提供了历史相似型(《人类学学报》35卷3期)。

  顺山集遗址(8500~7000aBP)是淮河中游地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杨玉璋等选择该遗址出土的代表性石器圆形石球、石磨盘及石锤等石制工具17件及陶釜残片29件进行了淀粉粒残留物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器物表面的古代淀粉粒主要来源于禾本科薏苡(Coix lacrymajobi)、小麦族(Triticeae)、水稻(Oryza sativa.)、葫芦科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根以及1种未知的植物种属。研究结果表明,淮河中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同样依靠采集和农业种植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但与淮河上游地区不同的是,该区域的农业模式为稻作农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属来源的淀粉粒在石器和陶器表面的出现频率分析结果表明,薏苡可能是顺山集先民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而水稻在当时的利用程度并不高。圆形石磨球、磨盘及长柱状石锤使用面上不同种类淀粉粒的发现表明这两类石器都曾被用于加工多种植物性食物,而石斧刃端发现丰富的植物淀粉粒,表明该类工具在当时除了用于砍斫工具以外,可能也曾被用来加工食物,其功能具有一器多用的特征。该研究结果对了解顺山集先民的生业形式与出土石器的使用功能,探明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的植物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7期)。

  侯家窑遗址是目前国内外综合研究水平较高的旧石器遗址之一。恢复和重建遗址形成时期的气候和环境背景,对还原侯家窑人生存条件,理解古人类进化过程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最新的地层学、年代学和古生物学综合研究显示:侯家窑人生活在距今24万~13万年,下文化层属牛轭湖相沉积,由泥河湾古湖退却和消亡过程中形成的冲沟或水道被随后发育的NNWSSE向古河流切割阻塞形成;上文化层对应于后期发育的古土壤层。距今13万~8万年,遗址区被冲洪积层掩埋。轨道参数引起的太阳辐射量变化是导致研究区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孢粉资料显示,研究区古气候、古环境经历了明显的冷暖交替过程,与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MIS7阶段气候相对温和,植被景观为稀树灌丛草原;MIS6阶段气候寒冷,年均温较现今下降3℃~4℃,发育典型的针叶林植被;MIS5阶段气候温暖,植被景观为针阔叶混交林—草原。侯家窑文化经历了由温和向寒冷的气候变化,表明寒冷的气候条件并未导致侯家窑人灭绝,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侯家窑文化的进步;MIS5阶段以来,河流作用破坏了侯家窑人原有的生存条件,是导致侯家窑文化中断的主要原因(《古生物学报》55卷1期)。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活动历史历来是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明显进展,提供了梳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和定居的过程与驱动机制的可能。张冬菊等通过整理和总结在青藏高原已开展的考古工作,提出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地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再进一步扩散到整个青藏高原,其扩散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末次冰消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5万~1.16万年)、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时代(距今11600~6000年)、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4000年)和全新世晚期的青铜时代(距今4000~2300年),而曾报道的青藏高原末次盛冰期及其以前的旧石器遗址的年代需要重新厘定。末次冰消期的人类扩散主要与盛冰期之后的气候转暖转湿事件和细石器文化的盛行有关,全新世早中期的扩散则受到温暖湿润气候条件的驱动和黄土高原粟作农业发展的压迫,这两个时段高原上的史前人类均以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为主;黄土高原粟作农业的传播推动史前人类于距今6000~4000年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从事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而麦作农业的传入推动史前人类距今3600年前开始长年定居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46卷8期)。

  青藏高原是对人类生存最具挑战性的地区之一,研究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对认识和理解人类对高寒缺氧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具有重要价值。陈发虎等通过总结分析青藏高原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不同时代遗址动植物遗存的组合特征,以及可靠文化地层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精确测年结果,对比古气候记录,梳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和不同阶段人类的生计方式,研究结果显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旧石器人群在距今15000年之前到青藏高原季节性游猎;新石器人群距今5200年后大规模定居到青藏高原海拔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距今3600年后人类永久定居至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气候变化对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动有重要影响,而新石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农业发展与传播是促使人类向青藏高原大规模扩张和定居的最主要因素,为认识和理解古人类适应高寒缺氧环境的策略和藏族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自然杂志》48卷4期)。

  青藏高原是全球高寒自然环境最为典型的地区,同时它又是人类最早进入高原的重要通道,也是高原史前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侯光良分析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的特点,即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具有对极端环境适应的特殊性、其文化遗存保留的特殊性和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关系的密切性,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旧石器与细石器阶段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张,其历程明显分为由高原东北缘向高原腹地深入,表现为由低海拔向高海拔、由东向西和由高原边缘向腹心的三级跳扩张过程; 第二阶段为新石器—青铜时代人类在高原的活动,表现为农业活动在高原东部河谷地带的扩张,人类在高原定居聚落的诞生,调整种植结构、畜牧业的主导地位的确定等(《盐湖研究》24卷2期)。

  在当代考古研究中,埋藏学已经成为必要的构成。曲彤丽等对埋藏学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介绍当前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学的内涵和研究理念,并通过一些实例简要说明其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南方文物》2期)。

  泥河湾盆地是国际地质界公认的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对泥河湾进行地质古生物学考察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有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三位外国科学家。陈蜜等依据新发现的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并结合考察记和出版物,通过回顾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过程以及早期研究情况,梳理了泥河湾研究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考证了泥河湾地点线索提供人樊尚神父的重要作用,首次深入探讨了巴尔博与桑志华围绕泥河湾地点发现展开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了两人在泥河湾早期研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和做出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35卷3期)。

  六会议召开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暨中国第四纪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第6次年会于2016年8月21~25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会议开幕式由学会副理事长石金鸣院长主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院士、大庆市副市长常城及中科院古脊椎所副所长邓涛等领导应邀出席。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所、高校、文博系统90多家单位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内外代表260余位参加会议,论文集收录了30余篇文章,展示了各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新成果;近60位专家学者以及国外同行的精彩报告涵盖了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古环境学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在古生物研究中的应用。这次会议促进了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和古环境的研究以及更好地推动了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科学研究,促进了科普教育和科学传播(《化石》4期)。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责编:韩翰 

 

 

作者:王春雪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