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山东大学考古专业自1972年创立以来，始终把田野考古实习作为本科教学的基本环节。在实习发掘过的遗址中，以尹家城、丁公、两城镇、北阡和大辛庄等最具有代表性。其中前三处有比较多的共同特征，例如：文化内涵以龙山文化为主，文化堆积比较厚，各种遗迹十分复杂，发现有城址、壕沟或大型墓葬等重要遗迹，是一定区域内的高等级中心聚落遗址。这三处遗址的位置成三角形分布，尹家城是在鲁南的泗河上游；丁公在鲁北的山前平原地带，属小清河支流的孝妇河流域；两城镇则在鲁东南的日照沿海地区。北阡位于胶东半岛西南部，属于典型的沿海贝丘遗址，其时代比较早，以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为主。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对上述四处遗址都进行了较长时期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圆满完成十几届考古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实习任务的同时，也在考古学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本文在回顾和总结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立之前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从发掘目的、发掘方法、获取的成果和价值、存在的问题等四个方面，对尹家城、丁公和两城镇三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围绕着丁公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大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靳桂云教授就希望我能给考古系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讲一讲山东大学发掘尹家城、丁公、两城镇等遗址的历史。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总结已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田野考古工作。最后的考虑是，从我们工作过的几个重要遗址发掘理念的发展变化来进行总结和提炼。希望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能够从这一过程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进而踏准中国考古学研究发展的时代脉搏，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少走弯路。

　　山东大学自1972年创建以来，为了配合学生实习发掘了许多遗址。学校博物馆的陈列中曾制作了两张图版，一张是山东省内发掘的遗址，一张是山东省以外发掘的遗址，合计约有四五十处之多，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我到山东大学以来，迄今正好是40个年头，亲自发掘过的遗址大约有20多处。其中对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和启示的发掘工作，我所经历的主要有四处，即尹家城、丁公、两城镇和北阡。后来发掘的济南大辛庄和章丘焦家等遗址，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长处和优势。

　　上述四处遗址中，尹家城、丁公和两城镇三处有比较多的共同特征，例如：文化内涵以龙山文化为主，文化堆积比较厚，各种遗迹十分复杂，发现有城址、壕沟或大型墓葬等，是一定区域内的高等级中心聚落遗址。这三处遗址的位置成三角形分布，尹家城是在鲁南的泗河上游；丁公在泰沂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属小清河支流的孝妇河流域；两城镇则在鲁东南的日照沿海地区。北阡位于胶东半岛西南部，紧邻五龙河入海口的丁字湾，属于典型的沿海地区贝丘遗址，其时代比较早，以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为主。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对上述四处遗址都进行了较长时期（四个年度及以上）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圆满完成十几届考古专业学生实习任务的同时，也在考古学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以下从发掘目的、发掘方法、获取的成果和价值、存在的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　考古专业成立之前的田野考古工作

　　“文革”期间的1971年，山东大学文科受命由济南迁至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1972年春，在曲阜正式创建了考古专业，迄今已有45年的历史。前几年庆祝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时，我们曾说山大考古80年，考古专业40年。这里所说的80年，是从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开始有考古队伍和考古活动算起。1920年代后期，齐鲁大学文学院就有一小批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师资，包括吴金鼎、明义士、林仰山等中外学者。其中吴金鼎先生就是在齐鲁大学期间，前往平陵城的调查途中发现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而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虽然没有正式的考古专业，但也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如在1933年，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学生由教师带领，赴滕县参加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安上村遗址考古发掘。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许星园和马维新两位同学还撰写了一个滕县安上村遗址的发掘报告，刊载于山东大学学生自己创办的刊物－《励学》创刊号[1]。这些考古活动可以看作是山东大学考古学的发端，从这一意义上说，山东大学的考古确实具有80多年的历史。

　　1947年，刘敦愿先生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在文学院做丁山先生的助手。刘敦愿先生1944年毕业于重庆国立美专，上学期间，曾到中央大学旁听过丁山先生的《商周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两门课程，对美术史有浓厚兴趣。毕业之后在成都工作期间，旁听过吴金鼎先生的《考古学通论》。195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从文学院中分出，刘敦愿先生就到了历史系。1953年夏天，他到洛阳烧沟遗址参加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古发掘，这也是刘敦愿先生第一次正式接触田野考古发掘工作。1998年编辑《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时，我们还挑选了两幅当年刘先生在烧沟汉墓发掘时的手绘图，可以从中看出他对田野考古工作的满腔热情。从洛阳回来之后，刘先生就开始给历史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此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这一传统没有间断地持续至今。在教课之余，刘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工作，限于当时的条件，主要是开展田野考古调查。他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带着三两个喜欢考古的学生，足迹遍及山东各地，自费调查过大量不同时期的古遗址。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胶州三里河、临沂土城、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滕州岗上、章丘城子崖、济南大辛庄等。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考古调查报告中，两城镇遗址的调查成果可以作为其代表[2]。

　　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前期，刘敦愿先生不仅自己十分投入地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而且培养出一些热爱考古的学生。历史专业1954级学生张知寒，家乡是滕州。听过刘先生的《考古学通论》课之后，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假期在家乡滕州开展考古调查，发现几处古遗址，并以此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写过信，郭沫若先生亲自给他回信，希望他毕业之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寒假期间，刘先生带领四名同学一起到滕县进行考古调查，先后调查了岗上等不同时期的古遗址，当年的农历春节也是在张知寒家里渡过的。滕县的考古调查成果也很快予以正式公布[3]。由于这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工作，山东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就逐渐地奠定了一个较好的考古学基础，并开始设想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建立考古专业。为此，1960年8月，刘敦愿先生曾专门去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拜访夏鼐先生，寻求夏鼐先生对这一设想的支持，后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拖了下来。到了文革后期，成立考古专业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山东大学作为文革后期的第一批，于1972年春在曲阜正式创建了考古专业。

　　二　尹家城

　　考古专业的学生培养，除了从理论上讲授考古学的专业基础课程之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培养考古专业学生的田野工作能力。山东大学选择的第一个考古实习地点就是位于曲阜正东20公里的泗水尹家城遗址。当时选择这个遗址，除了其文化内涵比较丰富，遗址离曲阜的学校比较近，来往交通十分便利也是一个因素。

　　遗址位于泗水县金庄镇（当时是金庄公社）尹家城村西南，坐落在泗河两条小支流交汇处一座高出周围地面10余米的高台之上。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其面积很小，整个算下来也只有4000平方米。当时选择这个遗址发掘，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学生考古实习的地点，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方面考虑。这个遗址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即使今天看起来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遗址。该遗址的发掘和后续研究，可以说与当时中国考古学发展趋势的主流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建构各大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发展谱系。所以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观点。提出区系类型的目的，就是要尽快地构建中国主要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梳理清楚各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古代社会研究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从中国考古学的宏观发展历史来看，尚处于目前普遍认为的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阶段。尹家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这一考古学的时代潮流。

　　尹家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从1973年开始，断断续续进行到1986年，历时13年，前后发掘了五次，总计发掘面积2000多平方米，挖掉了整个遗址的一半多[4]。可以说，遗址的主体部分基本发掘完毕。田野发掘和后期整理、研究的方法，基本上限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另外，也请相关专业人员做了出土人骨的年龄、性别、拔牙、头骨变形等鉴定、动物种属的鉴定、石器岩性的鉴定等。

　　尹家城遗址的文化堆积比较厚，平均厚度在2.5—3米之间；各类遗存十分丰富，几次发掘发现了大量各个时期的房址、灰坑、灰沟和墓葬等遗迹；遗址延续的时代很长，历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中晚期、西周、东周、汉代和唐宋等多个时期，其中以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东周秦汉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在一个遗址内提供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二里冈上层时期和殷墟期商代文化的明确层位关系。

　　尹家城遗址发掘的收获和成果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明确了龙山文化和商代之间，东方地区存在着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后来被称为“尹家城二期文化”或“岳石文化”的遗存，其时代大体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填补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缺环。在1970年代以前，海岱地区商代及以前的文化序列，只有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商代晚期文化。而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文化序列相对较为完整，即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期早商文化和殷墟期晚商文化。因为海岱地区缺乏与中原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相对应的阶段，所以，一些学者在综述中国新石器文化时，谈到黄河下游地区，认为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一直持续到商代前期[5]。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新旧世纪之交，在日照地区开展中美合作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的龙山文化和周代遗址数量多得惊人，而岳石文化、商代遗址却极少。对此，美国的加里·费曼教授就曾提出龙山文化是否有可能一直延续到周代的问题。尹家城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准确地认定，岳石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龙山文化最晚期，早于二里冈上层商代文化。

　　同时，尹家城遗址的丰富资料，也比较全面地揭示和廓清了岳石文化的文化面貌和基本特征，并在与青州郝家庄、牟平照格庄遗址发掘资料的比较中，认识到鲁中南地区岳石文化的区域特色，为岳石文化的地方类型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在一个遗址上划分和总结出龙山文化较为完整的发展过程，这一成果对于龙山文化的基础研究可以说是意义重大，过去一些较为模糊的认识迎刃而解。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龙山文化的认识主要建立在两城镇和姚官庄这两个遗址发掘资料的基础之上。这期间关于龙山文化的分期、文化内涵和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分别以姚官庄和青堌堆为代表的两类遗存，到底是文化性质的差别还是年代的早晚不同？关于尚庄二、三期文化之间的区别是不是考古学文化层面的差异？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的分期成果明确告诉我们，姚官庄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年代偏早，属于龙山文化前半期，而青堌堆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年代偏晚，整体上属于龙山文化后半期；以往作为龙山文化最主要特征的黑陶，即所谓“黑、光、亮、薄”陶器在龙山文化中的存在，也不能一概而论，其既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也有区域方面的不同。就像曾被作为龙山文化典型代表的“鬼脸形鼎足（鸟首形）”，在分期问题清楚了之后，才发现其主要流行于龙山文化中期的一个时间段。

　　龙山文化细致的分期结果，相对勾画出了龙山文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如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生业经济的长足发展，陶器发展到高峰之后的逐渐衰变等。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其与前承、后续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特别是龙山文化和后续的岳石文化之间传承中的渐变与突变。

　　第三，发掘出一批反映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的房址和墓葬资料。如龙山文化偏早阶段的一批房址，多数房内遗留有人骨。这些人骨以老年和少年儿童为主，有的身首异处，房内还保留着焚烧的痕迹，等等。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居住状况，或与特殊的突发暴力事件有密切关系。尹家城遗址发现的60多座龙山文化墓葬，大小、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极其明显。最大的M15，墓室面积超过30平方米，有重椁一棺，随葬品中除了精美的黑陶和白陶之外，还有较多的鳄鱼骨板、特殊的陶圆锥体和猪下颌骨等。而第二等级的墓葬墓室宽大，多为一椁一棺，随葬品精美丰厚。以下渐低，到最低等级的墓葬则墓室狭小，仅能容身，并且没有任何随葬品。同时，这里还存在着针对大型墓葬的人为毁墓现象。这些资料，对于研究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在尹家城遗址发掘之前，学界的前辈学者如张光直先生等，在讨论龙山文化的社会分化时，多使用诸城呈子遗址的墓葬资料。实际上，呈子遗址墓葬所体现的社会分化，即等级差别和贫富分化与尹家城不属于一个层级。如果把尹家城遗址的龙山文化墓葬划分成六个等级，呈子遗址的墓葬只能相当其后三个等级，不存在前三个等级。像前述的尹家城重椁一棺大墓（M15），说的明确一点，应该达到了早期国家时期“王”的级别。

　　发掘工作结束之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工作。尹家城遗址发掘面积虽然不算太大，但出土的各类遗物十分丰富，仅陶片就有几卡车之多。对全部资料一一过手，拼对、统计、修复、绘图、排比和描述，花费了大量时间。1986年最后一次发掘结束，经过两年半的整理到1988年交出报告定稿，1990年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即使在现在看来，整理和编写的速度也算是比较快的。

　　如果分析当时发掘当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在田野发掘过程中，强调和重视的主要是考古遗存的纵向、先后关系，即叠压和打破关系。这一现象在当时的考古界似乎有一定普遍性，当与中国考古学的中心任务是要解决文化发展序列、分期和年代等问题直接相关。苏秉琦先生给地层学下的定义，“就是地层堆积的层位上下、堆积时代的相对迟早关系的研究。”[6]今天看来，考古遗存在空间上的共时关系与时间上的叠压、打破的先后关系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了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内容，不可偏废。无庸讳言，我们当时对考古遗存的共时关系关注得很不够，用力不多。对聚落遗址内部在空间上的共时性问题，是引入聚落考古学方法之后才逐渐重视起来的。因为研究房址等遗迹背后的人、人群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前提就是这些房址是否共时存在，居住在房址内的人们是否直接或间接发生了各种关系。现在过去了数千年，人已经不在了，我们只能依据当时人们赖以生存、活动的空间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人们的活动空间以房址最为重要，如果确定了不同房址是共时存在的，就等于确定了居住在房址内的人也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聚落或更小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研究要着重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采样方面。用今天的话说，是在考古发掘和后续研究工作中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当然，30多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与今天有着巨大差别，我们不可能要求当时就有今天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当时的采样只是局限于人工制品和部分自然遗物。如在尹家城遗址的后两次发掘过程中，对于自然遗物的资料，如动物骨骼、蚌壳等，对保存较好的大块骨骼和角等予以采集。同时提取和保存了所有的人骨。对人骨等较重要的遗存，还采用麻纸加水浸湿后风干保护的措施。最后请山东大学生物系的老师鉴定了所采集的全部动物骨骼，写出一个极其简单的鉴定报告。而人骨标本，则是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进行了鉴定，最后连一个专门报告也没有写出来。

　　这些不足和问题当然也可以看作是时代的局限。其实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丰富文化内涵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后来在整理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尹家城遗址1973年的发掘，只是在遗址的北端布了5个探方共100平方米，属试掘性质。1979年进行的第二发掘，在遗址北部布了7个探方共160平方米。1981年，原计划在日照两城镇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后来国家文物局没有同意，要求我们继续发掘尹家城遗址，才使这里的发掘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其实无论是解决学术问题，还是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尹家城遗址都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发掘地点。

　　三　丁　公

　　尹家城遗址经过1985、1986年两次较大面积的发掘，主体部分已经基本发掘完毕，遗址的情况也比较清楚。此后，我们就考虑选择下一个实习地点。从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存的情况看，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面貌差别较大，尽管都称之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为了便于进行区域之间的比较，我们决定跳出鲁中南到其他地区开展田野工作。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北京大学考古系从1979年以来，一直在胶东半岛和潍坊地区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实习，先后发掘了福山邱家庄、牟平照格庄、栖霞杨家圈、长岛北庄和珍珠门、莱阳于家店、烟台资水、乳山南黄庄、诸城前寨、安丘邹家庄、青州郝家庄等十余处遗址，已经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所以上述两个地区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就山东省内而言，剩下来的区域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鲁东南的临沂到日照一带；第二个是鲁北的淄博到济南一带；第三个是鲁西的聊城到菏泽一带。鲁西地区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下水位较高，古代遗存埋藏较深，进行考古发掘的难度较大。1980年山东大学曾经发掘过鲁西茌平南陈庄遗址，刚进入龙山文化层就开始大量出水，最后不得已中途放弃。所以，鲁西地区暂时也不考虑介入，而可以开展工作的只有鲁东南和鲁北两个区域。

　　1985年春，滨州地区文物处在邹平苑城遗址发现了北辛文化时期的遗存，组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期间，发现邻近的丁公遗址东南角被农民取土破坏，也顺便进行了现场调查和小规模清理，发现丁公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堆积厚且延续时间较长，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为了详细了解丁公遗址的堆积情况和文化内涵，1985年秋，考古　教研室安排马良民先生带领两个本科学生到丁公遗址进行了小面积试掘。认识到丁公遗址的面积确实很大，文化堆积较厚，延续时间很长，各类遗迹众多，出土遗物十分丰富。

　　实际上，这一时期我们的一个基本想法还是到鲁东南的临沂地区做一些工作。主要是因为临沂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非常多，以前的小规模发掘和调查就发现较多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和白陶鬶等高等级的精品陶器，并且这一地区以往发掘工作做得较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基于这样的认识，1986年春天，考古教研室专门组织了一次沂沭河流域考古调查，主要目的是选择一个或几个可供发掘实习的地点。参加调查的四位老师和一位研究生，分成三个小组，一个组调查两个县，先后调查了临沂、莒南、莒县、临沭、郯城、苍山等。最后选定了两个遗址，一个是莒南县化家村遗址，其面积比较大，文化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7]；一个是临沂市北郊的后明坡遗址，主要遗存为岳石文化[8]。从遗址采集的遗物看，这两处遗址尚可，从遗址暴露出的断面看，文化堆积大约在1米左右，虽然都不是太厚，但比较适合于学生实习。出于稳妥的考虑，我们决定先在这两处遗址做一下试掘，根据发掘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进行较长时期的大面积揭露。于是，1987年秋对这两处遗址进行了小面积试掘。1984级的考古专业本科生则到了丁公，开始了丁公遗址的正式发掘。半年做下来，发现丁公遗址的考古遗存极为丰富，还揭示出一些比较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存，如1座50平方米的较大房址和1座一椁一棺的较大墓葬等。经过这一次面积较大的发掘，当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丁公遗址适合长期开展工作。而在临沂发掘的两处遗址，后明坡的文化堆积过于简单，遗迹和遗物数量很少；化家村的堆积较厚一些，时代比较单纯，为典型的龙山文化，但遗址受到窑场的破坏。所以这两处遗址都不是很理想。这样，我们就暂时打消了在临沂继续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想法，决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发掘丁公遗址。

　　丁公遗址和尹家城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两个遗址的文化堆积都很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都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发展，如大汶口、龙山、岳石、商代、东周和汉代等时期的遗存相互叠压等；两个遗址都处在古代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上，一个在泰沂山脉以南，一个在泰沂山脉以北。

　　两个遗址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例如：丁公遗址在泰沂山北麓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山前平原上，地势平坦，一望无垠，地理地貌与坐落在丘陵地区的尹家城遗址完全不同；丁公遗址的面积很大，粗略估算也有十几万平方米，与尹家城只有廖廖数千平方米不可同日而语。

　　决定发掘丁公遗址之后，像这样一个面积比较大的遗址到底怎么来开展工作，我们的心里没太有数。当时的想法是，先把遗址的文化堆积、文化性质和年代关系等基本情况搞清楚。所以，我们利用暑假的时间先到遗址实地测绘了一张大比例的平面图，简单地探测了一下遗址不同部位的堆积厚度等。在此基础上把遗址划分为四个象限，一次性布方完毕。决定当年在遗址东西两端各设一个发掘区，旨在了解和摸清遗址的上述基本情况。后来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开展的发掘工作。

　　1987年丁公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还特意组织了一次邹平县八个乡镇的古遗址调查，结果新发现60多处遗址，这批资料对于认识丁公遗址的地位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中国古代到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普遍遵从社会发展史的五个发展阶段理论。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属于还没有产生阶级的原始社会，处在前国家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不应该出现与社会矛盾激化、较大规模战争有关的城址等大型防御设施。古代文献《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城郭沟池以为固”，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小康”时期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所以，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陆续在河南和山东等地发现了数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包括此前于1931年发现的城子崖“黑陶期”城址，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

　　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学界提出了在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如夏鼐先生在日本的几次演讲，结集出版时就取名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后来，随着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新发现的问世，如福泉山、反山、瑶山等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牛河梁和东山嘴红山文化坛庙冢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遂提上了考古学研究的日程。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开始关注作为文明要素的城址等问题。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在城子崖遗址进行第二轮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了岳石文化城址之下还有一个龙山文化城址[9]。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或者说在城子崖确认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址的鼓舞下，丁公遗址1991年第三次发掘开始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和把握丁公遗址的整体情况，特别是遗址外围有没有大型工程和设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开展系统的考古勘探工作。

　　丁公遗址的面积比较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地理位置又恰好处在泰沂山北侧的东西方交通大道上，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学海所长和佟佩华副所长的大力支持下，1991年6月，派来10名技术工人，利用小麦收割之后的短暂时间，对丁公遗址的外围地段进行了第一次勘探。因为探铲带上来的土中经常有大块的灰白色淤土，所以初步认定遗址外围存在一圈类似于“淤土沟”的堆积。“淤土沟”的宽度大约在20多米，多数部位直接暴露在耕土层之下，深度约为1.5—2米，这些迹象（特别是堆积中有淤土）比较符合一个沟的概念。由于发现了“淤土沟”，我们推测丁公遗址可能是一座环壕聚落。当时的感觉是，尽管初步确定的环壕不如城子崖的城址，但也不失为一项重要发现。

　　1991年秋天发掘期间，考古实习队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站聘请了一名经验丰富、技术较好的技工，专门来丁公遗址解剖夏天在遗址外围勘探出来的“淤土沟”。

　　第一条探沟具有试掘性质，选择在遗址东部一块农田的边缘。因为地形和土地归属的原因，探沟只布了2×10米，位置卡在勘探发现的“淤土沟”内缘，旨在弄清楚“淤土沟”的内侧结构、时代及与遗址文化堆积之间的关系。发掘完毕之后，得出几个基本认识：一是“淤土沟”的时代较为明确，因为被较多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打破，故其年代不晚于龙山文化中期；二是其内侧边缘呈逐渐高起的坡状，而不是向下倾斜的沟状，形制和结构不符合沟的特征，所以不应该是沟；三是堆积中确实有不少大块的灰白色淤土，只是这些淤土与其它土块搅合在一起，较为混杂。因为揭露面积较小，开始的想法也比较简单，其性质并未得到解决。所以，这条探沟发掘完毕之后，决定在遗址北侧中部较为宽阔的地带再布一条南北向探沟，以进一步了解“淤土沟”的结构和性质。

　　为了全面揭示“淤土沟”完整情形，这一条探沟南北长30米，横跨“淤土沟”，南北两端各宽出3－5米。在探沟的大部分位置，揭去耕土层之后，就暴露出“淤土沟”的堆积，南部的内侧部分，整体呈现灰色土的文化堆积，北部的外侧部分则为以褐色土为主的近现代堆积，中间20多米，则为典型的红褐、灰白色土混合筑打起来的花土。南北两侧堆积均叠压或打破中部的堆积，分明就是城墙的夯土。有了这一认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东侧的第一条探沟，完全符合城墙的形制和特征。

　　丁公遗址龙山文化城墙的识别过程，对我们当时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城墙都挖出来了，却没有认识到是城，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一认识过程再次印证了“想到什么，才会挖到什么”在考古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丁公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和确认，结合周边地区城子崖、桐林等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使我们对龙山文化城址分布规律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即在龙山文化时期甚至时代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那些规模比较大、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堆积比较丰富的遗址，都可能是当时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从而有可能存在着同时期的城址。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么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当时社会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与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密切相关。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可以说是几年来发掘丁公遗址的最大收获和启示。

　　丁公遗址前后经历过八次发掘，收获和成果是多方面的，例如：1991年发现了时代偏晚的外侧龙山文化大城及壕沟，1993年确认的时代偏早的内侧龙山文化小城及壕沟，1996年发现的北侧城门和通往城外的地下木构排水设施等；累计发现近百座房址、3座龙山文化陶窑、60余座墓葬以及2000多座灰坑等；发现1片刻有成组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对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区域特征的总结和认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商代晚期文化，等等。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丁公内外两圈城墙的时代互不重合，即内圈的小城时代较早，约当龙山文化早期，外圈的大城时代较晚，大体为龙山文化中晚期，小城废弃之后修建的大城，或者说大城建成之后小城即行废弃。目前海岱地区和黄河、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发现了许多龙山时代或略早一点的城址，不少有两圈甚至三圈城墙，从目前掌握的城址规律来看，多数是内圈较小的城址时代较早，外圈较大的城址时代较晚，当是随着人口增加而改扩建所形成的特殊现象。桐林、丹土、尧王城、藤花落等，也开始出现了内外两重城址同时共存的城市结构，如两城镇的中圈和外圈，尧王城的中圈和外圈等。

　　现在回过头来看，丁公遗址的发掘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或不足的方面。

　　丁公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指导思想和发掘、研究的理念、思路基本停留在传统的文化史研究阶段，如比较重视文化的分期和年代的判定，注重文化特征特别是区域文化特征的识别。社会研究方面关注得不够，这从对龙山文化城址的识别过程比较迟钝中可以得到说明。由于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才开始认识到这是一处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甚至是一座早期都城级的聚落。虽然考虑过搞清楚聚落布局等工作，但感觉很难，有点无从下手，没有切实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开展工作等。而且随着后来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多起来之后，就将丁公遗址的发掘搁置了下来。

　　从获取资料的角度来看丁公遗址的发掘，应该说比尹家城遗址的发掘更重视各种遗物的采集，如动物骨骼、贝壳、鱼刺、人骨甚至普通的石块等。关于发掘中收集遗物的原则，给参加发掘的同学提出的明确要求是：除了土不要，其他所有东西都要收集回来。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各种文化堆积的土也很重要。如果不收集土样并加以处理，就没有办法提取隐藏在土里面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资料，如植物类遗存等。为了解决这一缺憾，2014年又特意组织了一次小面积的补充发掘，以增加研究古代社会的相关基础资料。

　　四　两城镇

　　两城镇遗址发现的甚早。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了追溯龙山文化的起源，就组织专业人员到山东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结果发现了包括两城镇在内的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两城镇遗址因为面积大、出土遗物丰富，并且发现较多高等级的玉器和蛋壳黑陶等，遗址又处在沿海的南北地区交通要道之上。所以，中研院史语所计划在这一地区选择发掘地点时，两城镇遗址自然成为首选。

　　1936年春夏之交，史语所考古组分三区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龙山文化墓葬50多座，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数百件[10]。清理的遗迹之丰富、发现的遗物数量之多，是数年前发掘的城子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后来由于时局变迁，发掘资料一直未能全面公布。

　　1950年代以来，刘敦愿先生和日照博物馆多次调查两城镇遗址，收获十分丰富。山东省文物管理处也小规模发掘过该遗址。因为有这些前期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基础，1981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田野考古实习曾计划在两城镇实施，只是没有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而延迟了下来。

　　1994年夏，时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文德安来山东大学，希望双方开展合作考古研究。合作考古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先选择一个区域开展系统考古调查；然后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一处典型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选择了以日照两城镇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一带作为进行第一步调查工作的区域。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区域系统调查工作正式开始。1997年第三次调查工作结束之后，双方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拟于1998年秋对两城镇遗址进行发掘。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合作发掘的申请到1998年底才获批准。除了当年对受到破坏的村内文化堆积进行了小面积的抢救性清理之外，正式的发掘工作推迟到1999年秋季。

　　在发掘两城镇遗址之前，我们也在思考考古学的发展问题，即中国考古学往什么方向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已经基本建构起来，年代关系也相对清楚。在考古学文化一级，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如　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直到商周秦汉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些部分，像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甚至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期。如大汶口文化分成六期十一段，龙山文化分为六期十段，一段大约就是50—100年的时间[11]。就分期来讲，依靠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已经很难更细化了。换言之，以年代学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在一些主要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另外，通过整合不同地区的发掘资料，对区域文化特征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例如把龙山文化划分成六个、八个甚至更多的地方类型，也已经相当细化。那么在这种形势下，考古学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重心应该转到哪里？这是我们当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按通行的考古学定义，考古学的目标或目的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所以，考古学在建立起一个地区的文化序列和基本年代关系，廓清了文化的发展谱系之后，研究重心必然转向古代社会。张光直先生1984年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分别讲过《考古学专题六讲》，其中一讲是聚落考古，一讲是生态系统[12]。这些新颖的思路和见解当时在中国考古学界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当时中国考古学的重心还停留在建立和完善各主要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心任务是文化编年、区域文化特征和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十多年之后，这些工作基本完成了，考古学界在主观上有一个研究重心转向的内在要求。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上述学术背景下，我们开始了与美国同行的合作考古调查、发掘和后期综合研究。客观地说，开始合作时，中美双方之间并不是太了解，或者说了解得很不够。为了使中方成员对美国田野考古发掘理念和方法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在1999年的正式发掘开始之前，发掘队中方成员专门到美国中部地区，实地考察了密西西比河流域一些正在发掘的古代印第安人遗址。看过的几个发掘工地规模都比较小，大的六七个人，小的只有二三个人，没有辅助工作的工人，只有研究生或个别的志愿者，发掘工作做的很细致，好像也不太强调进度。可以说他们的发掘理念、操作方法和我们的常规做法很不相同。

　　两城镇遗址的考古发掘，是在经过四年区域系统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1995年冬，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日照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拉开帷幕。经过四年的田野考古调查，两城镇遗址的区域中心地位确定无疑。随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了两城镇遗址的考古发掘。

　　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和以前的尹家城、丁公遗址相比有显著的变化。首先体现在理念上，发掘工作自始至终采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地区和两城镇遗址存续时期的古代社会。其次，为了获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会的基础资料，选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即过去所谓的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法。所以在发掘工作开始之前就聘请了许多不同学科的专家，到遗址及周边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和研究，如地质地貌考察、遥感考古勘探。前者研究大的地质特点和地貌形成过程，后者则偏重于探测遗址的堆积特征和重要遗迹等。

　　田野考古发掘的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新的变化，如考古遗存的基本单元、绘图、编号、记录、遗物的收集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规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对全部文化堆积土采用过筛的方法加以处理，以求收集过去传统方法易于忽视的细小遗物；每个编号遗迹要取一定量的土样，即系统采样，进行水洗浮选和植硅体等检测分析[13]。

　　田野工作结束之后的整理和研究，采用尽可能多的科学技术、方法来进行检测、分析和研究各类资料，获得的新资料和新认识就更多了，例如：陶器原料成分、制作技术、胎体结构、烧成温度以及生产组织、专业化规模、功能和用途等的探讨；石器的岩性分析、原料来源区域调查、制作技术和生产组织、微痕分析、专业化生产状况、制作和使用的模拟实验等专题研究；微体植物和大植物遗存的获取、分类、生业经济的评估以及环境的变化等专业研究；其他还包括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房址功能分区研究等众多内容。

　　在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中切实采用多学科合作的方法来获取、检测、分析和研究各种资料，其结果就是比较彻底地改变了过去考古报告的模式，即只是在部分附录中点缀性的刊布一些不同学科资料的做法。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基于一种真实的需求而产生出来的。比如说，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什么要把陶片取回来？因为陶片是人工制品，通过它可以研究很多内容。既然这样，文化堆积土样也可以研究出很多考古学需要知道的内容，只是以前我们没有去想，或者说没有找到实施的具体方法，根源在于对考古学研究目标的理解和追求，从而也体现了考古学研究的阶段性和现实性。

　　中外合作考古的开展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我们接不接受和怎么接受，能不能把它转变为自己的东西，决定性因素还在于自身，这一点也很重要。两城镇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中，一系列具体方法、技术的改进，是围绕着学术目标的改变而提出和实施的。所以，可以说理念和意识的转变最为重要。比如说，如果重视古环境研究，那么就会想尽办法去寻找和收集各种能够反映古环境的资料；如果认为人类生存的关键在于经济基础，生业经济、手工业经济等相关研究特别重要，那么能够反映当时的生业经济、手工业经济的一切资料都要收集，就会运用能够获取这些资料的各种手段，多多益善。所以，现在的考古学变得越来越庞杂，各类专业人才都可以在考古学园地里找到用武之地。这样，我们就很自然地理解了当年克拉克所说的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这大概就是有的学者所说，如果只会传统的考古作业，已经做不好考古了的原因所在。面对这样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考古学发展趋势，现在的考古从业者，不仅要掌握传统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也要学习一些与考古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一个考古研究项目，首先要组织一个人员齐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团队，才有可能把考古项目做好，进而达到预期的学术目的。

　　当然，发掘一个遗址在宏观上要有整体的意识，并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考古研究项目，必然有许多子课题，如人骨、动物、植物、同位素、测年、地质地貌、各种人工制品的研究。这些不同的学科相互之间，必须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自的资料，才能够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意识和大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对于未来的考古从业者也极为重要。

　　两城镇合作考古除了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之外，也有一些不足或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在田野考古的记录方面，第一年发掘采用了美国比较流行的方法，如各种表格的设置、文化层和遗迹按顺序号进行编号方法等，其中多数改造后可以推广使用。但有一些确实存在问题，如文化层和遗迹的编号，开始发掘时采用了一个探方给一定数量的号码，如给T2110一百个号，即从1—100，发掘者在自己的探方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发掘出来的文化层或遗迹给予数字编号。由于分解的过细，编号太多，而绘图和文字描述没有跟上，后来整理时就出现了很大的麻烦。而且这种顺序号本身很不直观，类似于早期类型学分类中的序数，不便于记忆，与中国考古学的现状相差太远。这是在发掘中实施的较多具体方法中不成功的一例。

　　再如，发掘中对土质土色采用了用色谱比对的记录方面。对此，国内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但一直没有实行。经过两城镇的实践之后，应该说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还有一些方面，经过实践之后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外方学者从国外带来大量小旗，开始发掘时，他们的意见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每发现一件人工制品或自然遗物（如陶片、石块、骨骼、贝壳等），就在上面插一面小旗，用以标示遗物的分布情况。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在出土遗物丰富的遗址实施起来不太现实，所以很快就取消了这种做法。

　　从主观上说，两城镇遗址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还是尝试性的，双方的理念、研究思路和操作方法等，尚处在磨合和互相学习、理解的阶段。只要大家的目标一致，有共同的追求，这种合作研究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两城镇遗址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当地的碱性土壤对动物骨骼等有机质的腐蚀极为严重，所以，在发掘区内出土了相当多的石器和陶片等人工制品，但基本不见动物骨骼和贝壳类遗存，人体骨骼也保存得极差，绝大多数仅遗留有局部痕迹。这就给我们的后续研究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是由于这种碱性土的原因，使得多数陶器表层受到严重腐蚀，胎体祼露，使原本极其漂亮的龙山陶器失去原貌。

　　从尹家城到丁公再到两城镇，反映了我们的思想意识和考古理念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四十多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像所有的学科一样，考古学也在不断地探索、创新和发展。如果能够在某些方面引导这种发展，当然是最好的，但至少要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才能跟上时代的列车，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它包含了实实在在的内容。所以，希望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从接触到考古学开始，就要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和认识，在打好基础、掌握学科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系2017年3月22日为山东大学考古系年轻教师和研究生所做的演讲，李金斗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稿，经作者修改而成）

　　[1] 许星園、马维新：《滕县安上遗址发掘纪要》，《励学》创刊号，1934年。

　　[2]刘敦愿：《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3]山东大学滕县考古调查小组：《滕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4]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5]如安志敏先生说：“当中原地区已进入早商之后，山东龙山文化可能还延续了一个时期”（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第398页。

　　[6]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第4期。

　　[7]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莒南化家村遗址试掘》，《考古》1989年第5期。

　　[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临沂后明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6期。

　　[9]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　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第3版。

　　[10]刘燿：《山东日照两城镇附近史前遗址》，《两城镇遗址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11]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13]中美联合考古队：《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作者：栾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收录于《东方考古》（第16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