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圣保禄学院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学院建筑与布局亦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本文综合以往研究和最新考古发现，对学院遗址平面布局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探讨。文章首先明确了学院遗址的四至与范围，厘清了文献记载中有关学院功能分区的分歧，并对学院选址、建造技术和平面布局等进行了总结。受政治、经济和地形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于中国内地传统的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圣保禄学院缺乏严格的统一规划设计，更为强调空间的实用性和舒适性，建筑主体继承了欧洲中世纪修道院的平面布局特征，而在建筑技术、方法和材料选择方面因地制宜，融合了中式地方传统。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在传入内地后，也深入影响了以当时首都北京为首的天主教建筑的建造与布局。

　　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大炮台山北麓，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残存的教堂前壁是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圣保禄学院在天主教东传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19世纪初以来，相关研究一直兴盛不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李向玉和戚印平先后出版专著对圣保禄学院的创立、组织机制、教学与管理体制、财务问题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为全面立体认识圣保禄学院开启了先声。限于文献和考古材料，有关圣保禄学院的平面布局问题，只有葡萄牙学者Clementino Amaro和澳门学者邢荣发分别进行过复原研究，其他学者偶有提及。伴随自1992年以来圣保禄教堂、大炮台、高园街等处考古工作的推进，新材料陆续披露，本文尝试就该遗址的复原研究进行再次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圣保禄学院概况

　　1593－1594年，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主持在大炮台山兴建圣保禄学院及其从属的教堂和住宅区。该学院是天主教耶稣会在澳门创立的第一所高等学院，也是东亚地区第一所高等学院。不幸的是，在建成仅六七年后，教堂墙壁就因大火而严重损毁以致无法利用，据教堂前壁西角下奠基石上的“VERGINI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 POSUIT. AN. 1602”铭文推测，教堂的重建工程始于1602年。教堂复建费时良久，直至1637－1640年间才基本完工。文献中还提及了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围墙的建造，该项工程从1594年开始，直至1606年才全部完成。

　　大炮台之变革对学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院建设之初，大炮台山顶是作为传教士们住宅区使用的，亦有说建有耶稣会圣保禄教堂的祭天台。1617年，在热罗尼莫·罗（Jerónimo Rho）神父和军事长官暨巡视官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卡拉斯科（Francisco Lopes Carrasco）的领导下，耶稣会士们利用学院原有的一些围墙乃至城市城墙的一部分，在大炮台山顶建设了防卫工程，将教堂、教学区、大炮台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623年7月，澳门首位总督唐·弗朗西斯科·德·马斯卡雷尼亚（Dom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使用武力从耶稣会士手中强占了大炮台，并全力投入大炮台的扩建工程，直至1626年竣工。

　　1762年7月，葡萄牙王室因国内发生刺杀事件而全面驱逐耶稣会士，圣保禄学院被迫关闭，所有的不动产交给市政厅。至18世纪末，圣保禄教堂已经破旧不堪。1835年1月26日，一场大火彻底吞噬了圣保禄教堂和学院，仅剩下教堂前壁以及学院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圣保禄学院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四个阶段：（1）1594－1601年，圣保禄学院的教堂、教学区及住宅区始建，教堂因火灾摧毁严重。（2）1602－1640年，重建教堂，围墙建成，并在大炮台山顶建造防卫工程，将教堂、教学区、大炮台连缀为一个整体，不过大炮台于1623年从学院范围内剥离出去，成为总督官邸。（3）1641－1762年，圣保禄学院稳定运营时期。（4）1762－1835年，圣保禄学院关闭，直至因火灾而彻底废弃。

　　二 既往发现与研究

　　（一）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

　　涉及圣保禄学院平面布局的记载极为稀少。中文文献仅有清乾隆时期的《澳门记略》，担任过澳门前两任同知的印光任和张汝霖在书中描述了圣保禄教堂的恢宏景象，但具体细节比较模糊。葡文文献主要有耶稣会士们编写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1594年10月28日）》和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第1659号抄件。此外，圣保禄学院的创办者范礼安神父在1594年11月9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长篇信件对学院建设工程也有描述，这对于了解学院组成亦有提示意义。

　　圣保禄教堂和大炮台是澳门最为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因此在各种图像作品上多有表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收藏于葡萄牙埃武拉公共图书馆（Biblioteca de Evora）由Antonio Bocarro所著《印度东部所有城堡·城镇的地图册》（手稿）中的澳门布置图（1634）、收藏于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ef）由Johannes Vingboons（1616/1617－1670）所绘“DE STAD MACAO”（《澳门城》）鸟瞰图（1665）、制作于1746年表现圣保禄建筑综合体的漆器画、香港海事博物馆收藏的18世纪末水粉画以及18－20世纪的一系列地图。著名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在1825－1852年期间曾长期活跃于澳门，他绘制了一系列以宗教建筑为题材的素描画，如《火灾前的大三巴教堂》、《玫瑰堂》，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以圣保禄学院为代表的天主教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结构提供了较大帮助。此外，从1874年开始，伴随近现代摄影技术的发展，留存下来不少以大三巴及其周边为主角的摄影作品，亦为我们追溯圣保禄学院布局与结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二）考古发现

　　圣保禄学院及其从属的教堂、大炮台等均依大炮台山势而建，由于原始建筑设计图纸及文字记录缺失，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在长达二百余年的运营中又经过多次改造和变动，并且多处叠压了早于或晚于圣保禄学院的各种遗迹（包括澳门早期城墙），研究工作存在一定难度。

　　以往圣保禄学院遗址周边的调查或发掘工作并不多，主要由葡萄牙考古队开展：1988年初，在“大三巴牌坊”加固工程之前的地质调查中，发现一处用石料建成的建筑物。1990－1992年，在对圣保禄教堂遗址实施保护工程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工作，基本了解了圣保禄教堂的平面结构。1995－1997年，为配合澳门博物馆建设，在大炮台与“大三巴牌坊”交界处发掘出圣保禄学院南翼、东翼和中央庭院等部分遗迹。上述考古成果迄今未见正式报告出版，仅有内部报告以及一些普及性资料中的简单描述。

　　2010－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澳门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圣保禄教堂东侧区域（高园街16、18、20、22和35号）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大型基岩坑、夯土墙等遗迹，基岩坑出土大量日用陶瓷器和建筑材料的碎片，为推动圣保禄学院遗址平面布局、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使用以及明末清初陶瓷器贸易和消费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通过上述工作，确认了圣保禄教堂、学院南翼建筑、围墙等主要遗存的平面分布和内部结构，为探讨圣保禄学院平面布局、发展演变和设计理念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两幅复原图的分析比较

　　圣保禄学院遗址经公开发表的平面复原图有两幅：其一，为纪念澳门博物馆开馆的专刊《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以下简称《大炮台》）中公布的复原图〔图一〕，其二为澳门学者邢荣发的复原图〔图二〕。两图分别发表于1998年和2005年，均基于葡萄牙考古队1997年之前的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和历史图像绘制而成。共通点是侧重于资料较为丰富的教堂及与大炮台之间区域，缺乏对学院整体范围的讨论。相对而言，邢荣发的复原更为细致，并大致勾勒出了学院南侧和西南拐角的位置。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者存在较大差异，如：（1）大炮台北侧居中位置发现的石墙性质。《大炮台》复原图认为是学院围墙，但邢荣发认为是1617年建造的城墙。（2）教堂北端的主教堂。《大炮台》复原图仅复原了主教堂，邢荣发在周围增加了回廊，主教堂加上回廊后与主大殿等宽。（3）教学区。《大炮台》复原图认为紧邻教堂的建筑群为神学院的教学区，但邢荣发认为该建筑群是耶稣会会士的修院，教堂东南台阶东侧才是学院及后来增设的日本学院所在。（4）教堂东侧建筑，两者均基于南翼建筑进行复原。《大炮台》复原图将北翼置于高园街南端一线，与教堂东侧的万圣小教堂和圣物室对应。邢荣发则压缩了中庭的空间，北走廊被南移到主大殿中部并与大殿相通，与之对应主大殿对称的西侧亦开门，同时将东翼建筑移到紧贴教堂东壁处。（5）附属设施区域。《大炮台》复原图将附属区域的西南拐角设在利玛窦中学西南角附近，而邢荣发复原图将利玛窦中学西侧区域纳入，学院边界紧邻大三巴斜巷。

图一 圣保禄学院遗址及大炮台平面图

图二 圣保禄会院及学院平面图 （1603－1835）

　　（四）小结

　　综上，以往针对圣保禄学院所开展的考古工作和复原研究多侧重于核心建筑，如圣保禄教堂等，对于学院整体布局关注不多。文献中明确提及“学院依山势而建，周围有高墙环绕⋯⋯炮台山有两道俯视学院的围墙”，“围墙包围着（学院）”。大约在1606年，耶稣会士与中国居民发生严重冲突，大量中国人离开，随后学院围墙基本完备。由此可见，圣保禄学院应该是一个由围墙围合而成的封闭庭院，内部分区明确、功能有别。事实上，圣保禄学院的四至范围以及与澳门城墙的关系在1760年以来的多幅澳门地图〔图三〕中都有清晰表现，至迟到1920年前后〔图四〕，圣保禄学院的围墙才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学院内部的建筑遗迹也所剩无几。

图三 澳门地图（局部） 约绘制于1760年

图四 1921－1922年澳门半岛供水计划图（局部）

　　三 学院建筑布局组成与复原推拟

　　1640年教堂完工可视为学院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640年之前属于草创阶段，学院建筑组群逐渐形成，最初的设计包括教堂、教学区和住宅区三个部分，大炮台山顶因当时的社会形势转为防御功能，并被总督夺走。1641－1762年是学院稳定运营时期，学院承袭之前形成的格局，少有大规模建设。下面将重点讨论相对稳定时期的学院布局。

　　（一）学院四至与范围

　　综合文献记载、传世图像、考古发现和前人研究，特别是澳门联合考古队于2010至2012年在高园街周围开展的考古工作，我们基本可以厘清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四至范围和平面布局。

　　高园街35号发现的夯土墙是重新认识圣保禄学院遗址全貌的重要线索。该段夯土墙呈南北走向，方向约355度，发现部分长约15.6米，墙体顶部宽1－1.26米，北段保存较好处残高2.45米〔图五〕。这段墙体与大炮台北侧葡萄牙考古队发现的石墙南北呼应，两者间的直线距离不过几十米。综合对夯土墙建筑结构、工艺、空间位置及与古地图对应关系的比对分析，高园街至大炮台北侧这段墙体应为圣保禄学院的东面围墙。高园街35号夯土墙的南端还发现缺口及包砖痕迹，此处或有门类遗存，有待于今后的发掘验证。

图五 高园街35号发现的夯土墙

　　基于东墙的确认，北墙、西墙、南墙也逐渐得以一一辨识出来。高园街35号北侧十几米处还矗立着一道东西向的夯土墙，这段墙体位于茨林围北侧，以往被视为茨林围的围墙，但是该墙体的建造工艺、坚固程度以及建造时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远超一般“围”的墙。该段墙体沿新胜街路南、茨林围北一线向西略偏北方向延伸，至茨林围西端、老人院前地北端南折。教堂西侧的哪吒庙前现仍有一段墙体保存较好，东西长18.5米、高5.6米、宽1.08米，墙东端还有一后期砌筑的砖券过洞，宽1.8米、高2.8米。墙体底部用方形花岗岩石块垒筑基础，上部则以沙泥、细石和蚝壳粉等成分混合逐层夯筑而成。这段墙体在2005年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中被定性为“澳门古城墙”。此外，葡萄牙考古队在大炮台西南凸角下方的陡坡上亦曾发现一段石墙，顺势而下在利玛窦中学与蔡记里之间亦仍保存有一段长约23米的夯土墙，大致呈东西走向，其下部以最少两层石块做基础，其上全为夯土。在利玛窦中学院内一侧的墙上还有一块说明牌，上书“muralhaque circundava a propriedade dos jesuias, 1606”，意为“围绕耶稣会财产的墙，1606年”〔图六〕。

图六 圣保禄学院遗址分布及范围推测

　　上述这几段墙址恰可以圣保禄教堂为中心，傍依大炮台山，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已发现墙址的建造规模和建筑结构绝非普通民众可以筑成和使用，而该区域据文献记载较为重要的历史活动均与圣保禄学院有关。从围墙的位置和走向判断，上述围合情况与1760年〔见图三〕、1835年〔图七〕、1906年等澳门地图〔图八〕中显示基本一致，并且如利玛窦学校处的围墙甚至清晰地显示在1746年的漆器画〔图九〕上，由此基本可判定这几处墙体应为圣保禄学院围墙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情况保持到20世纪初。

图七 澳门地图（局部） 约绘制于1835年

图八 澳门地区（局部） 1906年初

图九 圣保禄建筑综合体 1746年 漆器画

　　（二）功能分区再认识

　　历代文献中，圣保禄学院的称谓繁多，有学院、会院、修院、修道院、神学院、三巴寺、三巴庙、大三巴等不下十种。在进行复原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厘清。“三巴寺”“三巴庙”“三巴静院”“大三巴”等在《澳门纪略》及以后文献中出现的称谓，很明显是音译的结果，圣保禄学院取名源自圣徒保禄，“三巴”应为英语“Saint Paul”或者葡语“São Paulo”的音译讹传，至于寺、庙、牌坊则无疑是中国普通民众因不了解天主教而形成的俗称。

　　学院、神学院、会院、修院、修道院的区分问题比较复杂。首先，修院=修道院=会院，其中主要面向修士（修炼士）的修院称为修炼院（noviciado），与面向修学生的神学院（collegio）相区别，神学院的初级阶段则为附属于修院的神学校。邢荣发曾试图按照管理及功能的差异，将圣保禄学院分为会院和学院两大部分，这应当是受到范礼安的影响。1594年11月圣保禄学院创立之初，范礼安亲自制定了多达23条的规章，即所谓《澳门神学院与修院之间应有的关系》，明确将修院和神学院两个机构分开，并对各自的职责和拥有的权力进行区分。修院的特点是照料身边的人、执行教会圣务、靠捐赠生活，而神学院只负责修士们的学习和良好教育，并且要靠自己的固定资产生活。此外，范礼安还特意要求“间隔神学院与修院的墙门应时常闭锁，并且钥匙由神学院院长本人保管”，“通常应身着斗篷，经由修院大门（前往）”，而“孩子们为协助弥撒前往教堂时”，需绕道“经由外面的门”。不过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修院和神学院的分离并没有持续太久。1597年9月，范礼安即命令两者合并，由年长的曼努埃尔·迪亚斯（Manuel Dias，李玛诺）神父担任院长，并且神学院仅仅依靠固定资产无法生存，需越来越多依赖于商品交易的贸易盈余。因此，圣保禄学院不仅仅是教学机构和传教中心，还是教会进行商品交易、获得传教经费的主要据点。由此，圣保禄教堂、修院、神学院只是在初期存在短暂分离，从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和鼎盛时期的特点来看，各功能区之间不仅在空间上并无明显隔断，在使用和管理上也交叉颇多。

　　Antonio Bocarro于1634年绘制的澳门布置图〔图十〕、Johannes Vingboons于1665年绘制的《澳门城》鸟瞰图〔图十一〕、1746年漆器画〔见图九〕和1792年水粉画〔图十二〕等图像资料内容较为形象生动，对于了解圣保禄学院主要组成帮助较大。从图像中可以看到，教堂处于最为显要位置，其前端东侧为钟楼，学院南翼建筑紧挨钟楼，教堂前面是长长的台阶，台阶东侧有一列建筑，再东侧有些散落的建筑。台阶端头东侧建筑之东有一道墙直达大炮台西南角，将墙以北区域围合起来，不过1792年的水粉画将这段墙绘成一列房屋。教堂北侧亦有一道墙，向西似与开设有“三吧门”的城墙相接。圣保禄学院教堂及学院因失火毁于1835年，钱纳利于1825年到达澳门，1835年绘制了“火灾前的大三巴教堂”〔图十三〕，其应亲眼目睹过学院及教堂原状，故此绘画表现的内容应较为真实可信。从上述图像中可以看到教堂和教堂前的长台阶，台阶东侧紧邻处似有一排建筑向东折拐。教堂东侧为钟楼，钟楼前与台阶顶部持平处有一东西向建筑。拍摄于1874年的照片〔图十四〕与钱纳利的绘画基本一致，并且细节更为清楚。教堂西侧依稀可辨学院南墙西段，邻近教堂处开有一门，不过是方形门洞，而非现存圆拱形门洞。从1920年以后的照片〔图十五〕来看，圣保禄学院教堂前壁以外区域被不断改造，逐渐只剩下残垣断壁。

图十 澳门布置图 1634年葡萄牙埃武拉公共图书馆藏

图十一 芬彭士《澳门城》鸟瞰图（局部） 1665年

图十二 澳门城图 1792年 水粉画香港海事博物馆藏

图十三 火灾前的大三巴教堂 1835年

图十四 大三巴照片 1874年

图十五 从大炮台俯视大三巴牌坊1930年代初

　　范礼安分别于1593年11月12日和1594年11月9日在澳门给耶稣会总会长写了两封长篇信件，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且最详细的有关圣保禄学院建造情形的记载。1594年10月28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属于公文性质，保留了与范礼安信件中相似的记录。此外，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藏第1659号抄件也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学院的建筑分布。综合以上记载可知：（1）学院依山势而建，既使得建筑物外观壮美，同时也因地处大炮台山西北的山体中央而可以避开来自东面海上“有害于健康的恶风”，并能够“眺望大海”。（2）学院的外围有高墙环绕，其中“大炮台山有两道俯视学院的围墙”。（3）建造之初，神学院位于山腰处，毗邻修院，两者以墙相隔，以门相通，分别拥有独立的庭院。修院和学校位于比神学院低的地段，更接近山麓处的门，通过阶梯才可以到达山的上方。（4）学院建筑物的墙壁主体用黏土夯筑而成，非常坚固。（5）学院中不仅有新建的建筑，还可能有继承或购买的房屋。（6）学院范围经历着不断扩充的过程，在筹集到足够资金后，学院会购买相邻的土地进行建设。

　　需要补充的是李向玉在《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一书中翻译了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的第1659号抄件。这份抄件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学院的布局和组成，还提到炮台与学院的关系：“从学院可以前往炮台。城墙上有一道门，但我们无钥匙。从学院前往炮台，要去是可以去的。该炮台是澳门的防御，此炮台一失，澳门亦失。”大炮台山的防卫工程由耶酥会士始建于1617年。1623年，总督马斯卡雷尼亚使用武力强占大炮台，并全力扩建工程至1626年竣工。由此可知抄件记录的时代应在1623年之后。这一时间点的明确有助于理解抄件所记录的建筑组群分布对应的时间节点。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日本幕府禁止信奉天主教，不少传教士和天主教徒逃至澳门，在茨林围一带聚居，并参与了圣保禄教堂1602－1603年的重建工作，甚至连教堂重建的经费都来自与日本的贸易。

　　（三）布局推拟

　　综合前述图像资料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基于最新考古认识对圣保禄学院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推测复原〔图十六〕。从复原图中可以看到，圣保禄学院在空间上主要包括教堂、教学区、生活区及附属功能区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先完成的是教堂和教学区（神学院），不过在教学区（神学院）建成前，修院内包括居所在内的一些房屋已然存在。

图十六 圣保禄学院平面布局复原

　　教堂的内部结构和正壁的雕刻不是本文讨论重点，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这里不再赘论。值得一提的是教堂北部的结构，从现场来看，在对应教堂主殿位置的高园街北侧，地表还能看到一段夯土和石砌遗迹。据观察，这段遗存应包括上下两部分，下部的夯土与教堂主殿等宽且位置对应，应为与教堂相关联的遗存，上部的砌石较为凌乱，应是夯土废弃后形成。故此邢荣发对这部分的复原是可信的，教堂北部的主教堂应设有内廊。若进行这样的复原，恰好可以使得教堂形成“等臂十字架”形的平面布局，符合其对罗马耶稣会天主教堂的模仿。

　　教学区分布于教堂东侧，主要包括南廊、北廊以及围合而成的中庭。教学区除教室外，还包括部分传教士起居、礼拜、办公和接待之所，也有储存学院货物和运往日本物资的仓库。虽然这部分的平面结构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还无法完全确认，但可以参考欧洲中世纪的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如德国科隆Apostles教堂、英国Chester教堂、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等）的平面组成关系。旧圣克拉拉修道院〔Mosteiro Santa Clara-a-Velha，图十七〕位于葡萄牙曾经的首都（1131－1255）科英布拉市蒙德古河（Mondego River, Coimbra, Portugal）西岸，修道院的建立与使用与葡萄牙皇室关系密切，1995－1997年发掘出土大量16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瓷器。据发掘了解到，该修道院主要由对公众开放的教堂区和专供女性修道者及修女们起居生活的回形院落组成。教堂遗址呈东西走向，分为前中后三区，前段为祭坛及弥撒区，中段为告解室、唱诗区，后段为墓葬区。回形院落内设有四面贯通的敞廊，教堂南侧有门与回廊相通，回字形院落除教堂一侧以外，其他三面均设有房间，包括餐室、厨房、会礼堂、仓库和休憩所等。房间内侧由内向的敞廊围合成一个方形中庭，中庭内设有鱼池、花槽、喷泉及净水池等。据发掘者调查，该回形院落南侧还有一个类似的回形结构院落。由此看来，圣保禄学院的教学区应该也是类似结构，与教堂毗邻的一面不大可能设有房间。

图十七 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平面图

　　若瑟·蒙塔尼亚神父在《澳门主教区历史资料》中记载：“在山上的峭壁上（修建）了许多高大的墙，围起了一大片很平整的地，用以建造神学院以及神学院的庭院。”“要施工，就要建造一个平台，凿割（花岗岩）巨石，并垒起围墙以保护新的宗教和神学中心。”由此可知，教堂和学院应该是在一个预设的平台上建造的。前面已提到，教堂的发掘为周围建筑确定了当时使用面的参照高度（海拔约26.4米）。在教堂东面南翼建筑的北侧、紧邻大三巴斜巷处曾发现一段卵石铺砌的地面（海拔约26.8米），由此可确定教学区中庭的地面高度与教堂地面基本持平。中庭地面的北侧有一斜坡，其北侧现休憩区地表比前述地面低约2.5米。再往北又是一个斜坡，澳门联合考古队2010－2012年的发掘区即位于第二个斜坡之下，该区域地面与南翼建筑地面的高差约5米。联合考古队在该区域除发现一个大型基岩坑外，未找到任何与学院相关的建筑遗留，且绝大多数区域已暴露原始基岩。因此，中庭地面以北区域应该在学院废弃后逐渐遭到了破坏。虽然可能已无法通过考古发现来确认学院北翼建筑的准确位置，不过从学院与教堂的结合关系来看，将北翼建筑和北廊复原在教堂东侧的万圣小教堂一线最为合适。范礼安在1594年11月9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件中描述道：“山腰处是神学院崭新建筑的全部。就像是城墙一般，建筑的边角处还有两个突出的棱堡。一个非常宽阔的中庭占据了从一个棱堡到另一个棱堡的所有空间，被我们称为棱堡的这两个修院，一个是平房，还有一个是二层楼。城壁部分全部由小房间组成，它们都是平房，因为在山上，没有更多的空间，但它们全都与棱堡的一楼一样高。”平房大概即考古发现的南翼建筑，前面已论及北侧与南翼地面的高差约5米，约为房屋一层的高度，则北翼建筑原为二层楼。结合里斯本海外档案馆第1659号抄件所记：“澳门学院如前所述，有一北廊，内有六间宽大的宿舍。还有一南廊，由此通往合唱台，内有七间宿舍。还有一东西走向的阶梯，下有六间宿舍，这些宿舍都很狭小。二廊之间有一东长西窄的院子，院内有一口井⋯⋯。”

　　圣保禄学院的生活区较为分散，早期还涉及分属于学院、修院以及服务人员的居所。负责教学的传教士居住在教学区的房屋内，修院神职人员主要居住在邻近大炮台西面地势较高处，教堂北侧的茨林围是以日本信徒和劳工为主的聚居区。大炮台西侧和北侧现存的两道挡土墙的位置较为重要，从复原图〔见图十七〕中等高线的分布可以看到，挡土墙以上部分较为陡峭，以下部分相对缓和，据文献记载，修院神职人员的居所应该在这一带。茨林围一带目前房屋众多，无法开展考古工作，日本信徒和劳工居址的详细情况暂无线索。

　　教学区南侧为附属功能区，囊括了诊所、药房、图书室、食堂、厨房、仓库、修生的临时宿舍和小学等。教学区的南侧有小的中庭，在附属功能区的空白处还分布有大片的菜园。邢荣发对这一区域的复原参照了约绘制于1835年的澳门地图〔见图九〕，该地图绘制时间与学院被毁时间接近，所反映内容应较接近历史原貌。

　　此外，大炮台山顶原亦分布了一些学院建筑，包括图书室、医务室、礼拜堂等职能空间，不过从1623年开始，该区域即已为总督所占据，并经历多次改造，剩下的只有现用作临时展室的地下石室。

　　（四）建筑特点

　　综上所述，圣保禄学院的选址、建造技术和平面布局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学院选址于澳门半岛的制高点大炮台山西北山麓，有学者称之为“顶峰”。建筑群傍山势依序展开，不仅可以依托山体避开东面的海风，还能眺望内港（北湾），同时这一线也是葡据澳门和内地政府香山县的分界所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2）学院建筑受地方建筑特色影响较大。学院建筑物的墙壁主体用黏土夯筑而成，部分区域如围墙在夯土底部用石材做基础，以利于防潮和加强稳定性，但教堂前壁全部使用了石材，屋顶采取了中式的瓦顶，且为适应当地多台风天气而铺葺两层瓦顶，学院建筑使用海月作为窗饰。

　　（3）学院平面布局既整齐又松散，整体围绕教堂和教学区展开。教堂和教学区的主体建筑规模宏大、整齐有序，但居住、生活及附属功能区则依托山势起伏，松散地分布在主体建筑周围。这种格局的形成固然受限于范礼安斥为“杂乱无章”的山势，但也应与学院随着财力增长而不断扩张、信徒不断增多有关。

　　（4）教堂不仅是学院的中心，也是城市的中心，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式教堂给信众们营造出人间天堂的观感。教堂朝向为坐北朝南，不同于欧洲教堂多坐东朝西的特点，这是适合澳门的地理气候，因形就势的结果。

　　四 结语

　　圣保禄学院的启闭与澳门历史地位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是葡萄牙包括耶稣会热衷于宗教设施建造（包括教堂、住宅、学校和医院）的鼎盛时期，伴随罗马教皇传教团向东方的扩张，澳门逐渐取替印度果阿和马六甲成为远东贸易的中心，圣保禄学院应运而生。圣保禄教堂及学院的建造深受葡萄牙科英布拉、印度果阿等处影响，其在平面格局和建筑艺术上的历史地位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极高的人文素养。不过，由于在圣保禄学院运营（1594－1762）的百余年里，耶稣会士们并不拥有澳门土地，只能通过租借等方式获得土地并进行建设。受政治、经济和地形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于中国内地传统的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圣保禄学院缺乏严格统一的规划设计，在建设中更为强调“因地制宜”和局部空间的实用性和舒适性。圣保禄学院研究是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学院平面布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助于深化和推进相关研究。

　　附记：本文写作缘起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联合考古工作，文章修改得到澳门文化局李嘉欣提示，在此一并致谢！

（图文转自：“故宫博物院院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