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铜器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中国考古前身的金石学时期，商周铜器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诸多金石学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商周铜器资料。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後，商周铜器研究逐渐走上考古学的轨道，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以前的金石学时期，从现存年代最早的北宋吕大临《考古图》（1092年成书）一书，到清代乾隆皇帝御纂的《西清古鉴》等四书，著录铜器的模式一成不变，都是先摹绘图形和铭文，再记度量衡数据，並进行一定的考释，个别的交代出土地。

    宋代的《博古图录》，对青铜器的名称、用途、分类所作考证，卓有成绩。许多器物和纹饰的名称沿用至今①。

    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详于考证，有其独到见解。但在整体上与宋代相比，青铜器研究並无进步。

    总的说来，这800年间的青铜器研究，所据均为零星出土资料，断代粗疏，未能形成体系。

 

 

    20世纪初, 近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暂时还没有中国学者进行考古发掘，也没有类型学的器物研究，因而商周铜器研究尚未发生变化。

    与商周铜器研究有关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修筑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导致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其中包涵许多重要的商周铜器。（2）照相制版技术的引进，使商周铜器资料的传播更为方便，更加準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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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的商周铜器研究中，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贡献最大。

    罗振玉于1919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对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②。他本人的具体贡献是，收集殷墟等地出土的铜器，用珂罗版精印流传。当时编印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梦郼草堂吉金图》（1917），继而又有《贞松堂吉金图》（1935）等书。这些书都仅卷前有一序言，书中没有说明文字，也就没有準确断代和比较分析。後来编印的《三代吉金文存》一书(1937)，收录商周铜器铭文的拓片4800餘器，在此後数十年间是收器最多、行用最广的金文集录。

    王国维在商周铜器研究方面，著有《古礼器说略》(內容包括《说斝》、《说觥》、《说盉》、《说彝》和《说俎》上下,见《观堂集林》)，正确判别几种器物的名称。

    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仅日本编印过几种图录，例如《帝室博物馆鉴赏录 •古铜器》(1906)、《支那古铜器集》(1910)，特别是滨田耕作编撰的《泉屋清赏》及其增订版、别集和续编(1919-1927)，同样属于金石学性质。

 

 

    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已在我国兴起和初步发展，类型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开展。商周铜器的研究，主要对象虽仍为传世品和非发掘出土品，但已引进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

    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两周铜器增加较多，主要有：新郑李家楼（1923）、浑源李峪村（1923）、洛阳金村（1928）的东周铜器，宝鸡祀鸡台（1929）、洛阳马坡（1929）、濬县辛村（1930）、周原函皇父组（1933）和梁其组（1940）等西周铜器，以及寿县楚器（1931）。这些铜器，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或编撰成书，或专文论述。

    考古发掘已有一定的开展，但发掘出土的商周铜器並不太多，主要有：安阳小屯殷墟(1929、1931-1933、1936、1937)及侯家庄殷王陵区（1934-1935）、濬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1932）、汲县山彪镇（1935）和辉县琉璃阁（1935、1937）的东周大墓。这些资料，当时多未详细发表。

    这一时期，马衡、郭沫若、容庚和陈梦家，对商周铜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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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衡于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金石学，最早全面阐述古代铜器的类别、名称、用途和时代特征，並且论及考古学上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进化。後又发表《中国之铜器时代》（1927）一文。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初版1932年,收两周器共251器；增订本1935年, 收两周器各162件)，第一次将考古类型学应用于有铭文铜器的研究，创立标準器断代法，区分西周之器的王世和东周之器的国别，初步建立金文研究的体系。该书的《图编》部分，收铜器图像253器，是第一部两周铜器的简要图谱。他还进一步论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将其划分为四期：即滥觞期(大率当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开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③。

    容庚直接接触的国内资料最多，也能随时看到国外的有关论著。所编《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颂斋吉金图录》(1933)、《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海外吉金图录》(1935)、《善斋彝器图录》(1936)、《颂斋吉金续录》(1938)、《西清彝器拾遗》(1940)七部铜器图录, 收器总数达800餘件，突出特点是注重纹饰的著录与研究④。後又以八年之功，著成第一部综合性论著—《商周彝器通考》（1941）。该书全面阐述商周铜器的各方面问题，特别是划分殷商、西周前、西周後、春秋、战国五个时期，举例说明各个时期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特点。所举各类铜器多达1031件，分别按器形和时代排列，形成内容更加丰富的铜器图谱。容庚另一部影响甚大的名著《金文编》，初版于1925年，又于1939、1959、1995年三次增订再版，至今仍是最好的金文字典。

    陈梦家编撰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1946),卷前所附《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对商周铜器作更细的分期，又按地域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系，试图进行文化系统的探讨。当年他是国内唯一直接接触大量海外资料的学者，曾广泛考察流散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並将美国、加拿大和北欧所藏中国铜器分别编成集录，收录商周铜器总计近2000件。其间又于1945年11月在美国中国艺术学会第六次年会上发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为题的讲演，对250多件铜卣进行详细的类型学分析，讨论其发展谱系与年代⑤。

    另外，李济发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3和第4册，1948）等文，根据10座墓的地层情况和所出铜器的器形分析，讨论殷代青铜容器及锋刃器的形制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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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与中国学者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日本的梅原末治以编撰内容丰富的图录著称，根据形制进行铜器分类。所编大型图集《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33-1935）的彝器部分，收录青铜容器250件。又编撰有《战国式铜器的研究》（1936）、《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37）、《河南安阳遗宝》（1940）、《古铜器形态之考古学的研究》（1940）等书。英国的叶

(W.P.Yetts),先是编撰《猷氏集古录》（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1929）一书，1936年发表《中国艺术展览》一文(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No.68)，将中国古代青铜器分为商殷、周、秦和淮式三期； 1939年又在《柯尔中国铜器集》（The Cull Chinese Bronzes,1939）中, 重述这种分期意见⑥。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著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周时代》(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8)、《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9)等论文，以郭沫若的铜器断代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殷周铜器的分期，并对纹饰作类型学分析。

 

 

    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田野考古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这个时期商周铜器研究的基本资料和研究方法，都与传统的金石学完全不同，是商周时期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

    商代田野考古的最大进展，一是发掘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发现当时的青铜容器；二是对殷墟进行文化分期，但发掘  中所作分期並未涉及铜器； 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4、5期)，根据30年代的发掘资料，将殷墟文化分为4期7组，其中包括殷代铜器的分期。

    西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长安普渡村(长甶墓)、长安张家坡、扶风齐家村、郿县李家村、蓝田寺坡等窖藏，均经考古人员进行现场清理，有关学者多有具体论述。丰镐地区的《沣西发掘报告》（1962），将西周墓葬分期与铜器研究结合，根据出土铜器与大盂鼎、禽簋等标準器对比，推断各期墓葬的绝对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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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陕县虢太子墓、寿县蔡侯墓、信阳楚墓，以及其他东周墓。虢太子墓和蔡侯墓的墓主身份和年代都很明确，为东周铜器研究提供新的标準器群。《洛阳中州路》（1959）的东周墓葬分期，也是根据出土铜器与传世铜器对比，推定各期的绝对年代。郑州、安阳、侯马铸铜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和东周时期的铸铜工艺，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

    博物馆藏品图录，有台北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1958），上海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1964），其中都有许多重要的传世铜器。前书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印製欠佳。後书则是当时国内外印製最精的彩色铜器图录。

    综合研究方面，李济与万家保合作，对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所获170多件青铜容器，进行详细的全面研讨(李济负责形制花纹的比较研究，万家保负责铸造工艺的研究), 于1964-1972年陆续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5册，总计百餘万言,但未进行殷墟青铜器的分期。郭宝钧遗著《商周铜器群研究》（1965年完稿, 经邹衡、徐自强整理，1981年出版），选取发掘出土的典型单位，以年代明确的器组为界标，进行分期研究。虽然分期稍嫌粗略，取材不用传世品也有偏颇，能对发掘品作系统整理，据以探讨商周铜器铸铜工艺和形制花纹的演变，仍属难能可贵。

    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1954-1966年写作），在研究方法上对郭沫若的标準器断代法有较大的发展。该书对250餘件判定王世之器和100餘件关联器的铭文进行考释，更加注重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将相关资料列举得尽可能齐全；并且对西周的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特别是某些器形和纹饰的演变，作过比较深入的详细论述。陈梦家这部未能最後完成的名著，经过我们根据遗稿进行认真的整理，2004年初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论著。梅原末治的大型图集《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59-1962），收集青铜器400件。水野清一的《殷商青铜器编年之诸问题》(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1953),企图从铜器铭文和器形两个方面，区分殷代和西周铜器。又著有《殷周青铜器和玉》（1959）一书，研究兼顾器形、花纹和铭文，将殷墟、西周、春秋、战国均分为早、中、晚三期。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之研究》一文（《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1963），更加注意新出器群与标準器的结合，也将西周铜器分作三期。01-5

 

 

    最近20多年是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商周铜器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无论是资料积累，还是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与过去不可同日共语。

    70和80年代多次发现大批重要铜器：商代有郑州铜器窖藏、殷墟妇好墓、新淦大洋洲墓、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有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周原庄白等窖藏、宝鸡[弓鱼]国墓地、洛阳北窑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东周时期有淅川春秋楚墓、太原晋国赵卿墓、随县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等。

    商周铜器资料的丰富积累，使有关研究出现新的局面。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目前最完备的商周铜器铭文选编。该书1-4册（1986—1990）,选录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铜器铭文925器，並且进行简要的注释，其中商器21件、西周器512 件(判定所属王世或期别)、东周器392件（区分所属国别）。第5册索引，尚未出版。

    关于商代铜器，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以70年代以前的发掘资料为对象，根据出土层位和共存关係，结合器物的形制、花纹、铭文和组合形式，系统考察商代早、中、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容器的特点。郑振香、杨锡璋等合著《殷墟青铜器》（1985）一书，则选取1958--1982年殷墟发掘出土的200多件铜器，根据遗址和墓葬的分期进行全面研究，阐述各期铜器的形制、组合形式和装饰特点。

    关于西周铜器，唐兰晚年遗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写作于1976-1978年，为未完稿，考释写至穆王(计176器)，穆王以後仅存释文，所作论述对形制、纹饰偶有涉及。吴镇烽为《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所写概述（1979）、卢连成的《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宝鸡[弓鱼]国墓地》附录，1988），将陕西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与传世标準器结合，进行全面的排比分析。李学勤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一文，根据周原的庄白、强家两处铜器窖藏资料，深入讨论过去缺少典型资料的西周中期铜器断代问题。刘启益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一系列论文（2002年连同关于西周年代的论文， 出版为《西周纪年》一书），选取400多件传世和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 采取从月相定点说出发的“干支联系与排斥法”，将其串联成许多铜器组，结合根据考古类型学排比的器形和纹饰特点，排比分析这些铜器组所属王世。01-6

    东周铜器方面，开始进行分区研究。高明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是发表较早的一篇长文。该文选取22个典型单位，先将其归纳为10组，考察东周时期礼器组合的变化；再分析各类铜器器形和花纹的特徵，讨论它们的演变规律。後来，又有学者对楚、虢、齐、燕、秦及吴越的青铜容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作过不同程度的讨论。

商周铜器纹饰的专题研究，过去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薄弱。陈公柔、张长寿发表关于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兽面纹断代研究的论文(《考古学报》1984年3期、1990年2期)，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进行类型学的排比分析，探讨两种重要铜器纹饰的发展轨迹。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一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铜器纹饰论著。该书以上海博物馆藏器为主，收录铜器纹饰拓片1006幅，按其类别和型式编成图谱。卷前综述和类别说明，对商周铜器纹饰的发展阶段，各类纹饰的构图特点和流行时间，分别作了论述。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首推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1-3卷（1984、1986）⑦，再有白川静的《金文通释》（1984）⑧，都是内容異常丰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美国的《赛克勒藏中国古代青铜器》1-3卷（1987、1990、1995），分别由贝格立（W·Bagley）、罗森夫人（Jessica Rawson）和苏芳淑编撰，收录商代铜器104件、西周铜器129件、东周铜器86件(组)。这是近年西方国家出版的最佳中国青铜器著作，不仅印製得十分精良，而且区别于一般的铜器图录，对每件铜器都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

    最近10多年来，商周铜器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曲沃晋侯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对西周中晚期铜器断代的意义自不待言。虢国墓地的再发掘和和郑韩故城祭祀坑的发现，也有重要收获。其间，先後召开过几次专题研讨会，例如上海博物馆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199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讨会(2001)，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春秋郑公大墓青铜器”研讨会(2001)，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西省文物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研讨会(2002)，都有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並出版内容精彩的论文集。01-7

    新出版的重要青铜器论著，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研究》(2003)和李伯谦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1998）， 分别集结三位学者的有关论文，前二书侧重新见商周铜器的铭文考释与相关问题讨论，後书侧重商周青铜文化的谱系研究。新的通论性著作，有马承源主编,陈佩芬、吴镇烽、熊传新参与执笔的《中国青铜器》（1988）, 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都尽可能归纳已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附以大量典型器物的图谱，後书更详细列举考古发掘的典型单位。专题论著，有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刘彬徽著《楚系青铜器研究》（1995）等。铸铜工艺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编钟音律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博物馆藏品图录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商周青铜粢盛器图录》(1985)、《商周青铜酒器特展图录》(1989)、《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1998)、《故宫西周金文录》(2001)等书,前二书分别附有陈芳妹考订青铜粢盛器、酒器类别、器名和功用的论作。重要图籍还有李学勤的《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1995),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故宫青铜器》(2000)，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保利藏金》（1999）及其续集(2002)。

    值得特别提到的还有，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993-1998）。全书16卷，以考古发掘品为主，兼及有代表性的传世品，内容包括夏商至秦汉时期, 以及西南和北方边境地区的青铜器，还有历代的铜镜，均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精品，共计2700件。各卷由研究有素的学者负责分编，并撰写概观性专论。其中有杨育彬、杨锡璋、张长寿、陈佩芬、吴镇烽、王世民、郝本性、陶正刚、杜廼松、熊传新、李国梁、俞伟超、赵殿增、張增祺、田广金等。全书又冠以马承源的《中国青铜艺术总论》。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集成之作，是商周铜器研究的一次较好总结。马承源还主编有《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1995)，收录各地博物馆所藏青铜器的精华，资料也很丰富。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三四十年资料积累，由王世民、陈公柔、张亚初、刘雨、曹淑琴等参与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 。全书18巨册,收集商周铜器铭文近12000件。举凡宋代以前著录, 各地历年发掘出土, 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有铭铜器, 剔去伪器和重複，尽可能齐全的收录。这是目前收录资料最丰富的铜器铭文集录。原计划在拓片集之外，再汇编图像集，並已积累众多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编成。另外，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主持，在国家文物局支持和社科院考古所协助下，组织有关省市考古文博单位共同编撰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现已出版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江苏、四川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卷。01-8

    所收各地出土、收藏的大量音乐文物，商周时期的青铜乐器占较大比重，其中许多未曾见于著录。

    纵观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从零星出土铜器的简单著录，转化为进行传世品的断代，再到真正走上考古学的轨道，即以考古发掘品为主，结合传世铜器资料，进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目前，商周铜器资料已经积累得相当丰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有一定的开展。但从完善学科体系的角度考虑，深感：（1）对商周铜器考古学研究的重视还很不够，现存资料有待全面清理；（2）商代和西周铜器的研究进行较多，东周列国则亟待改善（各地资料的积累与研究既不平衡, 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嫌甚少）；（3）铜器形制和组合的研究较多，纹饰的详细分析尚少。今後，通过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和相互合作，商周铜器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02年3月初稿

2004年12月修改补充

 

 

注   释

 

① 刘昭瑞《论宋代的古器物、古文字研究》，见所著《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刊行时题为《古器物学研究议》；收入《永丰乡人稿》甲编《云窗漫稿》时，改题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

③ 1933年，胡光炜(小石)讲述、曾昭燏记录的《古文字变迁论》，在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1期发表(见《胡小石论文集》147-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也曾主张对铜器花纹与铭文作综合研究，并且提出分作“殷与周初”、“宗周中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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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东周时列国”三期的意见，与郭沫若的意见相近 (郭沫若的四期中，滥觞期当时尚无实证，实际上也是三期)。但因他们的文章流传不广，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④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报道，本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论文，有葛天民《商周器物图案汇释》一项(转引自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7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文未见发表，内容不详。

⑤ 载《全美中国艺术学会年报》第1期(Archir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张长寿将其译成中文，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525-542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⑥ 叶兹是曾昭燏留学英国时期(1935-1937年)的导师。叶兹提出与郭沫若、胡光炜接近的中国青铜器分期意见的论文和书，实得益于曾昭燏的襄助。曾女士当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持胡光炜的三期说(见《曾昭燏文集》51-18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⑦ 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包括“总论”(“发现、搜集与研究史”、“器种之命名” 、“礼器之类别与用法”三章)及“殷—春秋前期的青铜器” ；第2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第3卷《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所附数以千计的图像，包括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及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 採取类型学方法进行型、式排比，汇编为翔实的铜器器形和纹饰图谱。这是日本学者编撰的最大部头的中国青铜器著作。

⑧ 白川静的《金文通释》7卷9册，1963-1983年陆续发表，1984年正式出版。内容主要是两周铜器铭文的集释，逐器注明所知形制、纹饰、出土、收藏等情况，附以见于著录的图像。卷1-3收西周器198件(组)，卷4收东周器32件(组)，卷5为“金文学史”、“研究方法”等，卷6为“新出土资料补释(19组)”等，卷7为“索引”(语汇、人名、地名、官制身份)。

 

 

    本文出自王世民先生论文集《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