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这里所说“早期中国”是指秦汉时期以前的中国。早期中国是“一元”还是“多元”，是否存在“一体”，是一个宏大话题。“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肇始本原；“体”本意为肢体，引申为一般事物之体。因此，“一元”抑或“多元”，实际是早期中国有一个根本还是多个根本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体”，是早期中国是否为一个文化实体的问题。

　　古史传说中的中华先民，远以伏羲女娲为祖，近以轩辕黄帝为宗，基本属于“一元”“一体”“一统”。近代疑古运动兴起，古史体系几乎被摧毁，顾颉刚提出的疑古纲领就包括“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相信古史传说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学者也多放弃了“一元”“一统”说，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和徐旭生的“三大民族”或“三大集团”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20世纪前期有仰韶、龙山西东“二元”说；五六十年代有比较绝对的“中原中心”说，实质上是以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一元”说。80年代前后苏秉琦针对“中原中心”说提出“区系类型”说，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区，认为各区之间在文化内涵、发展道路和源流方面都存在差异，和他后来提倡的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互有联系。1989年费孝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影响巨大。他还曾尝试在史前时期找寻中华民族的起源，以旧石器时代多地发现古人类遗存、新石器时代有多个文化区为由，认定中华民族在源头上就是“多元”的；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说明中华民族在源头上有着“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阶段的“一体”格局比较容易理解。早在1986年，严文明就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形成了一个“重瓣花朵式”格局，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史前基础。1987年张光直提出公元前4000年以后中国各地文化相互交流而形成了一个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重瓣花朵式”格局和“中国相互作用圈”都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一体”格局的形象表达。“多元”说则值得商榷。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多个民族单位，史前的考古学文化有多个样貌，都固然是事实，但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的根本却不见得是多个。1995年石兴邦就提出“中国文化是一元而非多元，是一元多支或一元多系”。本文主要从考古学角度来论述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一、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

　　“元”既是根本，那么最根本的就应当是能够长久传承的核心思想观念以及文化基因，而非易变的物质文化。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距今8000年左右在中国大部地区已经有了共同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已形成共有的文化基因。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宇宙观，就是“天圆地方”观。距今8000年左右，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白陶祭器上面，压印有八角形复合纹饰：中央是弧边四角形，外接圆形，再外为八角星纹，最外面是多周圆形，被认为是已出现“天圆地方”宇宙观的证据。这种八角星纹后来流传到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甚至甘青地区，尤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000多年前的八角星纹“洛书玉版”最具代表性。这件玉版四周的穿孔上九下四、左右各五，发现的时候就夹在墓主人胸口位置一件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八角星纹及其周边穿孔数本身就蕴含“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空间数理之意，而夹在龟甲之间，很可能就是要以较圆圜的背甲象天、以较方平的腹甲形地，寓意“天圆地方”。

　　高庙白陶上还有一些复杂的组合图案，核心是一种“见首不见尾”的大口獠牙带双翼的“飞龙”形象，“飞龙”或者太阳被巨大的凤鸟向上托举，且常位于梯状物之间。巧合的是，在高庙大型祭坛上有4个边长1米的巨大柱洞，发掘者推测原来有过“排架式梯状建筑”，很可能和白陶上的梯状形象一样，都属于很高的“天梯”或“通天神庙”。祭坛上还有几十个埋有火烧过的动物骨骼或人骨的祭祀坑。龙、凤、日、“通天神庙”，与燔柴举火有关的祭祀坑，都说明高庙遗址有过祀天仪式，也理应存在敬天信仰。令人惊讶的是，类似高庙文化的大口獠牙的龙形象，还见于同时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辽宁阜新塔尺营子、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等遗址，而阜新查海遗址村落中央则有一条堆塑的长近20米的石龙。高庙所在的湘西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相距数千公里，却都能有如此相似的神龙形象，暗示与其相关的敬天信仰或者“天圆地方”观念，可能普遍存在于8000年前的中国大部地区。此后这种观念代有传承，祀天遗迹也时有发现。最有代表性的是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这里发现了不少祀天的圆坛或“圜丘”，其中一座圆形三圈大坛，内、外圈直径比例和《周髀算经》里《七衡图》所示的外、内衡比值完全相同，被认为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

　　上述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大墓还出有玉龟形器，有的内插玉签，被推测为数卜龟占用具。而在距今8000多年前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则随葬有内含石子的真龟甲，有的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字符，应当是更早的八卦类龟占数卜工具。以龟甲占卜可能和龟甲象征“天圆地方”有关，与龟甲经常一起出土的骨“规矩”，则可能是规划天地、观象授时的工具。与贾湖类似的字符，在渭河流域甘肃秦安大地湾和陕西临潼白家等白家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下游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上山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六画一组的八卦类卦画符号；在萧山跨湖桥遗址跨湖桥文化的角器、木器上，发现了六画一组的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这些与同时期贾湖的数卜当属一个传统。可见，龟占、数卜、规矩及其“天圆地方”观同样被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所共享。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伦理观、历史观，当指重视亲情、崇拜祖先、不忘历史的观念。这在史前时期的土葬“族葬”习俗中有集中体现。从距今1万多年前以来，中国大部地区发现的墓葬基本都是土坑竖穴墓，将祖先深埋于地下，“入土为安”，并装殓齐整，配随葬物品；有的还实行墓祭，显示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是重视亲情人伦和强调祖先崇拜的反映。尤其是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后李文化的墓葬，基本都位于居址附近，同一墓地墓葬的头向习俗大体相同，当属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结果，强调了可能有血亲关系的同族同宗之人生死相依的关系。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墓地，墓葬或分区分群，或成排成列，有一定空间秩序，体现了现实中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早期中国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形成“一元”的“敬天法祖”信仰，又分解为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这类观念信仰或文化基因，使得中国人能将自身置于天地宇宙古往今来的适当位置，存诚敬之心，有家国情怀，着意于修积德慧，而非个人至上、物欲至上。

　　二、多支文化系统与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

　　早期中国的“多支”，既表现在考古学文化的多个样貌或多个支系，也体现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多种路径或多种子模式。

　　考古学文化是“能够在考古学遗存中观察到的，存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并具有一定特征的共同体”。考古学文化属于可观察到的物质文化范畴，比较容易随时空发生变化，且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谱系。由于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因此对考古学文化演变谱系的梳理，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谱系的探索。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考古学文化面貌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现在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数以百计，对考古学文化大区或大系统的归纳有着多种方案。除苏秉琦的“六大区”说外，佟柱臣有七个文化系统中心说，严文明先是提出稻作农业、旱作农业和狩猎采集三大经济文化区，甘青、中原、山东、燕辽、江浙、长江中游六大“民族文化区”和周边地区的六个小文化区，后又提出华北鬲文化系统、东南鼎文化系统、东北罐文化系统的文化三系统说。

　　但正如安志敏所指出的那样，考古学文化的“兴起、演变、消亡以及迁徙和交流等，都在考古学遗迹中呈现出复杂的迹象”。对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的整体划分，只是根据自然环境、生业状况和部分文化要素概括的结果，不表明每个文化区真能数千年一脉相承、连续发展。要划分出更加可信的文化区或文化系统，只有在分阶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我们主要根据变化最为敏感的陶器的情况，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分别划分出若干支文化系统：距今1万多年至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有华南和长江中游南部的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钱塘江流域的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中原地区的深腹罐文化系统、海岱地区的素面釜文化系统和华北—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等五支文化系统；约距今9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有黄河和淮河上中游的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泰沂山以北地区的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等四支文化系统；约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黄河流域的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等三支文化系统。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文化交流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系统的数量逐渐减少。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道路或模式各地也有所不同。严文明就曾提出中国文明不但有多个起源中心，而且“各地方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当然就有可能不大相同”。具体来看，约距今6000年以后，中国大部地区加快文明起源的步伐，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凸现、战争频繁发生，但同时各地又表现出不同特点，我们将其归纳为“东方”“中原”和“北方”三种模式。

　　“东方模式”指面向东南沿海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葬俗表现出视死如生、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特点，物质文化很发达，社会分工明确，发展道路波澜起伏，约距今4000年后走向衰落。“北方模式”指面向西北内陆的黄河上中游大部地区，丧葬观念生死有度、重贵轻富、务实质朴，物质文化不很发达，社会分工有限，发展稳定持续。“中原模式”指豫中西、晋南、关中东部地区，总体和“北方模式”接近，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东方模式”特点。“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最后长期成为政治上中国的中心所在。李伯谦认为，“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仰韶古国得以承续发展，原因就在于其“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这是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不同模式的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有中心、多层次的一体格局

　　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都是在表达早期中国的“一体”格局。但两人的观点有一定区别：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文化互相“平等”，中原或黄河中游并无特殊地位。而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格局有主有次，“花心”就是中原，“重瓣”就是与中原分层联系的周围文化。因此，“一体”格局还涉及是否有中心的问题。根据对考古材料的梳理，我们会发现早期中国的“一体”格局实际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在绝大多数时间段存在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这个中心。

　　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虽然可分四支文化系统，但以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实力最强、位置最特殊，最容易和周围地区发生全方位交流或对周围文化产生更大影响。裴李岗文化的西向迁徙影响，使得渭河—汉水上游地区出现农业和壶、钵、罐等陶器，促成了白家文化的诞生；北向影响使得冀南地区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在本来属于筒形罐系统的磁山文化当中新见大量壶、钵等泥质陶器；东向影响导致淮河中游地区双墩文化的产生；南向也对彭头山文化有一定影响。正是在裴李岗文化的相对主导作用下，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初步交融形成“一体”格局，有了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此时在黄河中游和西辽河流域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在中国大部地区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恰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中心地位的。

　　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交界地带崛起了实力强大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和之前的半坡期相比，庙底沟类型的遗址数量激增三四倍，出现了明显的聚落分化，涌现出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出现了数百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率先迈开了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第二阶段的步伐。庙底沟类型迅速向周围强力扩张影响——其影响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和蒙古国东南部，东北达西辽河流域，东至长江下游，南至长江中游甚至洞庭湖地区，西南到四川西北部，西至陕甘甚至青海东部——造成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面貌的空前统一，导致外围地区文化格局发生重要调整，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部地区文化正式交融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一体”格局，意味着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庙底沟时代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还具有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等三层次结构：核心区的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纹彩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主体区的黄河中游地区（南侧还包括汉水上中游、淮河上游等），也就是除核心区之外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花瓣纹彩陶造型因地略异，线条稚嫩迟滞，其中偏东部彩陶多色搭配，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仰韶文化的邻境地区，时见正宗或变体花瓣纹彩陶，但主体器类都是当地传统，常见在当地器物上装饰庙底沟类型式花纹。这样的三层次结构清楚地体现了中原核心区主导下的文化整合过程，奠定了后世政治上中国畿服制分层次统治的基础。

　　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范围进一步扩大，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了多个区域中心，出现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墓葬等，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社会分工都比较显著，表明中国大部地区社会已经普遍复杂化至相当高的程度，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阶段，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但各地区之间并不平衡。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城600多万平方米，高台“宫城”30万平方米，还有大型水利工程、大型宫殿、豪华墓葬；甘肃庆阳南佐聚落面积600万平方米左右，九处夯土台围绕的核心区也有约30万平方米，还有中轴对称的大型宫殿、多重夯筑加固的大型环壕。这两个遗址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复杂的超级中心聚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明确见证。自距今4700多年前开始，黄土高原地区遗址急剧增多，北方长城沿线突然涌现出许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同时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发生突变，从此以后黄土高原地区就初步成为早期中国大部地区的中心。

　　距今41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早期，黄河流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长江中游地区，使得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区剧变为王湾三期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伐三苗”事件，随后夏王朝诞生。夏代初年的版图也就很可能不但涵盖黄河流域，还包括原“三苗”之地豫南和长江中游地区，甚至长江上游、下游和西辽河流域大部，也就基本对应《禹贡》“九州”之地。这个时期中原不但是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中心，也成为初步“大一统”的夏代“天下”之政治中心。中华文明从此进入“王国”时代或者成熟文明社会阶段。约距今3800年以后以偃师二里头为都城的晚期夏王朝阶段，以及商、周王朝时期，中原的中心地位更加稳固并长期延续。

　　四、“天下文明”模式

　　总结起来看，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也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样一个萌芽于8000年前、形成于6000年前的超稳定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也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

　　“文化上的中国”或“中华文明”有其独特性。西亚8000多年以来也有发达而颇具共性的文化，但宇宙观是“多元”的，诸城邦各为其主、各有其神，缺乏稳定的中心，苏美尔的王权只是城邦王权或者小王权，可称“城邦文明”模式。埃及自距今5000年前开始，文化高度统一，缺乏分支文化系统，法老对尼罗河广大地区拥有广幅王权或者大王权，可称“埃及文明”模式。“城邦文明”模式从根源上讲不是一种可以自然趋于“一体”或“一统”的文明模式，只能通过军事征服建立“帝国文明”，但“帝国文明”由于缺乏深层的统一基础而很容易崩溃。“埃及文明”本质上就是“一体”或“一统”程度很高的文明模式，但因缺乏分支文化系统和社会子模式的多样性而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只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文化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文明，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一元多支一体”格局和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从根本上与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广大、最深厚的黄土等土壤堆积区，大部地区尤其是黄河、长江流域位于适合种植谷物、发展农业的中纬度地区，所以8000年前就形成了具有互补性的“南稻北粟”农业体系，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根基。黄河中游地区水热条件适中能长期持续发展农业，地理位置居中便于文化的吸纳与辐射，因此才有条件成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中心。早期中国早熟而强大的农业体系，必然需要精准的农时而催生出早熟的天文学和敬天观，也必然需要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祖先崇拜，由此产生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然是“一元”而非“多元”。

（图文转自：“社会科学杂志”公众号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