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基因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已经开始孕育，成为最深远的中华文脉。这些特性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一体”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考古学依据丰富的出土资料对这一进程的最新阐释，打破了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将追溯中华文脉和解读“文明中国”的时间轴线延伸至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以世界文明的视角观察，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地域广阔、气魄恢弘。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历程中开辟的独特道路，以及在此历程中孕育的突出特性和深远文脉，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根源。

　　一万多年前，现代人已遍布世界各地，但只有少部分人群，独立开始驯化野生作物，完成农业革命，开启文明进程。距今五千多年，其中更少的人群完成伟大文明的创立。将文明与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大一统的治理体系相互融合，构建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绵延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如同少年，只有中国。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基因在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已经开始孕育，成为最深远的中华文脉，也成为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根本原因。这些特性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一体”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考古学依据丰富的出土资料对这一进程的最新阐释，打破了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将追溯中华文脉和解读“文明中国”的时间轴线延伸至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

　　万年农业起源孕育优秀文明基因

　　孕育我们文明的摇篮，山川壮丽，环境多元。中国地势如同三级巨大的阶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倚天而立，为第一级；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和湘西群山由东北绵延到西南，西为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二级；东为各大平原和丘陵组成的第三级。既以江河为经络，山脉为骨骼，浑然而为一体；又有千差万别的地理单元。既有高山、流沙阻隔，呈独立之势；又东南面向海洋、西北通达欧亚大陆腹心。中国人的祖先，钟天地之灵秀，得物华天宝，在辽阔的地理空间中，多元发展，再熔多元为一体，以成文明，以成中国。

　　万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烧制出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陶容器，开始世界最早的对稻米和粟、黍的人工栽培，以突出的创新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特殊贡献，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坚实基础，培育着以农为本的重要基因。

　　距今9000至6000年，各地区形成多元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的优秀要素在不同地区孕育、生长，焕发勃勃生机。距今8000年的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现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百余间半地穴式房屋成排布列，规划有序，最大房址占据聚落中心。距今7000年左右，覆盖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蓬勃发展。临潼姜寨遗址为揭露最完整的仰韶文化早期村落，聚落布局呈现出另一种向心模式。约120座房屋围绕中心广场分为东、南、西、西北、北五个房屋组，外围有壕沟围护。每组房屋代表一个亲属组织，整个聚落代表一个更大的亲属集团。

　　聚落模式虽然多元，但都表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滋养着亲情，培育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定居氏族组织，成为此后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基础。对家族兴旺的责任和对祖先的敬奉，也成为我们重要的文明基因，奠定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的基础。

　　为掌握农时，中国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中，以独特的智慧，思考宇宙运行、万物繁育之奥秘。距今近8000年的长江中游高庙文化精致白陶器上，出现精美繁缛的戳印图像，其最重要的主题是有巨大勾喙的神鸟。神鸟的双翅或向上扬起，或向两侧展开，有各种图案，包括有四颗獠牙的大嘴、中心有圆点或者十字的圆圈和表现四面八方的符号。我们推测，这些几何符号，代表的是位居天顶的天极，獠牙大嘴是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如此令人惊叹的白陶图像，表现的正是高庙文化时期的“天极宇宙观”， “天极宇宙观”的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辽河流域，玉器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文脉，在兴隆洼文化中初放异彩，其渊源或可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玉器种类不但有玦和坠等饰品，还出现模仿昆虫的特殊器物。美玉制作的饰物，从最初出现开始，不仅是为了美观，也会赋予佩戴者特殊能力。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墓葬随葬玉器中，一件形如柞蚕之蛹，另两件与柞蚕幼虫颇相似，可见佩戴者对昆虫蜕变和羽化之力的信仰。在仪式活动中，他们正是要凭借这样的神奇力量，羽化飞升，上天入地，沟通天地神灵。这样的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万物密切联系的原始信仰，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距今7000年后，仰韶文化的彩陶开始繁荣，图案主题最初是对鱼的写实和抽象表现，并有人面鱼身的形象，此后更出现鱼中有鸟的“鱼鸟组合”主题，表达对重生转化的思考和对万物繁育的祈愿。距今6000年后，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彩陶艺术高度发展，掀起波及各地的史前艺术浪潮。鱼鸟主题被以各种或复杂、或简化、或图案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对“天极宇宙观”的思考和对万物沟通转化的信仰中，先民们尝试以“天人合一”的理念沟通天地，协调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促进万物生长和社会繁荣，并酝酿着新的社会发展。

　　多元一体创生五千多年文明

　　距今6000至5000年期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灿烂时期。各地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形成众多“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如满天星斗，各放异彩，凸显了多元特色。

　　长江流域的凌家滩社会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社会选择“宗教取向”的发展道路。凌家滩遗址随葬品最丰富的大墓中，填土里埋有一件长72厘米、重达88千克的玉猪，为中国史前时代最大的玉雕作品。该墓共有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凌家滩玉器多具有宇宙观内涵。其中，玉版上面刻画着复杂的图案：中心双重圆圈代表圜天，中心的八角星纹代表天极，玉版方形的轮廓象征大地。

　　辽宁建平的牛河梁遗址群，为红山文化仪式活动中心。方圆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遍布祭坛和积石冢。高等级墓葬中几乎只随葬玉器，种类包括猪龙形器、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鸟、昆虫、玉人等，均具有宗教内涵。墓主人明显属于掌握宗教权力的特殊阶层。

　　很明显，“天极宇宙观”是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世俗社会的领导者同时具有最高宗教能力和权力，可以在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的通灵状态下，实现与神鸟的转化，与天极之神沟通，维护天极之稳定和宇宙秩序的正常运行。这样的宗教信仰，被以前所未有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物化”，形式包括营建大规模仪式中心，以及用玉等珍贵材质制作仪式用品。

　　黄淮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和江苏北部，被称作“海岱”地区，此时期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高等级墓葬即有超过100件随葬品，并包括大量杯、豆等食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形成规范的棺椁制度，大型墓葬多有木椁，或一棺一椁和一棺二椁。随葬品摆放的位置因此也分为棺内身边、椁内和椁外等不同空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表达礼仪的空间，表现出明确的“礼制”特征。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大汶口文化相似。

　　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也取得显著社会发展。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该地区的聚落数量和总面积急剧增长，出现超大型遗址和区域聚落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西坡遗址中心为广场，其四角各有一座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房屋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是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这些房屋的规模、装饰方式和重要位置均表明，它们不是普通人的居所，而应是举行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但西坡大型墓葬中，并无奢华随葬品。很明显，庙底沟社会继承仰韶文化早期传统，选择了注重宗族整体团结和福祉的社会发展道路。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区在社会普遍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也日趋密切。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们为了获取远方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链接各主要文化区的远距离交流网。交流内容主要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彩陶之美、美玉之灵、斧钺之威、仪式之礼，广为传播。这样的交流使各地区成为共享文化精粹的共同体，即“最初的中国”，正是此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初雏形，孕育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最初基因。中华文明汇聚“多元”为“一体”的进程由此开启。

　　距今5000多年，良渚文化在环太湖地区崛起，出现内外城面积约6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都邑、调节面积110平方千米的大型农田水利设施、被称作“王陵”的高等级墓地、标志王权和军权的豪华玉钺和蕴含“天极宇宙观”信仰的成套玉礼器，这标志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系统化宗教的形成和早期国家的建立，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良渚文化的主体人群是本地崧泽文化先民，崧泽社会采取的是世俗权力为核心的发展道路。但是良渚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明显以神权为核心。玉钺上都有典型的“神人兽面”纹饰。这样的以宗教权力为核心凝聚大规模人群和构建早期国家的方略，明显是借鉴红山文化和凌家滩社会实践的结果。良渚玉器上精细刻画的“神人兽面”图像，表现的是良渚王者在通灵状态下，与神鸟沟通结合，成为“人面神鸟”，托负猛虎形象的天极神兽，维护宇宙正常运转，这是自高庙文化时期已经出现，经红山文化和凌家滩发展成熟的、以对天极之神的崇拜和沟通为核心的宗教观念。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也是良渚宗教的重要内容。良渚文化早期的北村大墓和中期的反山大墓中都随葬有玉蝉。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良渚社会上层将原始宗教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更规范的玉器形制和玉器上更整齐划一的刻画图像，更高水平的制玉技术，以及玉礼制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大范围的广泛使用，均表明宗教观念和仪式的制度化。

　　因此，良渚文化是“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形成后的第一个灿烂结晶，是融合式发展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良渚文化在多元互动中兼收并蓄，以包容性推动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创新发展，为“最初的中国”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范例。

　　大一统理想的形成和实践催生早期王朝和“文明型国家”

　　距今4300年前后，金属冶炼技术和小麦、羊、牛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播而来，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新鲜因素。良渚文化时期渐趋成熟的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相互促进的道路被继承和发展，“钦若昊天”与“克明俊德”并重，成为各地区领导者努力探索的发展道路。

　　与文献中尧舜活动中心契合的晋南地区，陶寺文化蓬勃发展，以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为都邑，完成早期国家的构建。遗址发现确定节气的天文观测设施；大型“王墓”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以彰显包容四方的愿望和能力。《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和“光被四表”的记载，或许正是以陶寺领导者的真实政治实践为背景的追述。“最初的中国”形成之初孕育的“统一性”基因，至此发展为政治理想，并被付诸实践。

　　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很可能对应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勃兴，继续实践“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构建。夏王朝的形成，是环嵩山地区龙山社会与各地区激荡碰撞、风云际会、融合互鉴的结果。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玉器。二里头文化的典型礼器玉牙璋和陶礼器广泛传播。

　　《禹贡》的最初版本很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成为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充满包容性、和平性及人文关怀的宣传方案：无我为民、“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梳理山河，治平水患。“禹迹”所到之处，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一统有了充分理由，一统的九州由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服也成为顺理成章的政治体系。

　　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如此契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居二里头遗址宫殿中的王者，具有胸怀天下的政治理想，并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最初的中国”进入核心文化引领的新阶段，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开始深入人心。

　　夏商文化一脉相承，“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商人信仰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帝”，正是天极之神演变而来。《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以天极比喻商的都邑在天下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商人称其都邑为“中商”，将周边地区分为东、西、南、北“四土”，建立“内服”和“外服”体系，“天下政治观”被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制度。

　　距今约3100年，完成克商大业的周人，以“天”取代商人的“帝”。天按照万物至理运行，又可体察万物之情，与圣人和君主感应。天是否赋予君主治理天下的“大命”，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否有“德”，而德最核心的内容，是“保民”。正如《尚书·泰誓》宣告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闪烁着如此温暖的人文光辉的新政治思想，标志着宗教性的“天下政治观”的人文化、“天人合一”信仰的道德化。在此基础上，周人以极具创新性的宗法分封制，完成了领先于世界文明的广域多元国家的构建，奠定了绵延至今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完成了“文明型国家”的构建。

　　追溯文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考古探源清晰揭示，我们的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在距今4000年前后，由“天极宇宙观”发展出“天下政治观”，开始了对广域、多元、一统的“文明型国家”的创新性政治构想，由此激发的政治实践，充满包容性与和平性，闪耀着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家国一体、多元一统、协和万邦的中国智慧。以世界文明的视角观察，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弘，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最初的中国”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展开。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历程中开辟的独特道路，以及在此历程中孕育的突出特性和深远文脉，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根源。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出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站在新百年起点的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奋斗目标，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愿，这样的自信，正是建立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之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之上。在中国考古学的新百年的起点，广大考古工作者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的各项研究，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追溯文明根脉，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注：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0YFC15216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3]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人民论坛》2023年12月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