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都城遗址具有唯一性，它是一个时代的中心，是一个时代中最先进理念、最先进生产力、最优秀文化的物质文化建筑综合体。从20世纪初的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开始至今，中国考古人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十余处的都城遗址考古，从夏商周到宋元明清，这些都城遗址在都城考古人的努力下，逐渐从尘封的历史中走来，向我们展示着五千多年文明史长河中，都城传统文化在传承中有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发展的瑰丽画卷。

　　近年来，在许多著名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田野考古学的理念也在逐渐生发出新意。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中，作为中国考古学圣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再次榜上有名。这两处遗址之所以能够老树新花，均得益于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新意：从道路体系入手，探索都邑遗址空间布局。

　　其中，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展现出“九宫格”式宏大格局；安阳殷墟商王陵则是通过勘探，发现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进而确认围绕商王陵的隍壕。以道路为基点的空间布局考古理念成就了这两处遗址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进展，这是以上两大考古新发现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由此，我们有必要对道路考古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发挥的作用加以“复盘”，以期揭示道路考古在新时代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道路是中国古代都城营造制度中的框架性核心要素。

　　自古暨今，道路一直以来都是理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城市的道路既是城市规划和功能的需要，也是展现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这一点，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史上尤为凸显。从华夏文明最早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都城遗址都是每一个时代中最高级、最复杂的建筑群复合体，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复合体当中，道路充当着骨架和血脉的作用。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区隔需要道路，从一个建筑空间向另一个建筑空间的递进衔接也需要道路；同时，道路体系的网格化也是形塑古代都城礼仪空间的重要途径。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正是由道路的规划才塑造出都城中如宫城一样的神圣空间。二里头都邑的道路网格布局完美展现了这一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宫城居中这一文化血脉的渊源所在。

　　道路也是我们探查中国古代礼制变迁的路径之一，西汉长安城的礼制轴线在前期、后期曾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前期以霸城门至直城门的东西向轴线，发展到后期的西安门至横门的南北向轴线，南北向轴线理念的诞生直接影响了后世都城的营造思想。这一考古学研究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汉长安城道路体系的考古成果。

　　近年来，在汉魏洛阳城宫城的考古发掘中，通过铜驼街和宫城阊阖门、二号宫门、三号宫门、太极殿一系列遗址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确定了汉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至太极殿的轴线。该轴线向南沿着城内主要南北向干道——铜驼大街，直至宣阳门，成为汉魏洛阳城魏晋至北魏时期的中轴线，这一轴线开启了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宫城轴线的布局。同时，以铜驼街和阊阖门遗址以里宫门建筑塑造的礼制轴线，是对《周礼》记载“五门三朝”制度的现代考古学诠释。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这条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的城市轴线，贯穿了北京城紫禁城、天坛等皇家礼仪地标建筑。其中，道路是这条轴线的灵魂和必要元素，简单说来，道路不仅是都城营造的框架和骨干，也是研究都城礼仪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道路考古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必由之路。

　　从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之日起，以道路为方法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便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对国内诸多都城遗址的考古勘查和发掘过程中，就始终贯彻着以道路为主要方法的考古理念。

　　其中，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勘查工作也是在这样的工作理念下，很快便确定了城内四纵四横的道路网络布局。这一道路网络布局成为以后多年汉魏洛阳城考古研究的基石。王仲殊根据汉魏洛阳城考古勘察的实测图，在道路系统的网络之间确定了东汉南宫、北宫的大体位置，进而复原了东汉南宫、北宫的平面图。这一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长达数十年，可以说，如果没有考古勘查提供的道路网络，这样的复原研究根本是无从谈起的。1985年，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确定了北魏洛阳的外郭城，其后循内城城门与道路系统的线索，又发现了郭城内的道路9条大道。由此，外郭城的道路系统基本得以廓清，汉魏洛阳城城市空间布局通过道路系统的勘查从内城发展到了外郭城。中国古代都城的三重城垣布局的形制首次得以发现并确定，北魏时期洛阳城三重城垣的形制布局基本成为后世东亚都城的蓝本。宿白借由外郭城的道路线索，很快发现一些村落之间的大道、小路和其根据文献拟定的里坊的纵横界限相互重合，由此复原了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分布状况。

　　这种以考古钻探为主要手段考察古代道路的考古勘查理念，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最具特色的路径之一。刘庆柱回顾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掘工作时，重新分析了当年汉长安城的考古思路：“1961—1962年的通过对汉长安城主要道路的勘查，究明由城内主要街道分隔的11个‘区’，这成为探讨都城布局的基础。”

　　几乎与此同时，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考古勘查工作在洛河南北两岸的钻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1961年开始，洛阳工作队在洛河南北两岸进行考古勘查，在洛河南部勘查出南北向街道12条、东西向街道6条，在洛河北部相继发现南北向街道4条、东西向街道3条。由此基本确定了隋唐洛阳城洛河南、北里坊的布局，是目前为止都城里坊布局最为清晰的考古实例。

　　20世纪60年代，由徐苹芳领队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对北京城进行勘查。勘查工作中徐苹芳发现：“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然可以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并由此形成了唐宋以来若干古今重叠城市进行考古工作的基本方法，成为了“古今重叠性都城遗址”考古的典范之作。

　　从以上多个都城遗址的考古实践过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60年代初，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基本方法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形成了学术传统。关于道路系统的勘查是整个古代都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这种方法被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的考古团体运用在都城考古的探索和研究过程中，并且行之有效地为探索都城城市布局乃至宫室制度提供了空间布局蓝图，是都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必由之路。

　　第三，道路考古是适应新时代大遗址保护理念的有效手段。

　　中国古代都城遗址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明文化遗产，对于这些遗址的保护应该责无旁贷，考古工作者亦是概莫能外。虽然考古发掘在发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方面贡献突出，但考古工作者一定要意识到考古发掘也是一种破坏，我们的考古发掘要尽可能做到最小干预。道路考古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宫室建筑遗迹相比，道路遗迹属于线性遗迹，可以通过多个点位的考古发掘，然后再拼缀起来复原其路网体系，从整体架构上解决宫室建筑所处的空间，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商王陵的新发现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与之相近的实例，还有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团队提出“最小干预、微创发掘、见面即停、拼缀复原”的理念和方法。这也与近年来倡导的“精细化发掘”理念若合符节。

　　都城遗址考古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发掘一两座宫殿遗址虽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够通过道路考古从全局把握都城的空间格局和内涵，其意义就更为重大。同时，文化保护是千秋大业，中国古代的都城遗址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去发现它的过去，更有义务去保护它的今天。

　　作者：郭晓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